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牛排,我们虽然没有吃到,却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忽然从餐车里走出来了一个俄国女餐车服务员,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头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顶几乎触到车厢的天花板,却足蹬高跟鞋,满面春风,而又威风凛凛,得得地走了过来,宛如一个大将军,八面威风。右手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让人馋涎欲滴。但是,一问价钱,却吓人一跳;每块三美元。我们这个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颐的。这位女“大将军”,托着盘子,走了一趟,又原盘托回。她是不是鄙视我们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呢?她是不是会在心里想:你们这些人个个赛过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啬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这一阵香风过后,我们的肚子确已饿了,赶快拿出篮子,大啃其“裂巴”。
我们吃的问题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想了解俄国人怎样吃饭吗?他们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绝不会从中国的哈尔滨带一篮子食品来,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面提到过,我们中国学生的两间车厢里,有两个铺位不属于我们,而是经常换人。有一天进来一个红军军官,我们不懂苏联军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么爵位。可是他颇为和蔼可亲,一走进车厢,用蓝色的眼睛环视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也报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只能打手势来说话。他从怀里拿出来一个身份证之类的小本子,里面有他的相片,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个证丢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作杀头状,那就是要杀头的。这个小本子神通广大。每到一个大站,他就拿着它走下车去,到什么地方领到一份“裂巴”,还有奶油、奶酪、香肠之类的东西,走回车厢,大嚼一顿。红军的供给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车上的吃喝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万里长途,车外风光变化不算太大。一般都只有大森林,郁郁葱葱,好像是无边无际。林中的产品大概是非常丰富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森林深处的车站下了车,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个苏联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来兜售,松果实在大得令人吃惊,非常可爱。平生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抵抗不住诱惑,拿出了五角美元,买了一个。这是我在西伯利亚唯一的一次买东西,是无法忘记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还有大草原,不过似乎不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加尔湖。我们的火车绕行了这个湖的一多半,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山洞一个接一个,不知道究竟钻过几个山洞。山上丛林密布,一翠到顶。铁路就修在岸边上,从火车上俯视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绿,靠岸处清可见底,渐到湖心,则转成深绿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面深不可测。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闭眼睛,就能见到。
就这样,我们在车上,既有困难,又有乐趣,一转眼,就过去了八天,于9月14日晚间,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
莫斯科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颇具神秘色彩,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向往的地方。我也颇感兴趣。
任何行车时间表上,也都没有在这里停车两天的规定。然而根据以前的旅行者说,列车到了莫斯科,总用种种借口,停上一天。我想,原因是十分明显的。苏联当局想让我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风采,沾一点儿社会主义的甘露,给我们洗一洗脑筋,让我们在大吃一惊之余,转变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在灰色上涂上一点儿红。
对我们青年来说,赤都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个人心里却有一点儿矛盾。我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很不理解。现在我自己到了苏联的首都,由于沿途的经历并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如今要我们在赤都留上一天看一看,那就看一看吧。
火车一停,路局就宣布停车一天,修理车辆。接着来了一位女导游员,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非常华贵、时髦,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我确实大吃一惊。当时还没有“极左”这个词儿,我的思想却是极“左”的。我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眼前这一位“普罗”,同资产阶级贵小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她的灵魂也可能是红色的,但那我看不见。我看见的却让我大惑不解,惘惘然看着这位搔首弄姿的俄国女郎。
我们这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去观光。导游小姐用英文讲解。车子走到一个什么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这很好,难道说不好吗?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导游又冷漠地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房子将被拆掉,盖成新楼。这仍然很好,难道说不好吗?但是,接着到了第三个地方、第四个地方,导游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我们一座新楼也没有看到,只是学了一下苏联的五年计划。我疑团满腹:哪怕是给我们看一座新楼呢,这样不是会更好吗?难道这就叫社会主义吗?
这一位导游女郎最后把我们带到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大楼里面。据说这是十月革命前一位沙皇大臣的官邸,现在是国家旅游总局的招待所。大理石铺地,大理石砌墙,大理石柱子,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天花板上悬挂的玻璃大吊灯,至少有十米长。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世界。这里的工作人员,年轻貌美的女郎居多数,个个唇红齿白,十指纤纤,指尖上闪着红光;个个珠光宝气,气度非凡。我刚从荒寒的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的影子,还留在脑海中,一旦置身此地,不但像神话世界,简直像太虚幻境了。
其他旅客,有的留在这里吃午饭,花费美元,毫无可疑。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应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位清华同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里去吃饭。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口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到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
饭后算账,共付300卢布,约200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我们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可惜以后,由于风云屡变,我竟没有同他再联系。他还活在人间吗?时间已经逝去半个多世纪,我现在虔心为他祝福!
晚上,我们又回到火车上。同车的外国旅客又聚会了。那一位在火车上索要“开开水”的老太太,还有那一位在满洲里海关上劝我忍耐的老头,都回来了。我问老头,他们在哪里吃的午饭?老头向我狡猾地挤了一挤眼睛,告诉我,他们吃了一顿非常精美而又非常便宜的饭。他看到我大惑不解的神情,低声对我说:他们在哈尔滨时已经在黑市上,用美元换了卢布,同官价相差十几倍。在莫斯科,他们也有路子,能够用美元在黑市上换卢布。
因此他们只需花上八个美元,便可以美美地“嘬”上一顿。我恍然大悟:这些人都是旅行的老油子,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然而,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那里依然黑市猖獗,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
一宿无话,夜里不知是在什么时候,火车又开动了。第二天下午,到了苏联与波兰接界的地方,叫斯托尔扑塞(Stolpce),在这里换乘波兰车。
晚上过波兰华沙。14日晨4时进入德国境内。
在波兰境内行驶时,上下车的当然都是波兰人。这些人同俄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衣着比较华丽,态度比较活泼,而且有相当高的外语水平,很多人除了本国话以外,能讲俄语和德语,少数人能讲一点英语。这样一来,我们跟谁都能“明白”了,用不着再像在苏联一样,用手势来说话了。霎时间,车厢里就热闹了起来。波兰人显然对中国人也感兴趣。我们就乱七八糟地用德语和英语交谈起来。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一个年纪很轻的波兰女孩子悄没声地走进了车厢;圆圆的脸庞,两只圆圆的眼睛,晶莹澄澈,天真无邪,环顾了一下四周,找了一个座位,坦然地坐了下来。我们几个中国学生都觉得很有趣,便搭讪着用英语同她交谈。没想到,她竟然也会说英语,而且大大方方地回答我们的提问,一点扭捏的态度也没有。我们问她的名字。
她说,叫Wala。这有点像中文里面的“哇啦”。同行的谢家泽立刻大笑起来,嘴里“哇啦!哇啦”不止。小女孩子显然有点摸不着头脑,圆睁双目,瞪着小谢,脸上惊疑不定。后来我们越谈越热闹,小小的车厢里,充满了笑语声。
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看了看小女孩子,对我撇了撇嘴,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我大惑不解,我也没有看出,这个小女孩子身上究竟有什么值得鄙夷的地方。这一下子轮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小女孩子和其他中国学生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中年人的撇嘴,依然谈笑不辍。这时车厢里更加热闹了。颇有点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履舄交错”的样子。我不记得,小女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车厢。萍水相逢,转瞬永别。这是在人生中时刻都能遇到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同这个波兰小女孩子的萍水相逢,我却怎么也不能忘怀,十年以后,我终于写成了一篇散文《Wala》。
早晨八时,火车到了德国首都柏林。长达十日的长途火车旅行就在这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