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
眼前充满光明
1949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当时我只有38岁，还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鲜事物，并无困难。
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才，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800人。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
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
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陷入会议的漩涡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儿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须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出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我真正陷入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回顾1949年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迷惑和欺骗人民大众，最高统治者皇帝——我看首先是他们那一批专会阿谀奉承的奴才们——想方设法，编造神话，增加自己的神秘性，以利于统治。他们往往首先从统治者的躯体上做文章，说他们生得怎样怎样与普通人不同，说他们是上天派下来专门做统治者的。这样的例子极多，特别是对创业开国之主，更是如此。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以概其余。《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一个地痞流氓出身的皇帝居然也有“异相”了。
这是佛教传入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土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来了“洋法”，当时应该说是“胡法”或者“海法”。《三国演义》这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中说，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表明他有与普通人不同的贵相，这是一个开国英主不能不具备的。我们平常人只知道，猪才能“两耳垂肩”，猿猴才能“双手过膝”，世界上哪能有这样的人呢？此即所谓“贵人福相”也。后来我又在许多正史里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纪》、《晋书·武帝纪》、《陈书·高祖纪》、《陈书·宣帝纪》、《三国志·魏书·太祖纪》、《北齐书·神武纪》、《周书·文帝纪》等等中都能够找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上面提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正是印度佛教汹涌澎湃地向中国传入的时期，找影响来源，必然首先想到印度。当然，在中国古代类似的情况也是有的，但不这样集中。
印度别的宗教先不谈，只谈佛教一家。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大人物”（mahāpumsa）。“大人物”当然与平常人不同，他身体上有32“相”80种“好”，“相”和“好”都指的是特异之处。“相”，在梵文中叫laksana，“好”叫anuvyajana。一一列举，过于烦琐。只举32相（Mahā purusalak-sana）中的几相，给大家一点儿具体的印象。32相，各经排列顺序不尽相同。按照《翻译名义大集》的顺序，第一相为“首具肉髻相”，第十八相为“正立不屈手过去（膝）相”等等。再举一个“好”的例子。
第六十八“好”为“耳厚修长”等等。由此可见，刘备身上那两个特异之处，原来都来自印度佛典。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正史上许多有为的帝王都具有异相，而异相又都与佛教有关，这一点用不着再论证了。
我们常讲“文化交流”，这当然是“交流”——在这里表现为向一边流——但是是否是“文化”，颇有点儿难说。我们应当把“文化交流”的含义扩大开来看，没有必要在琐事上纠缠。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可观。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我曾在一次报告会上亲耳听到陆定一（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说到当年江西苏区的一件事。一个人在街上小便，被人抓住说：在街上小便，危害公众卫生；危害公众卫生，就是危害人民的性命；危害人民的性命，就是危害革命；危害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
陆定一是反对这样做的。可惜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于是斗争之声洋洋乎盈耳，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个电影当作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都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上钩。“修正主义”这个词，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叫真正的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根据我的回忆——这种回忆我只能说大概是正确的，细节方面难免有点儿出入——最初被选中当靶子的是两部影片：《武训传》和《早春二月》。
批判的程序就是我上面讲的那样。
电影《武训传》是赵丹主演的。这一部影片的罪名很大，很可怕。有人说，武训是封建帝王的忠实走狗，为帝王的统治当帮凶，他那一套行乞的做法，比如趴在地上让人骑在他背上，以求得几文钱来办学，等等，都是蒙蔽迷惑别人的。总之，武训的目的是想延续封建帝王的罪恶统治，罪大恶极。赵丹的演技越超绝，起的作用也就越恶劣。对于这些刀笔吏式的指摘和谴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到了后来，这种指摘和谴责竟加到了历代家喻户晓、万人争颂的清官头上，比如包拯、海瑞等等，他们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因为他们的清廉缓和了人民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也就延长了封建帝王的统治。讲“辩证法”讲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