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对安全化困境的超越
从亚洲的语境来看，安全化理论有其不足之处，因而在亚洲对安全化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安全化理论的质疑和拓展。比如，当安全化的行为体或启动行为体不作为时，安全化如何达成？当治理的主体变得多元时，安全化路径如何进行有效的拓展？即使安全化对安全问题的解决有其效果，是否以去安全化的路径作为长期的政治目标更为合理？
对安全化行为体的建构与对安全化路径的拓展
拉米亚在《亚洲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中所提出的安全化行为体集合的建构也是对安全化路径研究所做的拓展。正如其总结的那样，“安全化”概念有巨大潜力，安全化行为体分析也适用于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一个问题需要安全化，而启动行为体不重视的话，那么催化行为体、实施行为体会成为安全化的必需要件，“安全化过程将不仅涉及由某一行为体施加的单边信息，更涉及对社会和政策伙伴之间交流重要的更广范围内的劝导和协商机制”。我在《非传统安全概论》一书中曾对布赞通过“政治化”路径实现安全化进行了拓展性解释，强调了通过“社会化”路径实现安全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而拉米亚则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还可以通过“国际化”和更广义的“社会化”路径实现安全化，以最终求得对安全挑战的有效应对。
鲍勃·哈迪威纳达（Bob Hadiw inata）的《贫困与印尼非政府组织在维护人的安全中的作用》一章 ，强调的是非政府组织作为安全化主要行为体对亚洲安全化困境的超越。印尼政府未能在经济危机和危机后的政策调整中照顾到弱势群体，因而对贫困进行安全化的“政治化”路径空缺。哥本哈根学派所强调的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要依靠紧急的政府行为和危机时政府出台的政策”在此受到挑战。哈迪威纳达在分析中指出，国家在维护人的安全的过程中担负主要责任，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国家本身就是造成人的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如在印度尼西亚，穷人们把导致自己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并把官员称做“骗子”、“诈骗犯”、“投机者”。而与印尼政府一起不计后果地实施结构调整方案而使贫困率大幅上升的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国家行为体未能履行保护贫困群体职责时，非政府组织会试图将贫困安全化，他们的目的至少有二：一是帮助贫困群体通过自我救助来解决自身问题，二是代表被忽视群体斥责那些威胁他们安全的社会和政府制度。这样，在贫困的安全化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成为行为体，贫困群体成为指涉对象。哈迪威纳达指出，非政府组织参与维护人的安全的动因是：人的安全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人的安全维护使非政府组织面对受益人、赞助人、政府和公众时享有良好声誉，人的安全也为非政府组织的存活和可行性提供了机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印尼的非政府组织只是动员贫民展开自我救助活动，因而成功地避免了与意识形态对抗的直接联系。似乎哥本哈根学派所未预料到的是，哈迪威纳达的论证表明，当国家出现问题或无法履行职能时，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超越国家职能的界限之外。换句话说，贫困的安全化进程使得在对待非传统安全因素时，需要将国家以外的行为体（非政府组织）作为合法机构。
对“去安全化”研究的深化
“去安全化”是与“安全化”相对的一个范畴，它强调的是不要将公共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进行处理，认为安全化代表正常政治制度或机制处理问题的失败，因而不提倡将问题提升至安全领域进行处理，而认为应该将问题排除于安全领域回 到公共领域进行处理。克劳迪娅·阿拉多（Claudia Aradau）曾在研究亚洲安全化问题时指出：“好”的去安全化行为获得的支持远远高于“坏”的安全化行为。本书中，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Priy ankar Upadhyaya）即从“去安全化”的视角研究孟加拉移民问题。他通过孟加拉移民问题，对亚洲安全化的困境以及哥本哈根理论的不足进行了评述。乌帕德亚雅认为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对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良好理解与把握十分重要，特别是在非欧洲区域的研究更有其对安全化理论框架进行检验的价值。他指出，经济萧条、工业化水平低、社会动乱、人口激增、政局动荡、宗教影响、民族冲突等都是孟加拉移民现象的刺激因素，而对印度各州来说，孟加拉移民狂潮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存在性威胁，因而也引发了印度移民将压倒原住民的担忧与各州反孟加拉移民的排外浪潮。跨境移民问题作为南亚地区未来几年内一个有争议的难题，乌帕德亚雅认为对其作不同的解释就会有不同的安全应对，如果以国家范式至上的范式为参照，即按照安全化的路径进行考虑，跨境移民则是对移民接纳国的重大威胁；如果以生命至上的范式为参照，即按照去安全化的路径进行审视，则跨境移民可被解释为是“当地居民跨境寻求美好生活的人类长期问题”，因而它可能在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之前就得到控制。乌帕德亚雅对这一议题的去安全化路径的具体构想是：放弃单一的主权至上的观点，控制移民的共有原因，在有迁移征兆之前解决或缓和局势，不是简单地关闭整个边界而是进行勘查，给从事某些特定工作的人发行身份证，加强地区级别的双边对话；更积极的做法是给移民发放工作证，让其有序进入、合法工作和暂住；或者承认已经进入印度的孟加拉人为阿萨姆社会的一部分，实施同化政策，等等。乌帕德亚雅指出安全化路径也有其效用，但去安全化更应当被视为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景”。
约瑟夫·庆永·廖（Joseph Chinyon GLiow）的《马来西亚处理印尼劳工的方法：安全化、政治化，还是宣泄？》对安全化理论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运用与检验，指出了其适用性与缺陷，特别是考察了政治与安全问题间的某种张力。廖认为，安全化理论的贡献在于拓展了安全议程与安全指涉对象，并将安全化过程从政治化过程中区分出来；正是得益于安全化理论，移民劳动力问题被作为了普遍性威胁的安全问题来进行分析——马来西亚境内规模庞大的无证印尼劳工导致就业竞争激烈、犯罪率提高、外来移民劝诱当地人改变宗教信仰等，增加了马来西亚人对社会结构断裂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担忧，最终“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本世纪初，马来西亚政府对外籍劳工进行过大规模驱逐，并实施“最后雇用印尼劳工”政策（只实行了两周），这引发了一系列骚乱，造成了政治及外交影响。廖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对印尼劳工的“安全化”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使建筑业摇摇欲坠、使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受损，而且还暴露了安全化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此中的关键点是要明确安全的指涉对象是谁。
如果是印尼劳工，那么他们在危及马来西亚社会安全的同时亦有利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安全，况且印尼移民中有一部分拥有马来西亚出身证明却没有身份证的人，还有一些确实是为摆脱迫害从动乱的北苏门答腊省逃出来的政治难民。由此可以看出，“安全远非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很多情况下会出现琳娜·汉森所说的“沉默者的安全”（一些群体无法表达、没有权利表达或没有渠道表达其安全诉求），安全化的“言语行为”在此失去效用。廖特别指出，在欧洲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政治领域与安全领域是相对区分的，而在同时决定政治与安全话语的国家强权下，公众舆论只是“相关观众”或“无助观众”，因而，在关于非法印尼劳工问题的讨论中，公众舆论的批评不被政府接纳也没有出现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中是不足为怪的。而事实是，安全化在印尼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符号行动”，双边管制是临时的，紧急措施的执行是低效的，非法印尼劳工背后存在着大量腐败问题，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而相互攻击。由此可以看出，安全化理论在亚洲语境下缺乏解释力之处在于：移民问题本身是复杂的、不清晰的，甚至充满争议的，安全化不能给予其确定的边界；政治领域与安全领域的区分在消除非法印尼劳工构成的安全威胁中没有体现，相反对非法印尼劳工的安全化被置于正常的政治范围内，而不是被排除在政治程序外；再是，脱离政治领域的环境背景或行为体的话语是不能被建构的，试图利用安全话语来处理非法印尼劳工问题难以成功。为此廖得出的结论是：安全的话语表达固然重要，但安全化理论对“言语行为”认识论的依赖只有当它与行动能力相结合时才具有具体现实意义。
致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是亚洲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高地，近些年来他们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亚洲非传统安全研究：趋势与问题》（StudyinG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Tren Dan DIssues）、《时代的亮点与污点：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The BesTof Times，The WorsTof Times：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巴厘之后：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After Bali， The ThreaT of TerrorisMin SoutheasTAsia）、《新恐怖主义：剖析、趋势及对抗之策》（The New Terrorism，Anatomy，Trends and Counter‐Strategies）、《战略趋势：东南亚的新走向》（Strategic Currents ：Emergin GTrends in Southeast Asia）等。在本译丛的选题过程中，王逸舟先生特别推荐了该研究中心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Dilemmas in securitization一书，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给予了慷慨的版权赠予，在此要深深致谢。
本书的译者段青博士在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其初涉非传统安全研究，所作的翻译亦是某种尝试，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外交学院卢静副教授对本书翻译工作的完成倾注了专门的关心，外交学院林民旺博士对全书进行了认真校对，浙江大学李佳博士对全书进行了再次校对和润色，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陈立影以及本书责任编辑葛玉丹付出的辛劳。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