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里堡我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认识了几个德国和奥国学者,当然都是说德语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来是德国一所大学——记得是波恩大学——的历史教授,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祖国待不下去了,被迫逃来瑞士。但是在这里无法找到一个大学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到弗里堡附近一个乡村神父家里去当保姆。这位神父脾气极怪,又极坏,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Temlp ê te(暴风雨),具体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特点:脾气一发,简直如暴风骤雨。在这样一个主人家里当保姆,会是什么滋味,一想就会明白。然而为了糊口养家,在德国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檐下,焉得不低头,也只有忍辱吞声了。教授年纪已经过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为人豪爽,充分表现出日耳曼人的特点。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共同翻译《论语》和《中庸》。他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写作计划,要写一部长达几十卷的《世界历史》,把中西各国的历史、文化等等从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上彻底地探讨一番。他研究中国的经典也是为这个庞大计划服务的。他的学风常常让我想到德国历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学科巨匠)。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他幻想过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时候说我太kritisch(批判严格),我当然也不以为忤。由此可见我们之间关系之融洽。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有下面一段话:
Prof.Kern(克恩教授)劝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认识才不久,但我们之间却发生了几乎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对他不免留恋。他也舍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当然有痛苦。不知为什么上天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
可见我同他们感情之深。他们夫妇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人。我回国后还通过几次信,后来就“世事两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激动、怀念,又是快乐,又是痛苦,简直是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几位奥国学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甫。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所谓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国很早被德国纳粹吞并,为了躲避凶焰,他们逃来瑞士,在弗里堡附近一个叫做弗鲁瓦德维尔(Froideville)的小村里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藏书相当丰富的图书馆。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来这里聚会,同时还接待外国学者,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工作。我于1945年10月23日首次见到克恩教授,是在圣·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诺伊维尔特(Neuwirth)的一次宴会上。第二次见面就是两天后在弗鲁瓦德维尔的这个研究所里。两次都见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见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沼泽。施米特曾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教过书,他好像是人类学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着作等身,对世界人类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
我同这些人来往,感觉最深刻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上帝气”,研究其他宗教,也颇能持客观态度。我认为,他们算得上学者。
由于克恩教授的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位瑞士银行家兼学者的萨拉赞(Sarasin)。他是一位亿万富翁,但是颇爱学问,对印度学尤其感兴趣,因此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使用他的图书。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克恩教授介绍我去拜访他。他住在巴塞尔,距弗里堡颇远。我辗转搭车,到了巴塞尔,克恩教授在那里等我。我们一同拜访了萨拉赞,看了看他收藏的图书。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的园地,颇为难得。他请我们喝茶,吃点心。然后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名叫热尔策(Celzer)的家里去,他请我们吃晚饭。离开他家时已经比较晚了,赶到车站,一打听,知道此时没有到弗里堡的直达车。我没有法子,随便登上了一辆车。反正瑞士是一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我初来乍到,对瑞士并不熟悉。上了车以后,我不辨南北东西。
晕头转向。车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许比白天还更要美丽,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车厢内则是灯火通明,笑语不绝。我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邻座有一位讲德语的中年男子,我连他的姓名、国籍都没有来得及询问,便热烈地交谈起来,三言两语,仿佛就成了朋友。不知怎么一来,我就讲到了弗里堡的沙利爱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这一下子仿佛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脚鸡眼,他立刻兴奋起来,自称是新教徒,对天主教破口大骂,简直是声震车顶。我什么教都不信,对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个局外人。我无从发表意见。他见我并不反对,于是更为兴奋。火车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之后,终于在弗里堡站停了车。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里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车,走到一个旅馆里,硬是要请我喝酒。
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难却,陪他喝了几杯,已经颇有醉意,脑袋里糊里糊涂地不知怎样回到了房间,纳头便睡。醒了一睁眼,“红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仿佛是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消逝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回到了圣·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间的经历,似有似无,似真似假,难道我是做了一个梦吗?
同使馆的斗争
南京政府在瑞士设有公使馆。当时最高级的驻外代表机构好像就是公使馆。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被卷入世界大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就成了欧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争取留学生回国,也就以瑞士作为集中地点。他们派来此地的外交人员级别也似乎特别高。驻瑞士使馆的武官曾一度是蒋介石手下的所谓“十三太保”之一,后来成为台湾“海军总司令”的显要人物。我们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这个公使馆。
我们于10月9日到了瑞士,当晚就坐火车赶到弗里堡。第二天又回到伯尔尼,晚上参加了使馆举行的所谓庆祝“双十节”的宴会,到的留学生相当多,济济一堂,来自欧洲的许多国家,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我在饥饿地狱里已经待了不少年头,乍吃这样精美的中国饭菜,准备狼吞虎咽,大大地干它一场。然而德国医生告诉过我,人们饿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会失掉饱的感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有不少人是这样撑死的。我记住了这些话,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然而已经解馋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