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不坐火车啊？出去山就有车站。”刘汉卿难过地问。
“火车？什么叫火车啊？”褚大婶一脸困惑。
刘汉卿一下子明白了，山里很多人没见过火车。他心里觉得惭愧：我们这些人，虽然参加过浴血战斗，但我们上过军史、当过领导、去过各地大城市，而这些真正支持着战争基础的群众，却在这个山窝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想到这些，他直觉得揪心。
田大爷提着一个水壶，拿着一袋干粮，递到刘汉卿的手上：“带着在山坡上吃。捷舟你的驴正在吃草，你先帮着把羊赶到山坡上。”
刘汉卿提着赶羊鞭，转过身去，吆喝着羊群，正要上山，一群年轻人挑着一摞摞的条筐走了过来。
“孩子们，走得这么早，是往山下送吧？”田大爷跟在刘汉卿身后，惊喜地问。
“是啊，”领头的青年答道，“刘书记不是要求这个月底，必须把筐送到山下吗？长江大桥拦水筑墩，正等着急用呢！咱们朱崖支援国家建设项目，还从来没落后过！”
“唉，”田大爷长叹一声，“咱们倒是没落后，刘书记可落下来了！”
“刘书记怎么了？”年轻人停住脚步问。
“这不被打成右派，到咱这儿放羊来了吗？”田大爷指了指已走向山坡的刘汉卿。
“听说刘书记没日没夜地为国家建设操心费力，我们就是冲他这颗心，才不讲价钱，翻山越岭，割荆条，编筐篓。他这么好的人成了右派，难道当初他领导错了？那我们还支援什么？”“哐、哐”几声，年轻人们把扁担一撂，不走了。
走上山坡的刘汉卿听到身后的对话，赶紧回转过来。“这位兄弟”，他上前几步，拍拍带头青年的肩膀，面向众人，耐心地劝道，“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有空应该多和田大爷、褚大婶聊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当初干革命，就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当官。如果我们打江山，是为了坐天下，那和过去的农民起义、山大王就没什么区别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我们共产党人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不计待遇，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取得解放后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大家想想，刚解放时，我们有什么？连盒火柴都造不出来，用的是‘洋火’！这些年，我国建成投产了595个大中型工程，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果。现在，我们能造汽车，造飞机，造轮船，模拟式计算机前不久也研制成功了；今年，我们的钢产量、煤产量，粮食、棉花产量，发电量都创了新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望超额完成……长江大桥是我们国家的重点工程啊，它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我们支援的任务耽误不得！”
年轻人听得直点头，田大爷也过来劝说：“孩子们，这个‘反右’的事，我弄不懂，但国家建设是实实在在的事，你落后，人家就欺负你！老刘说得对，天不早了，快赶路吧！”
年轻人不情愿地把扁担挑到了肩上，望着刘汉卿，刘汉卿挥了挥手，说：“为了国家的解放和富强，我们多少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多少人被误解过，我们庙崖就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流得太多，才改成了朱崖。在私欲还没有根除的时代，失误和误解看来是难免的，但和国家利益比，个人的进退荣辱算得了什么？”
“走吧！”带头的年轻人终于迈开了脚步，一行人迤逦远去。
望着他们消失在山路尽头的身影，捷舟帮刘汉卿把羊群赶到山上，羊儿贪婪地吃起草来，捷舟给刘汉卿打开布包，准备让他吃饭。
“哎，请问老乡，这个村是庙崖吗？”一个瘦高个子，背部驼弯，戴着眼镜，身着一套不中不西服装的人，正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下问路。
“是啊，你不是本村的吧？”捷舟问。
“对，我是来探亲的。”山下的人回答。
“听你口音好像胶东的？”刘汉卿好奇地问了一句。
“是啊，胶东樊村的。”
“樊村的？”刘汉卿不禁来了兴趣，“我一个同学就是樊村的，名叫姚自芳，你知道吗？”
“啊？你怎么认识的？”
“那是我同班同学。”
来人上下打量了刘汉卿一会儿：“你是刘汉卿吧？我就是姚自芳。”来人激动地向山上跑来。
两个久违的同学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地方见面了。从两个人的交谈中，捷舟得知：大学毕业后，姚自芳到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结婚、生子，日子过得挺美满。谁想从四十年代末开始，为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美国麦卡锡主义抬头，而且越刮越凶，一亿多人口的美国，竟有八百多万人列入黑名单，有些四五岁的孩子都被列了进去。姚自芳工作生活中谨慎了又谨慎，谁料1954年还是被列上了黑名单。工作受到了影响，日常生活被监视。后来又被遣往偏僻的外地，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带领全家去了墨西哥，又从那到了南美洲。这些国家，近几年政党纷争，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工作难找，他儿子得了心肌炎，无钱治疗，他和妻子靠卖血维持儿子的治疗和一家的生活。后来，辗转到了印度，通过中国大使馆才回到国内。抗战时，日寇从胶东登陆，烧杀抢掠，他有个姑姑为躲避战乱，嫁到了庙崖，父亲考虑到这里是偏远地区，崇山峻岭，就带上家中的银元来到这里，埋在了姑姑家房后的一个山坡下。从国外回来后，全家被安排在青岛，为了给孩子治病和恢复身体，他专门找到这里，想看看姑姑和当年父亲埋下的银元还有没有。
“美国也在划右派啊！还划了这么多？”捷舟不解地问。
“不，他们是划左派！”姚自芳解释，“他们自己这样做，还攻击中国呢！”
听到这里，捷舟不由想起，近些日子，人们对反右的议论，埋怨情绪顿时少了些：“‘反右’扩大化把那么多人打成右派，不实事求是。但世界上不少政党与政府似乎都出过这种毛病，这是为什么呢？”他苦苦思索起来。
三个人正在聊着，田大爷牵着毛驴来到山下，他递给捷舟一包吃的说：“孩子，还有两天的路呢，边吃边走吧。”
天上的太阳，已经一竿多高了，为了赶路，捷舟挥手告别了田大爷和刘汉卿，回到古州，他根据要求，把一路的见闻写了下来，由学校交到地委。文中的情节勾起领导们对战争年代的记忆，都称赞写得实，没人挑刺。
但是，古州的形势仍在发生着变化，甄广怀接任专员后，心里有点虚，怕刘汉卿找关系再翻过身来，也怕刘汉卿揭他的短，更怕自己威信不高，群众背后骂自己，压不住阵脚。他想了很多办法，一心一意要把刘汉卿在古州搞臭。过去和刘汉卿走得近的人，他不断旁敲侧击，要他们划清界线，并且调整了好几个干部，以期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为了迎合甄广怀的心思，说刘汉卿坏话的干部多起来了。过去刘汉卿关怀多的人，有的为了划清界限，忙着表现自己。
刘汉卿过去带工作组下乡，老百姓多炒了个菜，喝了几盅酒，也有人上纲上线地揭发。
……
天天往刘汉卿家跑的杨林，压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有点承受不住了。有人为了揭发刘汉卿立功，把主意打到了杨林身上：这小子本来是日伪人员，却进机关、入了党、当了副处长，这是刘汉卿任用坏人的铁证。一张大字报在起草中，为了在文中“刻画”好杨林的形象，两个起草人看到杨林正在院里活动，专门跑过去上下打量，那眼神好似在端详可供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怪怪的、刺刺的，杨林直觉浑身发麻，冷嗖嗖的。
“不怕他们，我要坚持住，刘书记对我不错，是他把我从雪地里救出来的。”杨林躲过目光坚持着。
但是，四道冷光继续射来，偶然路过的干部，不自主地停下脚步，像看怪物似地瞅他几眼。慢慢的，他觉得那眼神透骨彻髓，比当年埋在雪里时还刺骨。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贴出了大字报——《我所认识的刘汉卿》。内容是说，当初刘汉卿为什么用他，是因为知道他有水平。刘汉卿的许多讲话，本来都是他准备发言的内容，结果让刘汉卿拿走了，讲后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刘汉卿是窃贼、伪君子……
甄广怀认定杨林是刘汉卿的人，正默许下边拿他开刀，看到这张大字报，他高兴极了，这可是对刘汉卿反戈一击的活典型！在专署机关大会上，他表扬了杨林。在私下对杨林说：“好好干，前程远大着呢！”
杨林受到了鼓舞，又写了几张诋毁刘汉卿的大字报。机关干部和古州的老百姓知道后，背后都骂这些诋毁刘汉卿的人是坏了良心，杨林和魏建忠这两个人最坏，当初刘书记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现在这样做，简直狗都不如。魏建忠听到这些话心里难过，晚上常常睡不着觉。
杨林开始还不好意思见人，慢慢的，他不在乎了，麻木了，没事就往甄广怀家跑。不久，他由副处长提为副局长，和甄广怀气味相投，关系亲密，经常一起聊天，谈论怎么让刘汉卿再也翻不过身来。
杨林已经三十三岁了，一直独身。一天，甄广怀关心地劝他：“杨林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旧社会受到挫折，没有结婚，现在也该讨个老婆了。”
杨林无奈地说：“我已错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现在年纪大的我看不上，年纪轻的人不愿意跟我。”
“你看刘汉卿的妻子湘绮怎么样？年轻漂亮，端庄聪慧，在古州算是第一美人。”甄广怀不怀好意地指点着，他暗自盘算：这可是从心灵上击溃刘汉卿的好机会。
“那怎么成啊！”杨林不好意思地推辞道。
“怎么不成？论年龄，你比刘汉卿小，论地位，你是副局长，他是右派。”甄广怀继续诱导。
“湘绮不会同意吧？她对刘汉卿爱得很深。”
“咳，什么爱不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吃饭睡觉过日子吗？只要逼她就了范、结了婚，还不就是一对夫妻？”甄广怀怂恿着。
甄广怀引燃的欲望之火，使杨林很快迷上了湘绮。一个月后，不知他使了什么魔法，湘绮竟给刘汉卿寄去了要求离婚的信件。
这封信对刘汉卿的打击太大了，一直乐观的他一天不吃也不喝。儿子剑超特意从古州赶来，默默地站在床前，不断地劝慰。刘汉卿忽然坐起来，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湘绮带回去。他对剑超说：“我想通了，你阿姨还年轻，人不错，未来的路还长，既然她想离开，对她未来有好处，我也从此少一份牵挂。”
杨林和湘绮很快结婚了。古州的人们惦念着刘汉卿，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刘汉卿为古州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他走后，人们对湘绮都很尊重，上班、购物，抢着给她提供方便。现在听说她离婚了，而且和背叛了刘书记的杨林结婚，都很气愤，常在背后骂杨林是“白眼狼”，骂湘绮是“狐狸精”。
一个个风波，像冰刀霜剑般刺痛剑超年少的心灵，他又病倒了。捷舟跑去看他。湘绮也提着鸡汤来到病房，剑超气愤地把她赶了出去。捷舟似乎觉得湘绮有许多难言之隐，跑到门前问：“阿姨，还有其他事吗？”
湘绮无奈地说：“飘雪了，汉卿还有好多衣服没带，想找人给他送去，可是，现在谁敢沾边啊？这人心，变得也太快了！”秋夜的凉风掠起湘绮的衣角，她打了个寒战。
“何止人心啊！反右斗争，使人们对党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身后传来一个医生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