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拉杂杂地回忆了一些我学习吐火罗文的情况。我把这归之于偶然性。这是对的,但还有点儿不够全面。偶然性往往与必然性相结合。在这里有没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样,我总是学了这一种语言,而且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中国。尽管我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作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30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但是,这一种语言的研究在中国毕竟算生了根,开花结果是必然的。
一想到这一点,我对我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师的怀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现在西克教授早已离开人世,我自己也是耄耋之年了,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我的老师西克先生,我的干劲就无限腾涌。中国的吐火罗学,再扩大一点儿说,中国的印度学,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学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当然也可以说是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将肩负起繁荣这一门学问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这一点,我虽老迈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气涌上心头。
女房东
我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我不能不谈她。
我们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过安乐,也共过患难。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她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确实像我自己的母亲一样。回忆起她来,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梦。
她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妇女。我初到的时候,她大概已有50岁了,比我大二十五六岁。她没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点,相貌平平常常,衣着平平常常,谈吐平平常常,爱好平平常常,总之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处的时间越久,便越觉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
她老实,她诚恳,她善良,她和蔼,她不会吹嘘,她不会撒谎。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见与固执,但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没有什么越轨的地方;这只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绝不能相反。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设提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实际上就只有她的家庭。
中国有一句话说:妇女围着锅台转。德国没有什么锅台,只有煤气灶或电气灶。我的女房东也就是围着这样的灶转。每天一起床,先做早点,给她丈夫一份,给我一份。然后就是无尽无休地擦地板,擦楼道,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地板和楼道天天打蜡,打磨得油光锃亮。楼门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扫,而且是用肥皂水洗。德国人爱清洁,闻名全球。德文里面有一个词儿Putzteufel,指打扫房间的洁癖,或有这种洁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扫”。别的语言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当的字。我看,我的女房东,同许多德国妇女一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扫魔鬼”。
我在生活方面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来了。德国人的生活习惯同中国人不同。早晨起床后,吃早点,然后去上班;十一点左右,吃自己带去的一片黄油夹香肠或奶酪的面包;下午一点左右吃午饭。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热汤热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点左右,喝一次茶,吃点饼干之类的东西。晚上七时左右吃晚饭,泡一壶茶或者咖啡,吃凉面包,香肠,火腿,干奶酪等等。我是一个年轻的穷学生,一无时间,二无钱来摆这个谱。我还是中国的老习惯,一日三餐。早点在家里吃,一壶茶,两片面包。午饭在外面馆子里或学生食堂里吃,都是热东西。晚上回家,女房东把她们中午吃的热餐给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热汤热菜,同德国人不一样。这基本上是中国的办法。这都是女房东在了解了中国人的吃饭习惯之后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回到家来,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饭,心里当然是美滋滋的。对女房东这一番情意,我是由衷感激的。
晚饭以后,我就在家里工作。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女房东进屋来,把我的被子铺好,把被罩拿下来,放到沙发上。这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自己尽可以做;但是,女房东却非做不可,当年她儿子住这一间屋子时,她就是天天这样做的。铺好床以后,她就站在那里,同我闲聊。她把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都向我“汇报”。她见了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碰到了什么事情,到过什么地方,一一细说,有时还绘声绘形,说得眉飞色舞。我无话可答,只能洗耳恭听。她的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初到德国时,听说德语的能力都不强。每天晚上上半小时的“听力课”,对我大有帮助。我的女房东实际上成了我的不收费的义务教员。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她也永远不会懂的。“汇报”完了以后,照例说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说同样的话,然后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把皮鞋放在门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这一天的活动就算结束了,上床睡觉。
其余许多杂活,比如说洗衣服,洗床单,准备洗澡水,等等,无不由女房东去干。德国被子是鸭绒的,鸭绒没有被固定起来,在被套里面享有绝对的自由活动的权利。我初到德国时,很不习惯,睡下以后,在梦中翻两次身,鸭绒就都活动到被套的一边去,这里绒毛堆积如山,而另一边则只剩下两层薄布,当然就不能御寒,我往往被冻醒。我向女房东一讲,她笑得眼睛里直流泪。她于是细心教我使用鸭绒被的方法。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她的照顾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来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实,一个独生子不在家,老夫妇俩对儿子爱如掌上明珠。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老头月月购买哥廷根的面包和香肠,打起包裹,送到邮局,寄给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书的儿子。老头腿有点儿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灵便;虽然拿着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辞辛苦,月月如此。后来老夫妇俩出去度假,顺便去看儿子。到儿子的住处大学生宿舍里去,一瞥间,他们看到老头千辛万苦寄来的面包和香肠,却发了霉,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老头怎样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后,在晚上向我“汇报”时,絮絮叨叨地讲到这件事,说她大为吃惊。但是,奇怪的是,老头还是照样拖着两条沉重的腿,把面包和香肠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东西方却不大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东可以为证。我并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化为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房东儿子的做法不也是有点儿过分了吗?
女房东心里也是有不平的。
儿子结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个小孙女。有一次,全家回家来探望父母;儿媳长得非常漂亮,衣着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东对她好像并不热情,对小孙女也并不宠爱。儿媳是年轻人;对好多事情有点儿马大哈,从中也可以看出德国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有一天,儿媳使用手纸过多,把马桶给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满意,拉着我到卫生间指给我看,脸上露出了许多怪物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有憎怨。此事她当然不能对儿子讲,连丈夫大概也没有敢讲,茫茫宇宙间她只有对我一个人诉说不平了。
女房东也是有偏见的。
关于戴帽子的偏见,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她的偏见不只限于这一点,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见。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稣教,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刻骨的仇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有宗教偏见。这种偏见比任何其他偏见都更偏见。欧洲耶稣基督教新旧两派之间的偏见,也是异常突出的。我的女房东没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见也因而更固执。但她偏偏碰到一个天主教的好人。女房东每个月要雇人洗一次衣服、床单等等,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天主教的老处女,年纪比女房东还要大,总有六十多岁了。她没有财产,没有职业,就靠帮人洗衣服为生;人非常老实,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维持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给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在虚无缥缈的天堂里占一个角落吧。女房东经常对我说:“特雷莎(Therese)忠诚得像黄金一样。”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诚归忠诚,一提到宗教,女房东就愤愤不平,晚上向我“汇报”时,对她也时有微词,具体的例子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的女房东就是这样一个有不平,有偏见,有自己的与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国家大局无关的小忧愁小烦恼,有这样那样特点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厚道,不会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颇为坎坷的,走的并非都是阳关大道。据她自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人家里普遍都有金子,她家里也一样。大战一结束,德国发了疯似的通货膨胀,把她那一点点黄金都膨胀光了,成了“无金阶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只是靠工资过日子。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从来不赞扬希特勒,当然更不懂去反对他。由于种族偏见,犹太人她是反对的,但也说不上是“积极分子”,只是随大流而已。她在乡下没有关系户,食品同我一样短缺。在大战中间,她丈夫饿得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终于离开了人世。老两口一生和睦相处。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俩拌过嘴,吵过架。老头一死,只剩下她孤零一人。儿子极少回来,屋子里空荡荡的。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从表面上来看,她只能同我这一个异邦的青年相依为命了。
战争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但食品短缺,连燃料也无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顺民情,决定让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树木。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德国人办事之细致、之有条不紊、之遵守法纪。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的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女房东家里没有劳动力,我自然当仁不让,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树,运下山来,运到一个木匠家里,用机器截成短段,然后运回家来,贮存在地下室里,供取暖之用。由于那一个木匠态度非常坏,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过后到我家来,表示歉意。我觉得,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东是一个平常人,当然不能免俗。当年德国社会中非常重视学衔,说话必须称呼对方的头衔。对方是教授,必须呼之为“教授先生”;对方是博士,必须呼之为“博士先生”。不这样,就显得有点儿不礼貌。女房东当然不会例外。我通过了博士口试以后,当天晚上“汇报”时,她突然笑着问我:“我从今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惊。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连忙说:“完全没有必要!”她也不再坚持,仍然照旧叫我“季先生!”我称她为:“欧朴尔太太!”相安无事。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这些回忆是写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离开德国以后,在瑞士停留期间,我曾给女房东写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在北平,我费了千辛万苦,弄到了一罐美国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嗜咖啡若命。我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期望它能越过千山万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让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儿喜悦。我不记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20世纪50年代,“海外关系”成了十分危险的东西。我再也不敢写信给她,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正如杜甫所说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1983年,在离开哥廷根将近四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特意挤出时间,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洁如故,40年漫长岁月的痕迹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走上三楼,我的住房门外的铜牌上已经换了名字。我也无从打听女房东的下落,她恐怕早已离开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静卧在公墓的一个角落里。我回首前尘,百感交集。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虔心祷祝她那在天之灵——如果有的话——永远安息。
反希特勒的人们
出国前夕,清华的一位老师告诫我说,德国是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一定要谨言慎行。对政治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忆念不忘。
到了德国以后,排犹高潮已经接近尾声。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看不出压迫老百姓的情况。舆论当然是统一的,“万众一心”。这不一定就是钳制的结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拥护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涂地拥护这一套,总之是拥护的。我上面曾经说到,我认识一个德国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话恐怕是出自内心的。但是不见得人人都是如此。至于德国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这局外人就无从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