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伟胜
叶适体认的儒家之道外在于人文世界之中，人们致道成德的路径是通过习学的方式“学自外入”。叶适对儒家之道的独特体认是通过儒家经典诠释的方式呈现的，以醇儒姿态，通过对儒家元典的阐述，把儒家之道解释为经世济民、开物成务的外在之道，同时坚持儒家内圣理想，提出习学成德的内圣新路径。
这一经典诠释的旨趣又是借助于以经解经、经史参合、经典联系现实三种具体方法。
蒋伟胜，男，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叶适哲学在南宋时期的学术繁荣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朱子、象山哲学并称鼎足。他的哲学都是以经典解释学的形式呈现的，就总的方法而言，与中国古代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问题是同样是面对“六经”等传世经典，不同的哲学家却能阐释出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叶适哲学与其同时代的心学或理学等哲学在许多学术观点上几乎是针锋相对，几种哲学形式之间简直完全不能融和，但叶适与道学哲学家们如朱子、象山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学术代表人物如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张栻等人，阅读的差不多是同样的经典，并且在大致相同的时代氛围之下，学术背景也相去不远，都与北宋时期的二程洛学存在着或近或远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家却读出了风姿各异的哲学，这与各人的禀赋、读书的方法、用心、旨趣等密切相关。就叶适而言，早年接受永嘉学巨子陈傅良的思想启蒙、在婺州游学期间接触吕祖谦、陈亮等人，固然对他事功学、史学的学术路向产生不自觉的决定性影响，但在写作《习学记言序目》时期已是人生的晚年，对自己读书的方法和目的都已有充分的自觉，故探讨叶适的读书方法和旨趣，对我们理解他的哲学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叶适经典诠释的用心与旨趣，前人也曾有过关注。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特别摘引了《习学记言序目》中的一段话，然后做了一个按语，指明这段话与叶适的读书旨趣有关。“《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乎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涣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叶适所重视的《周礼》中的两句话，“儒以道得民”和“至德以为道本”是他在体认儒家之道的真精神过程中的指导性话语，在解释各部经典的过程中，叶适总是把道往“得民”和“至德”两个方向指引，同时对思孟儒家和佛老展开批评，力图在清理异端的过程中黜落对儒家之道的内向化理解，破除曾子、子思、孟子直至与他同时代的道学家们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因此，叶适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是从正面积极把儒家之道作外向化的推展，把道与典章制度、名物器数的人文世界联系在一起；二是从反面对把儒家精神作内向化理解的思孟学派和朱陆道学展开批评，并把这种批评与排斥佛老异端联系在一起。要之，叶适是以“醇儒”的姿态，通过对儒家元典的阐述，把儒家之道解释为经世济民、开物成务的外在之道，同时坚持儒家内圣理想，提出习学成德的内圣新路径。
叶适对道学及思孟儒家的批评主要针对道学把儒家精神作内向化的理解，这一点是叶适在辨章群经的过程中所反复声明的，尤其是在对《周易》、《中庸》、《大学》等经典的阐释中，叶适一再批评思孟学者把其中的一些概念和问题理解导向内在的心性。叶适在讨论《大学》的问题时说：“按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间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俊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致而人化物’，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余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耶？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按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尔，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镬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之言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按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子思‘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壹，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前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非余所敢从也。”
经过二程和朱子的表彰，《大学》在道学中有着“初学入德之门”的意义，而叶适在此却指出《大学》所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明明德之事”的进德次第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并运用其“以经解经”的方法，援引《尚书》、《礼记》、《诗经》等经典材料证明《大学》逻辑的混乱，其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否定《大学》所规定的由内圣而外王的一条鞭成圣路径中内圣方面的合理性，因为在叶适的理解中，致道成德的道路不是如《大学》所说的由内圣而外王，而是由外王而内圣，个体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内圣理想的。《大学》所指示的通过慎独工夫实现内圣然后自然展开为外王的思路，是叶适所不取的。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叶适一方面在否定《大学》“明明德之事”的内圣的同时，又积极肯定其中说到的外王层面，他说：“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齐家，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以不明。学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此其可惜者也。”叶适认为《大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思想都是不错的，只不过被“学者”们理解坏了。
有不少学者在评论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的地位时说，事功学是儒学在两宋时期发展的一个异端，是以理学的批评者的姿态存在，其与理学家们的争论是在争态度，等等。所有这些关于事功学与道学关系的论述都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都是对塔说相轮，是对两者关系的外部描述，在上述叶适关于《大学》问题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到他在对道学作批评的时候，既有其立场，也有其针对性。不仅如此，叶适还认真地分析思孟学者之所以会产生对儒家之道误解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他们受到了佛老之学的影响。叶适说：“本朝承平时，禅学犹识，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氤氲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于入尧、舜之道。”道学之失，在北宋时期已肇其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深受佛老影响，他们所运用的哲学概念如太极、动静、太和、形气、感通等等，都不是儒家的概念。流风余韵所至，到与他同时代的朱陆等人的学术，受佛老影响之深，已经到了无可辩言的地步。
叶适说：“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在叶适看来，心性学者长期出入佛老，已不能分辨儒家与二氏之学在语言、概念以及问题意识上的差异，错误地把佛老的问题当作儒家的问题、把佛老的概念作为儒家的概念使用，从而产生了对儒家精神体认上的根本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