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我到哥廷根后不久,章用就带我来看过哈隆。在过去两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约长20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韦伯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来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着名的《牛津英国诗选》。
这一部《诗选》有点儿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Otto·von·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儿,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儿针线活,或看点儿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
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心内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儿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着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儿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后来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到战火蔓延之广,双方搏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财产损失之重,我总想象,这样大的大事开始时一定是惊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达十八层地狱,无不震动,无不惊恐,才合乎情理。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戏,开端竟是这样平淡无奇。事后追思,真颇有点儿失望不过瘾的感觉了。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
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到了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东战线的消息,一点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军不十分得手。”隐含幸灾乐祸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了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着《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min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吕德斯(H.Lü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Mahā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
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一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我也照常上课,这些课也都是顺利的。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章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姓叶的留学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1940年,已经基本写好。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西克也对我加以指导。
他回家休假,我就把论文送给他看。我自己不会打字,帮我打字的是迈耶(Meyer)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梵文字母拉丁文转写,符号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须坐在旁边,才不致出错。9月13日,论文打完。事前已经得到瓦尔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Deichgr ber)教授。德国规矩,院长安排口试的日期,而院长则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戴希格雷贝尔是希腊文、拉丁文教授,是刚被提升为正教授的。按规矩本应该三个系同时口试。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尔(Roeder)却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试时,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英文以后再补。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晨5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7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9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10点多开始口试。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 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当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我还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12点下来,心里极难过。此时,及格不及格倒不成问题了。
我考试考了一辈子,没想到在这最后一次考试时,自己竟会这样慌张。
第二天的日记: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
7点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按:指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他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hdologie)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10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