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子夜，小红楼区徐立行的家里还亮着灯，徐立行愁肠百结地坐在桌子前面，面对一摞检查材料发呆，他那敦厚平实的脸上满是凄苦忧郁的表情，明天他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作检查。可脑子还很乱，党代会开幕以来，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已经两个多月了，自己大小会检查了许多次，仍过不了关，是自己认识水平太低了吗？有些事真是想不通，前几天有干部追问自己为什么在1956年12月训总召开的院校座谈会上赞成萧克、李达的意见，投了萧克的票？有的干部还追问1957年3月李达来参加首席顾问葬礼时自己与李达的联系，为什么要对李达说“不应该打着灯笼去找教条主义”。自己当时认为萧克、李达讲得对呀，他们当时是军委的领导人之一嘛。怎么怀疑我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成为萧克路线上的人？更有甚者，实习工厂的副厂长在大会发言中说自己在学院里有个小集团，完全无中生有嘛。幸好在大家的追问下，他自己承认是无根据的猜想和瞎说。
妻子王雅琴端着一小碗馄饨走进来，今春作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她留校工作，看着徐立行一天天消瘦下来，夜夜失眠，饭量也日渐减少，她心中焦虑不安，可徐立行回家什么也不说，只是沉思默想地枯坐着。有一天，徐立行突发无名之火，给大女儿一巴掌，老徐从来没打过孩子呀，他心里苦啊……“老徐，你吃点馄饨再写吧！这么下去身体要垮的呀！”王雅琴说着，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徐立行看看妻子忧愁的样子，接过馄饨，叹口气，他哪能吃得下？他把馄饨放在桌子上，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你先睡吧，别陪着我。明天我要在大会上作检查，我相信党会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徐立行想起，彭老总在9月11日那天晚上和自己谈话，还一口一个“同志”呢。有一天早晨散步，在小路上碰见彭老总，老总说，早上天凉，你要戴帽子啊！说罢，他脱下自己的帽子，戴到我的秃头上，哎，我的太行山老首长啊……徐立行想到这儿，又叹了一口气，低头写起检查来。
10月14日，徐立行的长篇检查把自己的错误表现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是依靠党的领导还是依靠专家办学？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专家路线？是政治挂帅还是业务挂帅？当着500多名代表的面，徐立行沉痛地自我践踏，谴责自己：“一个共产党员受了党多年培养教育，在这样一个反教条主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面前，对于削弱我军战斗力量甚至有亡党亡国危险的教条主义危害，不是深恶痛绝，勇敢地引火烧身，和大家一起来反对自己的错误，相反的是站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主意，站在资产阶级的面子虚荣的牛角尖里，说明自己觉悟程度已经到了何等低下，自己政治丧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最后，他已声音哽咽，泪水夺眶而出。
徐立行的诚恳检查感动了许多人，但是谁也不敢把斗争的弦儿松弛下来。10月20日，总政领导在俱乐部的讲台上向全院人员作报告时，点名批了徐立行，他说：“……如一长制，不但接受，还很欣赏；有的当做法宝，你们徐教育长——徐立行同志就是属于这一类。他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讲了三条原因，一条是旧军队出身，旧的东西多；二是崇拜专家；三是欣赏老教授。三条中主要的应是第一条……”
哈军工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中旬，大会发言190人次，大字报贴了1600多份。11月22日，谢有法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说：“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但是“院党委领导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首先就是对于徐立行同志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育路线的错误，没有展开尖锐的、群众性的批判”。
徐立行被指出其“四大罪状”，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和恶劣的，是学院的一面白旗”。
徐立行黯然神伤，走出会场，他成了哈军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唯一代表人物。他怆然长叹，在心里自嘲道：“元老变成了元凶，难道路线错误也有包干制？”一年半以后，军委领导为了“教育他改正错误，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决定送他去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从此，徐立行离开了他挚爱的哈军工。
七、陈赓遗嘱的由来秋去冬来，转眼到了1960年11月。前些天，陈赓因参加一段军委扩大会议，累得不行，感到身体不适，在家里卧床休息。8日那天，秘书送来徐立行两天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陈赓很高兴，忙拆开信封，躺着看信。
根据总政的意见，徐立行今春到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对于这位老部下，陈赓是了解和信任的，1958年秋天反教条主义，把徐立行整得挺惨。陈赓为此很生气，他认为徐立行抓教学工作是有成绩的，一个甘当老黄牛的老干部竟背上什么“路线错误”，岂有此理嘛！徐立行虽然挨了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仍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一如既往地抓好教学工作。1959年夏天，徐立行把回国度假的哈军工5位留苏生找来开座谈会，他对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抓得很紧。这次徐立行在北京学习半年多，陈赓一直没有时间与之见面，听说徐立行身体也不好，陈赓一直惦念着。
徐立行的长信写了5页，一开头就汇报自己学习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后，认真从世界观上检查自己错误的体会，陈赓在心里叹道：徐立行是个老实人哪，总是严格地解剖自己。
徐立行接着写道：“6月间和最近都听说过您要去哈，我曾表示过，希望在您行前，面陈对学院工作的一些意见。现在改用书面扼要陈述……学院经过8年的建设，规模上已很像样了，兴无灭资的思想工作，抓得较紧，领导加强后，成绩更大，这是主流，这方面我不拟重复了。目前要注意的苗头，是领导集团中即常委中的骄傲自满思想的滋生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指头中的首要问题。
“地方院校，近几年来，中央抓，各省市也抓，贯彻中央的指示很快，所以不少院校，虽然条件不如我们的，但发展比我们快。例如北京工业学院，至少在无线电、雷达等电子科学方面早已超过我们。（其实几年来北工的专业教材大部分靠我们支援，他们那时榴弹炮只有炮架，炮身还是用木材凑合的，为此我们曾向叶帅和张副总长呼吁过。）海军新的雷达研究任务和五院的某些研究项目，都给了地方大学，我们没有插上脚。事实还将继续证明，如果不靠任务来带动，不争研究任务，不论教师培养、学员锻炼、实验设备、机密资料以及教学质量的切实提高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早在几年前聂总曾面示过‘不要关起门来办学’，这个问题在领导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表现在领导集团中一些同志（不是全部同志）不大看得起兄弟院校的经验；不大愿意亲自参加教育部有关的高教会议，不愿参加省、市文教书记召开的有关会议；不愿去兄弟院校参观取经（连近在咫尺的哈工大也不去），所以也不了解他们贯彻中央的指示比我们快因而发展也快的情况。在我们工作中主要有个‘不下去’的问题，此外也还有个“不出去”的问题，这种脱离实际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助长盲目自满的情绪。”
徐立行在信中坦率诚恳地谈到他对谢有法、张衍、张文峰、李焕等党委常委们的意见。在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自己跌了跤子，可做前车之鉴。也看到这几年来，省委级和军队高干中，跌跤子的甚至栽下来的，不在少数，这次会议对我又是一次活的教育。当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必然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满招损’和骄傲自满的下一步就是跌跤子的客观规律。联想到学院领导集团中骄傲自满思想的滋长，如果看到苗头，就打点招呼，藉以防微杜渐，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陈赓认认真真地读完徐立行的长信，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之中。几年来的折腾，老教师们的心情本来就苦闷，今年下半年又来个二次教改和学术大批判，积极性受到很大损伤；一些青年教员骄傲起来，把教学和科研都看得挺容易，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迫在眉睫的是吃饭问题，学院教师和学员们的生活问题到底怎么样？能吃饱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教员有时间搞研究吗？军工创办八年了，今后的道路怎么走？
初冬的阳光穿过乌云的缝隙，柔和地照到屋子里，连续几天的坏天气似乎要开始好转。陈赓眼前总浮现出军工大院的景象，他一直想回去看看，可医生们坚决反对，想到自己的身体，不免有点烦躁，他硬撑着下了床，坐在桌子旁，又静心凝神地想了一会儿，才拿起毛笔，在徐立行长信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封短信：
谢、刘、张并常委诸同志：
我几年来有病，未管院事，挂名不做事，甚歉！徐立行同志给我一信，他提到几个问题，我以为院常委有注意之必要。院研究工作曾盛极一时，现在看来，有些销声匿迹。研究工作不做好，就说不上学术上的进步，是否如他所说有自满情绪？我想检查一下总有好处。他所提到的几个同志的作风问题，也可以作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小范围内），我想对团结、对工作无论如何有好处。一个集体领导的班子，必须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互通情报，经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才会搞好。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我以为教条主义应该反，这是主要的，院内反过一次教条主义对工作也有一些收获，至少敲了一次警钟，我认为并不坏。但是谭政同志一到学院就说教育计划错了，想推翻以前的成就，甚至有人附和，我当时也是反对这一种意见，我曾经叫刘居英同志顶住，不让步。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谈清楚（小范围内）就可以，好在那时这个意见并未占主流，如何请你们考虑。我以为院现在的工作应该：（1）抓思想；（2）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3）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防止青年骄傲，看不起老教师；（4）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要搞些成就，这是我们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的大事，要大大提倡；（5）要改善教师、学生的生活，这一点院做得比较好，但不能满足，要亲自抓，不能丝毫疏忽；（6）要给教授、教员、学生以充分研究和自习的时间。这是我接徐信后有所想而要说的几句话，请你们考虑是否采取。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东北，只好作罢。这几天天气不好，又有一些不舒适，随手写了几句，未作考虑，只供院常委作参考。
陈赓
十一月八日
陈赓又感到胸口发闷，毛笔在手中微微抖动，落款的“十一月八日”写得歪歪扭扭，他放下笔，疲惫地倒在床上喘息着。秘书进来后，他吩咐把徐立行的信包括自己的短信寄给哈军工谢政委。
11月11日中午，谢有法收到陈赓的来信，同时又收到徐立行写给他及张衍的信。
看罢陈赓病中写来的信，谢有法心悦诚服，他在第一页上写道：“信来得及时，陈赓同志几点指示非常有力，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再复。”
学院此时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陈赓的信马上在常委们中传阅，引起常委们思想上的震动，使他们感佩不已的是，院长在病榻之上写出这样一封语重心长、深谋远虑的信。他念念不忘老教师，并对青年教师寄予殷切期望；他牵肠挂肚的是扩大专家队伍，发挥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开展科学研究，搞出成就来；他认为抓好科研是办好学院的大计，必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他关心教员和学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研究和自习时间的保证，强调“不能丝毫疏忽”；他的民主作风，体现在这封短信的字里行间中，处处是客观的态度和商量的口吻……
当然，常委们也想到老战友徐立行，没有老徐的信，就不会有陈赓院长的指示。
两年前对徐立行的那场批判看来是错了……
半年之后，陈赓猝然逝世，哈军工的领导们才突然明白，陈赓这封信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留给哈军工的遗嘱！
八、甄别之难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陈赓在上海猝然逝世，神州惊骇，天下同悲，哈军工全院上下泪雨纷飞。院党委决定，由刘居英和徐立行代表哈军工全体同志，到北京吊唁陈赓院长并参加葬礼。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徐立行心中的巨大悲痛，陈赓是他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的良师益友，是最了解自己的领导和兄长，陈赓一走，徐立行顿感寰宇之下，竟无一人可倾心晤谈矣！
这一年，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推动下，在全国和全军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系统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一个短暂的小阳春。
8月初，哈军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聂荣臻元帅的报告，一些领导干部茅塞顿开，多年来习以为常、痴迷不悟的“左”的思维模式，开始动摇了。
党委扩大会议刚开完，总政治部于8月9日转来徐立行7月18日写给总政治部的《我的申请》，总政治部在附信中说：“将徐立行同志的申请转去，望提交院党委会研究，做适当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我们。”
谢有法立即在总政治部的信上批道：“此件今天下午收到，立行同志最近要回来，请常委同志先看，我们一定按照总政治部指示和徐的申请书来讨论这一段结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