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广泛流行的各种信仰和由于移民、军事上的征服，最后由于秦、汉王朝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神秘莫测的迷信。秦民从西北来，随着他们的向东移动，带来了他们的原始崇拜和畤，当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时，这种崇拜就成为帝国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宗教信仰之一是崇拜一块肝形的石头或者是化石，名为“陈宝”，他们认为这块石头是秦民的守护女神神雉转变而成的。她是专门负责一切军事行动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神。每隔二三年，她的配偶神，也是一只雉，会到她的畤里与她相会。他的到来常会有一种红色和黄色的奇异光彩出现，约有四十～五十英尺长，同时伴随有附近所有的雉和公鸡的叫声。如遇到这种情况出现，帝国的僧侣们，就要用羊、猪、牛各一头作为祭品向畤献祭，并作为重要新闻，派专使、备驿马飞驰京城向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皇帝报告。据当时着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死于公元前6年）的记载，这种闻名的神雉对已化为石头的配偶的拜访的正式记录，在公元前206~前31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一次。就这样，再加上秦民的另外一些带神秘色彩的崇拜，相继构成为秦、汉两代的国教部分，而以汉武帝在位期间特别盛行。
到公元前31年才废除；但对这一废止持反对态度的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致在第二年由王太后下特别敕令重新恢复。
这种原始崇拜，在构成帝国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
居住在山东东部沿海的齐民崇拜他们的“八神”，这也是武帝在位时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东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称为“天主”。这一名称后来为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所用，译为“上帝”。
从此，罗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闻名。后来罗马教廷发现这一命名源于一个低级的异教，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争辩，部分地促进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衰落。这则故事出在勃朗宁的长诗《环与书》中着名的一节中。
居住在齐、燕（现在的山东和河北）沿海居民的丰富的想像力对中国的宗教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相信世上有神仙存在，神仙们在海上的三座神山或称为海岛上居住。他们相信这些岛上所有的鸟兽都是白色的；神仙居住的房子用白银建成并以黄金为大门，在那里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据说曾有人去这些岛屿上寻仙，神仙出现在那些具有彻底献身精神并有所准备的人们面前。在汉以前有许多统治者曾派人到这些圣地去寻找仙踪。秦始皇是一个虔诚的信奉者，并数次派出由童男童女组成的探险队去海上寻求神仙和神秘的长寿秘方。汉武帝决意要完成秦始皇没有办到的这件事。在他长达五十年的统治期间，他不断地赞助这个和那个炼丹术士或方士，希望有朝一日神仙会有幸给予他一次会晤的机会，并赠给他长生不老丹方。
这不过是无数迷信传说中的很少几个和帝国的实施常例。当汉高祖得意洋洋地进入秦国都城时，他颁布一项文告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几年以后（公元前200年），汉王朝完成统一大业，长安城成为新建帝国的都城。所有各民族和地方宗教及祭祀仪式在都城中都能充分体现，各种教派在都城中都有各自的寺庙、僧侣和祭祀仪式。梁巫代表今属四川西部居民的教派；晋巫代表今属山西的部族；秦巫代表今属陕西及其以西的部族；荆巫代表汉水、长江流域的部族。当汉武帝征服了今属广东的部族后，粤巫也加入了都城中无数部族和地方神职的行列，容许礼拜他们自己的神灵，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奇特方式进行鸡卜，就是用雏鸡的骨头占卜。
帝国由多民族组成，使京城里有这么众多部族和地方的宗教教派及迷信活动，这些都成了国教中的组成部分，全归祠官管辖。迷信的朝廷和百姓杂乱无章地崇拜着其中的任何一个寺院庙宇，幻想着祝祷着神灵能保佑他们。
如上所述，汉代的缔造者们出身十分寒微，一般地说，天然受制于各种形式的迷信，不过仍有显着的例外。如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太后及他们的儿子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时的状况就不是一样。但总的来说，朝廷和皇族都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人，是他们使大量的原始崇拜提高了声望，因为在他们取得显赫地位以前曾经利用过这些东西。在这些普遍流行的迷信崇拜中最显着的例子是礼拜长安城的“神君”。
长安附近有一位年轻妇女因难产死去。据说她的鬼魂常常出现并与她的妯娌谈话。这位妯娌开始在他们的屋子里礼拜她。很快这里成了轻信的老百姓们朝圣礼拜的中心。鬼魂通过其中的一名妇女说话，这名妇女就成了所谓代神传谕的巫师。凑巧在众多的神君崇拜者中有一名地位低微的妇女，她的女儿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被带进了皇宫，成了太子最宠爱的嫔妃，并生了一个儿子。太子即位以后，这名逃出来的妇女成了皇后。这是公元前一五一年的事。十年以后，她的儿子当上了皇帝，就是汉武帝。武帝为他出身微贱的母亲赐上平原君的封号。她的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得以封侯。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上了帝国的丞相。像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突如其来地使家庭交上了好运的事，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由于受到了代神传谕的女巫的祝福。这种代神传谕的女巫是由汉武帝祖母、她的虔诚信奉的娘家介绍到宫中来的。就这样，神君成了皇帝虔诚崇拜的偶像，专设两处宫殿作为供奉神君的神殿。公元前一一八年，皇帝出巡寻求新的拜神殿时，又出现了新的显圣方法。皇帝感到不舒服，所有的男女神巫和方士都无法为他祛除病痛。于是，派遣使者去向神君求教。神君答称：“转告皇帝，不必为他的病痛焦虑；转告他，病稍愈，请到甘泉来与我相会。”皇帝的病真的好了，赶紧去甘泉，在那里大摆酒宴，向神君表示敬意，并宣布大赦天下。
上述事例都发生在皇帝提倡以儒教作为帝国的正统国教教旨以前。
这是一个崇尚巫术、炼丹术和信奉神仙的时代，汉武帝对这些都深信不疑。他在位期间，许多方士被捧到具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地位，当然，这就成为一股促使人们去研究探索各种神秘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司马迁对此有如下一段记载：公元前一一○年，武帝出巡到齐地沿海祭祀八神。至少有一万人请求皇帝赐给一次机会，试一下他们崇拜和炼就的新的神奇秘方。
在所有的方士中最走运的要数栾大，他巧言令色，敢说大话，说服了轻信的皇帝。他说他的奇妙无比的方法不仅能点石成金，能使神仙降临并得到长生不老药，而且可以阻止黄河洪水泛滥，而这正是政府多年来感到棘手难办的问题。他略施富于幻术魔力的小计，就使皇帝十分信服，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接连获得另外三个头衔奇怪的官职；不久又封他为乐通侯，赐给他一座宫殿似的豪华府第，拥有千余奴仆和一套皇帝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精美的帷帐家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把自己的大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赐给黄金万斤作为卫长公主的嫁妆。皇帝经常亲临栾的府第；每天派人送去新的礼物，礼物摆满了从宫中到他的府第的街道上。不久皇帝又赐给他一方新的上面刻有“天道将军”的玉印，专派一名穿着羽衣的特使送去授予他的女婿，象征着神仙飞向天国，天道将军也穿上白色羽衣庄严地接受了玉印。几个月内他接连接受了六个最高荣誉的官印，使当时的儒家学者们感到极度的钦羡和嫉妒。栾大的奇丹妙方没有一个证明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一二年，他的欺骗行为终于全部暴露，皇帝一怒就把他处死了。
有着皇帝的女媚、乐通侯、乐通将军等等头衔的栾大，他的虔诚的保护人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把儒教捧为正统国教的统治者汉武帝本人。
这就是那一时代的宗教和思想背景。神畤寺庙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豪华奢侈。公元前三十一年，据丞相上奏，在长安城内有六百八十三座寺庙，寺庙里面都配备有官方供养的僧侣负责管理前来朝拜的信徒，其中，有四百七十五座寺庙在当年就被废除了，但这些被废停止的寺庙似乎很快又恢复起来。到公元二十年，仅长安城内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设置的让人朝拜的寺庙。政府每次用于向这些寺庙献祭的飞禽和走兽的数量达三千头以上。后来几年为筹备这么多用于献祭的牲类感到很困难，于是只好用公鸡代替野鸭，用狗作为麋鹿的代用品了。
四
儒教是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的环境里被提升为正统教义的。儒教和儒家学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庞大而有权势的环境的感染和影响。事实上，一些着名的儒家学者也并不想避开它。孟子曾评论过孔夫子是适时的圣人。儒教也常有适时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时代的风尚。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叔孙通，就被他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当世最识时务的圣人。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说过同样的话。汉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历史上闻名的祈雨方法是：当他站在北门向过往行人喷洒水滴时，关闭城里一切朝南开的门，并禁止一切场所用火。另一儒家学派的大学者刘向是个炼丹术士，相信通过神秘的幽灵的介入可以使顽铁变成黄金。有一次，他因用伪造炼得的丹药欺骗汉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险被判处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门爱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轻信的统治者的鼓励下，和同样如此轻信的一些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儒教必然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众多民间流行的迷信和国家崇尚的因素。为了稍为显得合理一点，除去了少数最站不住脚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层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经籍作为伪装，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权威的姿态出现。从这方面来说，汉代的新儒教确实是中国的国教。它是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长时间实践并通过轻微的润饰使它稍为合理的大的凝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