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史语所共进行殷墟科学发掘15次，前后共发现有字甲骨文近3万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考古工作被迫中止。董作宾是第1次、第5次、第9次田野发掘的主持人，第2次、第3次、第4次、第6次、第7次科学发掘的参加者，并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监察第11、第13两次科学发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3次发掘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12次均有大量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开始的第13次发掘，仅在YH127坑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1.7万多片甲骨文，其中完整和比较完整的龟甲约有300多片，因而创造了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奇迹。
董作宾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而且还亲执锄铲，身体力行，是小屯殷墟发掘的实践者。他有时作为殷墟发掘的主持人，有时作为殷墟发掘的重要参与者，全力支持并协助李济、郭宝钧等人的考古现场工作。殷墟第1次至第9次科学发掘共得甲骨文6513片，而第13次至第15次发掘共得甲骨文18405片。可以说，大量有科学记录的甲骨文的出土，都与董作宾的努力分不开。而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学术价值，远非盗掘所得甲骨文可与之同日而语，也是甲骨学研究走出罗、王时代的出发点，并为甲骨学研究的历史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后来一大批的考古学家。
三、发现“贞人”、“贞人集团”
在第9次殷墟发掘以后，董作宾就把工作重点转入对殷墟第1至第9次发掘所出土甲骨文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由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从而为其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汉语中称预言者为“贞人”。董作宾在研究1929年安阳第3次发掘中著名的“大连坑”出土的“大龟四版”时，第一次发现殷商占卜机构及其官员的存在。这一发现使董作宾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从古文字的角度研究甲骨文，并扩大了他研究卜辞详细内容的历史兴趣。
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记“贞人”之名的现象以及“贞人”之名在甲骨断代上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对卜辞中有的辞条带有“贞”字之前一字，有人怀疑它是地名、事名、官名或族名之类。董作宾发现很多卜辞开头一句中的“卜”下“贞”上一字，是记录占卜时命龟者之名，并将这种命龟者定名为“贞人”。董作宾认定在这个龟腹甲上共有6个“贞人”的名字，历经时间共9个月，六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他们既然能同时出现在一个龟腹甲上，当然应是同时期在商王朝任职的史官，而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当和这个龟腹甲上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时期，于是他提出“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为他后来所提出的十项标准奠定了基础。
然而，经过研究发现，卜辞并不完全是记录贞人名字的，也许只是一时之风尚。一期武丁时卜辞记录贞人名字最多，而四期武乙文丁时期几乎不录贞人，到目前为止仅发现1人。
董作宾认为，商代管祭祀的官叫“史”，所以贞人也叫史官。如果把不同的贞人联系起来，就是一个“贞人集团”。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五期卜辞作了详细分析，推导出各期人数不等的“贞人集团”。
董作宾对古文字学的另一重要成就和贡献，就是论证了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他通过深入研究古埃及文字和中国云南摩些文字，并与甲骨文进行详细比较，从而证明甲骨文已不是文字的开始，而是一种成熟的文字，认为从中国原始图画文字诞生到甲骨文，至少经历了一两千年的历史。他甚至指出，甲骨文可以说是商代的“今文”，而当时铸刻装饰在青铜器上的比较原始的文字，如“鸟书”之类，才是商代的“古文”。
四、甲骨文分期断代第一人
董作宾不仅主持参加了多次殷墟发掘，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甲骨文综合研究。他把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属，而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甲骨文分期断代学说，对甲骨学、殷商考古学以及商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骨学界流传的“甲骨四堂”中的“彦堂区其时代”，就是指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后，虽在不久后被考证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殷纣王）灭亡约255年，历经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只是把甲骨文作为商代后期的文字和史料来研究，还不能确定每一片甲骨文的具体时代。而早在董作宾之前的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就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于祖先的称呼有所不同，便断定这是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据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辈为阳甲、盘庚、小辛，判断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称谓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他还根据武丁的三个儿子分别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断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时代的甲骨文。王国维的这种依据商王世系和称谓判定甲骨文时代的方法，对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世系和称谓终于成为董作宾创立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
董作宾在参加殷墟发掘工作过程中，不仅发掘出大量珍贵的甲骨文，而且还“从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地下发掘出来了”“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其后，董作宾在史语所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中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整理、研究史语所发掘所得的殷墟甲骨文。董作宾对甲骨文开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主要是受所谓“大龟四版”的启示，研究成果就是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贞人”断代学说。在此基础上，1933年董作宾又发表了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从而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界的地位。董作宾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全部所有255年间甲骨文的新方案，建立殷墟甲骨文断代学说，是董作宾在甲骨文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这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也是甲骨学形成的标志，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此凿破鸿，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载的史学、礼制、祭祀、文例发展变化，把对晚商各朝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更是把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成功的范例。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董作宾全面论证了他的断代学说，他把断代标准确定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而世系、称谓、贞人三位一体，是分期断代的基础和核心，被称为第一标准。在此基础上，董作宾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255年八代十二王所藏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而将每一片甲骨文究竟属于哪一位商王时期分清楚，才可能从十多万片甲骨文中钩稽出商代信史。
董作宾所划分的五期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位商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两位商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两位商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两代两位商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两代两位商王）
董作宾的甲骨文分期断代学说，大大地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也将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以“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为经纬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的创立，使甲骨文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视为混沌一片的十多万片甲骨文资料，从此鸿蒙凿破，成为可以划归前后五个不同时期而有条理的史料。研究者不仅可据此探讨甲骨文不同时期文例、字体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探究不同时期的史实、礼制的发展变化，并把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系统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五、《殷历谱》及商代天文年历奠基人
甲骨文发现之后，为解决古代历学尤其是殷代历谱问题提供了条件。因为在卜辞材料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历法的辞例，涉及年、月、日、旬、夕、干支等语词，而且殷人的一些有规律、有条理的对祖先的祭祀，如周祭的祀典，也包含着年历的内容，于是董作宾从殷代的历法入手开始进行研究，1931年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4年发表《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而后“试作殷商代史料之总清理”，于1936年发表《殷商疑年》。这是董作宾进行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后来完成《殷历谱》奠定了基础。
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是一件极繁难的事，特别是春秋以前的古历。董作宾凭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殷墟发掘所积累和掌握到的第一手资料，借助多年研究甲骨文知识而得出的系列成果，潜心钻研，全力稽考，如缀合、辨伪、残辞互补、分期断代、考释文字等。20世纪30年代，董作宾在完成《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克“殷商疑年”这一难题上。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昆明，生活和研究条件都极其艰难。董作宾这时已经开始了他的《殷历谱》研究与写作准备。他曾用写信的方式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过关于过去历法计算所依赖的天文学和占星学的基本知识，还经常邀天文所的专家们一道研究计算方法。对他来说，此时更大的好处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大都迁到了昆明，可谓是学界精英云集，《殷历谱》的研究所涉及的众多学科考证都可以就近就便求教。
《殷历谱》于1945年4月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名义（1963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又影印出版）在四川李庄手写石印出版，书前有傅斯年4000多字的长序和董作宾自序。傅斯年对此书有高度评价，当时仅印了二百部，数月即售罄，所以此书流传不广，见者也不多。
《殷历谱》分上下两编，上编四卷，下编十卷。它实际上是一部由殷代的历法和各种卜辞排列的谱组成、“由谱以证历”的著作。表面上看，《殷历谱》开始于1943年9月，历时仅一年零八个月，但是若从1931年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算起，前后研究时间约15年之久，是由《大龟四版考释》发现“贞人”、“断代”现象，提出“贞人说”、“分期断代论”后的深入研究，是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重大突破。
《殷历谱》是董作宾利用甲骨文资料，从研究殷代历法入手，探索殷商纪年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完成《殷历谱》之后，董作宾继续进行古代年代学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到台湾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他逝世前，从未停止。1960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董作宾的《中国年历总谱》。这是董作宾数十年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年代学的一次全面总结，至此，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第四节鼎堂郭沫若
一、生平
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诗人、作家、书法家、历史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又名沫若，号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