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绝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
条件并不理想,120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800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儿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儿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绝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我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儿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儿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绝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挤血相视。”
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儿。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
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我先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只有北平有可能,济南是不行的。
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立即赶赴清华园,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了一个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几级的清华老毕业生,他是什么地方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夜半联床,娓娓对谈。他再三劝我,到德国后学保险。将来回国,饭碗绝不成问题,也许还是一只金饭碗。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但却同我的愿望完全相违。我虽向无大志,可是对做官、经商,却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对这位老学长的盛意,我只有心领了。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
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离开这里不远就是那一间临湖大厅,“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后面。这个厅很大,里面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幽静得很。几年前,我有时候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几个好友,到这里来闲谈。我们都还年轻,有点儿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话海阔天空,旁若无人。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当时意见截然分成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争吵了个不亦乐乎。我们这种侃大山,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有结论。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今天我一个人来到这间大厅里,睹物思人,又不禁有点儿伤感了。
在这期间,我有的是空闲。我曾拜见了几位老师。首先是冯友兰先生,据说同德国方面签订合同,就是由于他的斡旋。其次是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他恳切劝我说,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烦。我感谢师长的叮嘱。我也拜见了闻一多先生。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不幸的是,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我回国时,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他是一位我异常景仰的诗人和学者。当时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但是他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中。
有一个晚上,吃过晚饭,孤身无聊,信步走出工字厅,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于时新月当空,万籁无声。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加圆明皎洁。在月光下,荷叶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变成了灰蒙蒙的一个颜色。但是缕缕荷香直逼鼻管,使我仿佛能看到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荷叶丛中闪熠着点点的火花,是早出的萤火虫。小小的火点动荡不定,忽隐忽现,仿佛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个大火点儿,争光比辉。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
但是,我到北平来是想办事儿的,不是来做梦的。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我同乔冠华就联袂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个领馆去请求签证。手续绝没有现在这样复杂,领事馆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员,只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含笑握手,并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的出国手续就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
回到北平以后,几个朋友在北海公园为我饯行,记得有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我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各极其妙,同那天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真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玩了整整一天,尽欢而散。
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到了应该启程的日子。8月31日,朋友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老车站。当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嘱。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满洲”车上
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但是有麻烦,有困难,有疑问,有危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有危险。过了“满洲国”,就是苏联,这里有疑问。我们一心想出国,必须面对这些危险和疑问,义无反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仿佛成了那样的英雄了。
车到了山海关,要进入“满洲国”了。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车办理入“国”的手续。无非是填几张表格,这对我们并无困难。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我们真有点舍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须缴纳,这个“买路钱”是省不得的。我们万般无奈,掏出三块大洋,递了上去,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
幸而没有出麻烦,我们顺利过了“关”,又登上车。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个个谨慎小心,说话细声细气。到了夜里,我们没有注意,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我们每四个人一间的车厢,穿着长筒马靴,英俊精神,给人一个颇为善良的印象,年纪约摸二十五六岁,比我们略大一点。他向我们点头微笑,我们也报以微笑,以示友好。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上。
我们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警惕,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旅客而已。
我们睡下以后,车厢里寂静下来,只听到火车奔驰的声音。车外是满洲大平原,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直奔,过山,过水……”我正蒙眬欲睡,忽然上铺发出了声音:“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北平。”
“现在到哪里去?”
“德国。”
“去干嘛?”
“留学。”
一阵沉默。我以为天下大定了。头顶上忽然又响起了声音,而且一个满头黑发的年轻的头从上铺垂了下来。
“你觉得满洲国怎么样?”
“我初来乍到,说不出什么意见。”
又一阵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国人?”
“看不出来。”
“你听我说话像哪一国人?”
“你中国话说得蛮好,只能是中国人。”
“你没听出我说话中有什么口音吗?”
“听不出来。”
“是否有点儿朝鲜味?”
“不知道。”
“我的国籍在今天这个地方无法告诉。”
“那没有关系。”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国籍了,同时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满洲国’的关系了。”
我立刻警惕起来:“我不知道。”
“你谈谈对‘满洲国’的印象,好吗?”
“我初来乍到,实在说不出来。”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到车下轮声震耳。我听到头顶上一阵声响,年轻的头缩回去了,微微地叹息了一声,然后真正天下太平,我也真正进入了睡乡。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尔滨,我们都下了车。那个年轻人也下了车,临行时还对我点头微笑。但是,等我们办完了手续,要离开车站时,我抬头瞥见他穿着笔挺的警服,从警察局里走了出来,仍然是那一双长筒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夜里车厢里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头充满了后怕。如果我不够警惕顺嘴发表了什么意见,其结果将会是怎样?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满洲国”!这就是“满洲国”!
在哈尔滨
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必须照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来。第一个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所谓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其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我久闻白俄大名,现在才在哈尔滨见到。心里觉得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