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开始科学地确立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应持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的基本思想时，特别论述了应当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概括了对传统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显然，这既和民族虚无主义划清了界线，又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线。
正是遵循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借助于思维的抽象，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作不同的甄别与归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加以开掘：
其一，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批判与摒弃的态度。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一个基本事实是绵延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对传统文化中具有封建文化性质的观念形态，以及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一切“物化”了的种种事物，我们必须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道德伦理、秩序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封建主义影响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大如专制制度、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人治传统之类，小如待人接物的礼教规范和为人处世的“不敢为天下先”的保守原则等等。
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中遗留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应当坚决予以抛弃。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为封建文化所独有，但反映了一般农业文明的局限的东西，诸如重农轻商的观念，狭隘短浅的目光，听天由命、求稳怕乱的思想，抱残守缺、不求进取的心态，等等，也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将它们彻底淘汰。
其二，对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成分则要善于辩证地扬弃，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内在依据批判地予以继承。由于传统文化并不仅仅只是封建文化，其中有一些东西，在我们民族的诞生阶段就开始形成，在我们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存在。这些文化观念或风俗习惯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一些规范与原则。对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类成分，我们应当在批判与改造的基础上予以继承。而我们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是因为这方面内容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因而在开掘其现代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譬如，我们今天出于抵制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再重蹈西方国家重物质、轻精神，重人类、轻自然之覆辙的需要，会自然地重温“天人合一”、“义利合一”以及“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孝”等传统文化观念。但我们在重新评价和继承这一些传统观念时，一定要赋予它们崭新的时代内容。譬如，把那种极端的、以单方面绝对服从为基础的旧式“孝道”转化为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为本质的新式“孝道”；从“礼”的观念中剔除等级名分的封建成分，而使之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文明礼貌；从“耻”的观念中去掉虚伪的、不正常的“面子”意识及落后于时代的“耻言利”思想，而代之以现代人的新式道德观、荣辱观、义利观，如此等等。
其三，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则是我们必须着意继承并大力弘扬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部分是不为封建社会形态所特有、而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共存的积极成分。这些积极成分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无疑是我们必须积极继承并大力弘扬的。譬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有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传统，有一贯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有勤奋、勇敢、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抗争与自强精神。这些传统并不仅仅与农业文明同始终，而是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需要的永恒精神；这些精神也并不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优点和长处发生冲突，相反，却往往有匡补时弊之功效。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积极成分过去哺育了我们的祖先成长，今后也将伴随着我们的后代走向未来，它无疑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应当刻意继承和弘扬光大的文化遗产。
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和恒久价值、应当深入开掘和发扬光大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和表达民族精神的内容。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民为贵，君为轻”的重民贵民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精神；注重和谐的“会通”精神，等等。二是扬善抑恶，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伦理精神和人生价值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律己观念；“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人格正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重气节和大公无私的人生价值观念；等等。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我们也应该在立足于继承的同时，注意清除其中的封建主义痕迹，而代之以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内容。譬如：从爱国主义传统中清除掉忠君思想、大汉族主义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加入必要的国际主义内容，做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从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群体观念”中剔除互相牵制和过分依赖的成分，而吸收、补充近代工业文明中注重发挥个人作用和自我实现的内容，等等。
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如上理解，我们强调必须在当前的文化热潮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彻底重建论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主张。
“全盘西化”论者继承20世纪20-3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的衣钵，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主张全盘西化，而且在文化上也主张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让西方文化全方位引进中国。一些人甚至提出“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方能走上现代化”的奇谈怪论。显然，全盘西化论的理论主张实质上是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害的。
“儒学复兴”论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则持复古主义和保守的论调。在一些主张复兴“新儒学”的学者们看来，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解决在于文化出路的解决，文化出路的根本解决又在于儒学的复兴。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抓住复兴儒学这个“根本”，就可以解决当代中国包括信仰危机、道德建设、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等在内的一切问题。其实，历史早已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身只适应于农业文明的固有局限性，因而除非中国的现代化是向古老农业文明的复归，否则，主张完全恢复儒学在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彻底重建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主张“以彻底的反传统来创立新传统”。这种观点之所以也是错误的，就在于它对传统的理解带有太强的主观性和情绪化，缺乏辩证的思考。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传统可以创新与转换，但却不能随便割断与抛弃。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不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危害极大。因为这种把传统文化视为建设新文化的沉重包袱，甚至把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也视为糟粕的错误观点只能导致人们丧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失去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和方向，最终必然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其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问题，人类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就，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社会的一种既定存在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决不会比类人猿更高明。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最多只能使用我们在生理构造方面比类人猿更精细一些，只有传统文化的世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不可能没有意义，它既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更是我们现代人征诸过去，印证现在，指向未来的一种智慧积淀。
因此，传统文化是我们成为文化人的主要依据，每个人都借着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里成长。传统文化究竟是导致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也因此，在建设走向新世纪的新文化过程中，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要不要传统文化，而在于能否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能否把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充分发掘出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既适应于现代化建设又能够积极推动精神文明进步的新文化。我们强调在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意义也恰恰体现正在这里，我们研究这一课程开设过程中的教学传播方法的价值也是因此得以凸显的。
【作者简介】黄寅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浙江 杭州下沙 3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