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怀乡之情并不是由于受了德国方面的什么刺激而产生的。正相反,看了德国人沉着冷静的神态,使我颇感到安慰。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不出什么紧张。比如说,就拿轰炸来说吧。我原以为,轰炸到了铺地毯的程度,已经是无以复加矣。然而不然。原来还有更高的层次。最初,敌机飞临德国上空时,总要拉响警笛的。警笛也有不同的层次,以敌机距离本城的远近来划分。敌机一飞走,警报立即解除。我们都绝对要听从警笛的指挥,不敢稍有违反。在这里也表现出德国人遵守纪律、热爱秩序的特点。但是,到了后来,东线战争毫无进展,德国从四面受到包围。防空能力一度吹嘘得像神话一般,现在则完全垮了台。敌机随时可以飞临上空,也不论白天和夜晚,愿意投弹则投弹;不愿意投弹,则以机关枪向地面扫射。警笛无法拉响,警报无法发出。因为一天24小时,时时刻刻都在警报中,警笛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到了此时,我们出门,先抬头看一看天空,天上有飞机,则到街道旁边的房檐下躲一躲。飞机一过,立即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常常听人说,什么地方的村庄和牛被敌机上的机关枪扫射了,子弹比平常的枪弹要大得多。听到这些消息,再加上空中的机声,人们丝毫也不紧张,都有点儿处之泰然了。
再拿食品来说吧。日益短缺,这自在意料之中,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德国人,他们也是处之泰然的,不但没有怪话,而且有时还颇有些幽默感。我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家在吃饭。舅舅用叉子叉着一块兔子肉,嘴里连声称赞:“真好吃呀!”而坐在对面的小外甥,则低头垂泪。这兔子显然是小孩豢养大的。从城里来的舅舅只知道肉好吃,全然不理解小孩的心情。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严肃、认真、淳朴,他们的彻底性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似乎不像英国人那样欣赏幽默。然而在食品缺乏到可怕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居然并不缺少幽默。我提到的这一幅漫画不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吗?
德国人这种对待轰炸和饥饿的超然泰然的态度,当然会感染我。但是我身处异域,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有千山万水之遥。比起德国人祖国和亲人就在眼前,当然感受完全不同。我是一个“老外”,是在异域受“洋罪”。
自己的一些牢骚,一些想法,平常日子无法宣泄,自然而然地就在梦中表现出来。我不是庄子所谓的“至人无梦”的“至人”,我的梦非常多。我的一些希望在梦中肆无忌惮地得到了满足。我梦的最多的是祖国的食品。我这个人素无大志,在食品方面亦然。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什么燕窝、鱼翅、猴头、熊掌,这些东西本来就与我缘分不大。我做梦梦到最多的是吃炒花生米和锅饼(北京人叫“锅盔”)。这都是我小时候常吃而直到今天耄耋之年仍然经常吃的东西。每天平旦醒来,想到梦中吃的东西,怀乡之情如大海怒涛,奔腾汹涌,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
此时,大学的情况,也真让人触目伤心。大战爆发以后,有几年的时间,男生几乎都被征从军,只剩下了女生,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哥廷根大学变成了一个女子大学。无论走进哪一间教室或实验室,都是粉白黛绿,群雌粥粥,仿佛到了女儿国一般。等到战争越过了最高峰逐渐走向结束的时候,从东部俄国前线上送回来了大量的德国伤兵,一部分就来到了哥廷根。这时候,在大街上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的,除了女生以外,就是缺胳膊断腿的拄着双拐或单拐、甚至乘坐轮椅的伤残大学生。在上课的大楼中,在洁净明亮的走廊上,拐杖触地的清脆声,处处可闻。这种声音回荡在粉白黛绿之间,让人听了,不知应当作何感想。德国的大音乐家还没有哪一个谱过拐声交响乐。我这个外乡人听了,真是欲哭无泪。
同德国伤兵差不多同时涌进哥廷根城的是苏联、波兰、法国等国的俘虏,人数也是很多的。既然是俘虏,最初当然由德国人看管。后来大概是由于俘虏太多,而派来看管的德国男人则又太少了,我看到好多俘虏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闲逛。我也曾在郊外农田里碰到过苏联俘虏,没有看管人员,他们就带了锅,在农田里把挖掘剩下的土豆挖出来,就地解决,找一些树枝,在锅里一煮,就狼吞虎咽地吃开了。他们显然是饿得够呛的。俘虏中是有等级的,苏联和法国俘虏级别似乎高一点儿,而波兰的战俘和平民,在法西斯眼中是亡国之民,受到严重的侮辱性的歧视,每个人衣襟上必须缝上一个写着P字的布条,有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让人一看就能够分别。法显《佛国记》中说是“击木以自异”,在现代德国是“挂条以自异”。有一天,我忽然在一个我每天必须走过的菜园子里,看到一个襟缝P字的波兰少女在那里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非常像八九年前我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难道真会是她吗?我不敢贸然搭话。从此我每天必然看到她在菜地里忙活。“同是天涯沦落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我心里痛苦万端,又是欲哭无泪。经过长期酝酿,我写成了那一篇《Wala》,表达了我的沉痛心情。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
此时,我同家里早已断了书信。祖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也几乎完全不清楚。偶尔从德国方面听到一点儿消息,由于日本是德国的盟国,也全是谎言。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
我特别经常想到母亲。初到哥廷根时思念母亲的情景,上面已经谈过了。当我同祖国和家庭完全断掉联系的时候,我思母之情日益剧烈。母亲入梦,司空见惯。但可恨的是,即使在梦中看到母亲的面影,也总是模模糊糊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母亲一生没照过一张相片。我脑海里那一点儿母亲的影子,是我在十几岁时离开她用眼睛摄取的,是极其不可靠的。可怜我这个失母的孤儿,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老天爷不是对我太残酷了吗?
德国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儿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愤怒地说道:“Das ist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我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见到他的老伴,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儿,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之八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抑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