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炎章 胡业深 赖惠能
【摘要】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新中国核事业是新中国成立60年最辉煌的科技事业。钱三强作为我国核科学的奠基者、领导者，发展核武器的领军科学家，以他战略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视野，洞悉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开拓新中国核事业；他运筹帷幄，研制氢弹“预为谋”；改革开放之初，他高瞻远瞩提出军转民用发展核电事业。钱三强的科学预测思想不仅为新中国的核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钱三强 科学预测 “两弹一星” 原子能 核电站
浙江大学老校长钱三强（1913-1992）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主管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我国核科学的奠基者和发展核武器的科技领军人物。“两弹一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最辉煌的科学成就，“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性的大科学工程。钱三强作为卓越的科研领导者和管理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管理思想，本文拟就他的科学预测思想与新中国的核事业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新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事先有计划和准备，就能成功；若事先没有计划和准备，就要失败。科学研究对于研发来说，这个“预”是很重要的事情，而钱三强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历史证明他超前的视野，对科学发展的准确预测，为新中国的核事业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8年夏天，作为核物理学家的钱三强满怀科学报国的豪情，从法国启程回国，人还在法国时，钱三强就预见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1948年底，清华物理系学生大多不安心于物理学习，或要求转系，或要求去参加革命工作，身为系主任的钱三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钱三强对同学们慷慨激昂地说：“要知道，一个人民政府，如果是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那么我认为就必然会发展原子能。到了那个时候，不要说你们班上这些数目有限的学生，那就是再加十倍也不够。”正如何祚庥所感慨：“未想到他这一个‘预言’，竟成为事实。”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凡的年头，北平和平解放后，清华大学新的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系主任，他欣然接受任命，并且努力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3月中旬，北平文管会派人来找钱三强。来者叫丁瓒，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他通知钱三强准备参加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在巴黎举行，大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正是钱三强的导师。接到通知后，钱三强考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原子物理学家，应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尽到一份责任。若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自己的导师帮助订购搞原子能试验的设备和别的一些急需而旁处买不到的仪器、图书资料，既可以打破封锁运带回国，又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东西，再好不过。而且中国将来要搞原子能事业，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但当时战争尚未停息，能不能拿到外汇去买仪器是个大问题。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想法告诉了丁瓒。
“估计要带多少外汇？”丁瓒问。“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研究最急需的而别的国家不肯卖给我们的。”钱三强估算后说，“大概要20万美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的话，这次5万美金也行。”丁瓒听后大为惊诧，因为20万美金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钱三强马上对丁瓒做了解释：“原子核科学的研究、试验设备，都是很昂贵的，要花大价钱，按将来的需要来说，这点钱只是个零头。不过可能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我的想法是跟你商量，如果觉得不妥当，就不要向上反映了。”从丁瓒的表情看，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是丁瓒还是做了谈话记录。
关于带外汇买仪器的事情，一直没有消息，钱三强不抱希望了，并且为自己冒失的行为感到内疚，钱三强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救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这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非分之想么？”就在领导人进城后的第三天，钱三强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召到了中南海，他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国库，还有这个力量。估计20万美金不是一次性的使用，因此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金供你使用。”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钱三强心如潮涌，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挠，没有给中国代表团签证，钱三强就没有见到巴黎主会场的约里奥·居里，购买仪器设备的计划没有按原计划实行。钱三强托人把钱交给自己的导师，用这些钱帮助购买了一些急需仪器（如100进位的计数器）、原材料及图书资料，并且带回了中国，为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及时派上了用场。
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第一笔外汇，现在看来数额小得一点都不起眼，然而，钱三强对于经历的这个事情刻骨铭心，终生未忘。当钱三强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房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他自己都无法想象。
1948年下半年，也是在北京城，钱三强曾经为了适当集中一下国内原子核科学研究力量，几番奔走呼吁，可是每次都是扫兴而返。
“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了希望。”从中看出新中国第一笔发展原子核科学的外汇多么的来之不易，正是钱三强的科学预见为中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研制氢弹“预为谋”
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都北京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而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五年两个月。至于法国，他们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八个月（即1960年2月）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他们还没有研制成功。这样一对比，中国氢弹的研制速度确实是让世人震惊，也让西方的媒体大跌眼镜，搞不明白中国超常的原因。直到后来大家可以实话实说，写回忆录的时候，才揭开了氢弹奇迹之谜。正是钱三强“预为谋”的思想对造就这个奇迹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钱三强一贯有“预为谋”的思想，他曾经在一次报告中谈到了自己的体会：“早作科学储备，总比临渴挖井好。”“多做点科学储备，一旦有了任务，就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余地。”“那时谁掌握多一点规律，谁就领先，也就是科学储备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原子弹攻关最紧张繁忙的时候，钱三强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想到，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将是必然的，而氢弹的研制，从原理上到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这在我国是完全空白的，如果有人先行做些前期理论探索，肯定是有益的。
1960年12月的一天，钱三强和刘杰（二机部部长）商讨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一步。他向刘杰介绍氢弹和原子弹不同的原理，并提出与轻核聚变相关的理论，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刘杰委托钱三强把“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原子能所，请他亲自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