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不但是金石学家，还是一位考古学先驱。1915年春天，他自日本返国后，便来到久已向往的安阳小屯村，亲自实地考察、了解甲骨文出土情况，这也是我国学者首次到殷墟进行实地考察。
他在《五十日梦痕录》一书中有详细行情记载。站在洹水之滨的小屯村外已被翻过无数遍的旷野上，罗振玉极目四望，人间沧桑，令他感慨良多。他还顺手捡起一些散落在田间的古动物化石和无字的甲骨。此时此刻，罗振玉一方面找到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凭直觉，这里就是典籍上记载的“武乙之都”。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个错觉，那就是他认为由于17年来的私人盗掘，小屯村地下的甲骨文已经殆尽，而发出“宝藏已空”的断言。直到12年后，董作宾来此处调查探访，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1916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讲述“卜辞出土之历史”时说：“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藏与从来古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5年他还亲自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四、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罗振玉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和1914年出版的《殷墟书契考释》及1927年出版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结束了甲骨文发现“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的局面，从而使甲骨学者的研究跨越了“识文字、断句读”的障碍，逐渐步入甲骨文“究礼制、探商史”研究的佳境。
罗振玉与孙子罗继祖在日本京都后，甲骨文为殷商朝遗物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接受。从此，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又一新的研究领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甲骨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曾评价道：“甲骨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是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然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在罗振玉之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奉《说文解字》为圭臬，而不敢越《说文解字》半步。虽然罗振玉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是由《说文解字》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但他在研究中，既参证《说文解字》以考释甲骨文，又不为《说文解字》所束缚，而能考释出一批与《说文解字》字形不同的甲骨文，反过来纠正《说文解字》的谬误，这就比前人大大高出了一筹。
同时，罗振玉还开了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之先河，正是他率先将甲骨文中的王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王名相勘校。而且，由于相互影响及共同的爱好，罗振玉又时常与王国维交换研究心得，为王国维的举世名作“二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打下了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形势下，罗振玉不仅感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甲骨文，故作为学者研究甲骨文责无旁贷，而且也深“感庄生‘吾生有涯’”之叹，遂立志发愤要撰写出一部足以扭转人们对甲骨文持有的否定和怀疑观点的著作。1914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前编）的基础上，又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文进行精心遴选和甄别，随后闭门不出四十多天，日夜呕心沥血，精研细磨，终于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一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地位的伟大著作。
罗振玉完成《殷墟书契考释》初稿后，邀请王国维共同对其修订。罗、王两人充分发挥各自专长，既对全书细目进行协商修改，又对一些文字等考释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订正，同时还采用了王国维等人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成果。经过两人精心修订，王国维还亲自抄写了这一著作的全文，然后交由罗振玉在“永慕园”刊印，初版于1915年，1927年又出版其增订本。它不仅是对初印本的增补，而且也是罗振玉在甲骨学上最后的总集，分为三卷两册。全文八个部分，分别从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和卜法等方面对甲骨文进行分类考释，从而奠定和指明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及方向。该著作一经刊印，立即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甲骨学由初创时期进入全面的文字考释时期，而在文字考释历史进程中，也有承上启下的划时代意义。
关于罗振玉收藏甲骨文的规模和数量，王国维说：“参事所藏凡二三万片，印于《殷墟书契》前后编者，皆其选也。”又说：“丙午（1906年）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师，复令估人大搜之，于是丙（1906年）丁（1907年）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年）所得约二三万片。”可见，罗振玉所藏甲骨文在当时仅次于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
罗振玉1940年死后，所藏甲骨文大部分散失，其下落大体为：
一是在罗振玉避居日本时卖了或散去许多。据胡厚宣考证，其有记录说明的，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冈谦藏800片……总计达5745片。
二是罗振玉旧藏甲骨文，在东北解放时颇有损失。其残存的甲骨文，现在收藏在国内各单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东省图书馆84盒，1234片；北京国家图书馆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11盒，206片；吉林大学8盒，107片；故宫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没有装盒者，在旅顺博物馆有2925片，辽宁省博物馆394片，吉林大学377片，东北师范大学77片，国家博物馆1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片。
第二节观堂王国维
一、生平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又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年以所居名为永观堂，因更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是书香世家，江南名门之后。王国维自幼在书堆里长大，所读之书既有祖传，也有其父历年所收藏的古籍。7岁入私塾，11岁学作诗文，还读了不少经史之外的金石书画方面的书籍。他嗜古籍，好考据，少年时就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虽然一举中得秀才，但王国维喜欢西学，渴求新学，1897年乡试不中后，就完全断绝了科举求功名的希望，1898年，他踏上了赴上海谋生求学之路，进入维新派舆论重镇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馆任文书，不久，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半工半读，学习日文、英文等。从此开始了他与罗振玉两人18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1927年6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在其50岁人生学术最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他的死也和他的学术一样，轰动学界和全社会，并留下永远难解之谜。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研究数十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堪称为中国近代“最纯粹”的著名学者和国学大师。
在的一生中，他给后人留下学术著译62种，他亲手批校的古籍近200种。特别是他有关流沙坠简、甲骨文和金文、敦煌学研究、魏石经考、古器物研究、开创新史学、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论著，成为不少新学科的奠基之作。
二、在哈同花园研究、著录甲骨文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同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京都四年多。王国维原本研究哲学、教育学和美学，由于受罗振玉及“大云书库”所藏影响，后转攻经学、史学及文字学。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哈同花园“打工”，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哈同花园的主人，是出生于巴格达的英籍犹太人欧司·爱·哈同，其夫人是一名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福建人，名叫罗诗俪穗，号迦陵，所以这座花园取名为“爱俪园”。1909年，哈同夫妇创建哈同花园后，先是筹办了“爱国女学堂”，接着聘请了大僧人黄宗仰到花园内讲授佛经，并创办了“华严大学”。
王国维在哈同花园筹办主持《学术丛编》期间，自创刊到停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近一半是王国维个人的学术著述，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作也都是通过王国维在《学术丛编》发表的。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24期，发表著述5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可以说，《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发表学术研究和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因此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
哈同的所谓“戬寿堂”收藏了1000多片甲骨文，有些是从刘鹗后人那里散出的，并未收录进《铁云藏龟》及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王国维认为，“殷墟遗物，片骨只字，皆足资考证”，其“佳者”的研究价值当然更高了。经他遴选排比，得“拓本凡八百纸”，编定为《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卷，并写了序；又详为考释，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一卷。王国维编纂、姬觉弥具名，公布了刘鹗旧藏甲骨文655片，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重要研究资料。
发现并购得孙诒让《契文举例》手稿
1917年，是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的第二年，在续编《学术丛编》的同时，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甲骨文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一天，他来到罗振常创办的“隐庐书店”，闲聊中偶然发现了孙诒让《契文举例》遗稿，当即买下来，连夜翻阅，欣喜不已，并马上写信告知在日本的罗振玉。
《契文举例》是孙诒让据刘鹗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正是由于王国维无意间购得并荐举，罗振玉于1917年出资将《契文举例》精装出版，使这部甲骨文字考释的开山之作得以尽快面世和传世。
三、甲骨文名著“二考一论”轰动学界
经过几年时间的潜心和努力，王国维通览了刘鹗和罗振玉及哈同花园所藏诸家数以万计的甲骨文拓本，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考释；又掌握了清道光、咸丰以后相继出土的“三代青铜重器”，如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以及虢季子白盘等钟鼎彝器铭文，加以亲自考释。在此基础上，他在1917年发表了关于甲骨文研究的震惊世界的“两考一论”。所谓“两考一论”，即指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先后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以下简称《续考》）和《殷周制度论》这三部甲骨文研究著述。
这三部专著的发表，对甲骨文研究的推进具有相当大的突出贡献：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相继发表，奠定了王国维在甲骨学研究上的历史地位。因为他没有像罗振玉、孙诒让等人那样专门考释甲骨文字，而是充分利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去研究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全面深入地考证了卜辞中的殷先公先王之名，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
陈梦家说：“其主要贡献就是考证出殷商先王的姓名及其世系延递，这不仅纠正了绵延两千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殷商王室世系中个别人名和世系次序的舛误，而且为后世甲骨文研究者破除了严重的障碍，也开拓出了一条光明而正确的学术研究之路。”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记》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
王国维这两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是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把甲骨文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重要代表作，标志着甲骨学研究史上学者们由“专研究甲骨的文字”的“文字学时期”，向“把甲骨文当作史料，由这些直接的实证史料，以考论古代的历史”的“史料时期”的发展。
在“两考”的基础上，他参照罗振玉于1917年春节时从日本带回来的新辨识出的千余字甲骨文拓片，并在研究哈同花园内所藏千余片甲骨文后，以惊人的速度和智慧，撰写出堪称当时条件下甲骨文研究的巅峰之作——《殷周制度论》。在这部著作中，王国维将甲骨文研究由考释文字、识别人名和梳理世系等，进一步提升到了考证殷周历史和制度这一更高层次，并竭力分辨出从殷商过渡到周朝时的制度衍变过程，以及商周两朝制度中的人文精髓。这是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而不朽的伟大贡献。
王国维在这三部作品中虽也有考释文字，但重在治史。研究甲骨文，特别是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王国维则突破了中国“旧学”的藩篱而“另辟一新纪元”，对后世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