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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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4)

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待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20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儿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是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

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

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儿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着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待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

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儿想不通。

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绝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

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儿彩色,带来一点儿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的半年。

自己跳出来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1967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着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儿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茏”战斗队,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泉,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几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