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丽军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发展目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视野、发展主体方面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苏联模式给我们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要在发展目的上做到以人为本，在发展方式上做到科学发展，在发展理念上做到“兼容并蓄”，在发展动力上做到持续发展，在发展视野上做到共同发展，在发展主体上做到共同建设。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苏联模式 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全面突破，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苏联模式给我们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在这一段曲折的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上，我们付出过惨重代价，从对苏联模式的“照着走”，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完成了“接着走”的转型，开始了“走自己的路”的新征途。
一、必须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发展目的，将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统一起来，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被解放的目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一再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必须顾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曾经说过：“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随后，列宁便否定了不受农民欢迎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尊重民众特别是农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
但是，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便完全改变了这一政策，恢复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1928年，以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为借口，斯大林迅速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尔后，又取消市场机制，推行高速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牺牲。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消除异己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斯大林还贯彻“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全国实施大规模“清洗”运动，从列宁的战友到各级干部，到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无数人成了斯大林模式的牺牲品。“现已查明，在192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年-1938年受到镇压的。”可以这样说，斯大林在规划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民众的利益与要求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为了使苏联成为工业强国，斯大林完全不考虑人民的需要与利益，人民只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整个苏联的物质生产积累是依靠于对农民的“剥削”而来的，通过工农业的巨大价格剪刀差，苏联迅速成为第二工业大国。可与之对比的是，苏联人民为了买到最起码的生活用品需要花几个小时去排队，日常生活中人民几乎什么都缺，而在农业区一次饥荒就有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被饿死。“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中，仅在哈萨克就有175万人口被饿死，而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农业区，饿死者更是多达1000万人。”在苏联的集权体制下，人民成了制度的附属物，社会发展只见物而不见人。在斯大林之后，苏联虽经过多次改革，但基本上都是在原有的体制下所做的修补，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样只求发展，不顾人民利益的做法无疑使苏共失去了民心，以至于后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人民反倒是拍手称快。而且，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大转风向，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转轨。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两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将以“制度为本”的畸形社会主义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发现了“人”的价值指向。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指导理念的，他从尊重民众的实践与要求出发来进行决策，从承认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再到“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来制定政策，以“应该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与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走出了传统社会发展“见物不见人”的误区。此后，我们党也一直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必须坚持“协调发展，循序渐进”为发展方式，既讲求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效率，又注重社会可承受度，真正做到科学发展
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模式可谓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苏联的整体发展方式可以概括为“极重极轻”：极重政治、重工业、工业、军用、计划、速度、积累、国家利益，极轻经济、农业、轻工业、民用、市场、效益、消费和个人利益。当然，苏联的这种发展战略与方式是有其存在的客观因素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保证了苏联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使苏联在短期内赶上了西欧发达国家，成为第二工业强国，为后来卫国战争胜利打下物质基础。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没有把握“适度”原则，社会发展缺少协同性，常常只顾一面，而忽视兼顾其他。尽管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鉴”，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具体指出了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系列关系问题。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窠臼，后来更是把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实践了一遍。
邓小平认真总结与反思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所犯错误，并正确地借鉴了斯大林模式给我们所提供的教训。他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大局”、“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到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布局，再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既不同于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极‘左’路线”，又不同于以激进方式转“社”为“资”的“休克疗法”，而是在谋求社会稳定中有序地推进社会发展，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协调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注重社会的承受能力，规避改革发展的风险，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在维护经济稳定中推进社会发展。
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的发展道路本质上来讲在于将社会演进的规律性与人类主体要求的目的性统一起来，把改革的速度、发展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统一起来，实现社会由传统的“又快又好”向科学发展的“又好又快”转变。“好”字当头，说明社会发展首先考虑和关注的是发展的质量，不是单纯的粗放型增长，而是集约型的优质发展。当前，中国已把统筹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上升到和谐社会的建构的高度来把握，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保持了社会的平稳转型，这种渐进改革、平衡协调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就中日益显现其“真知灼见”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战略理念与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应当坚持完善，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必须坚持“利用资本、超越资本”为发展理念，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又要借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真正地做到“兼容并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因，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断创造着自己消亡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必将为更为合理和高级的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一经产生便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了，处在两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从而取代资本主义，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的联系，提出可以利用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等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他发现新经济政策便是结合俄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了“利用资本”，走自己的路的风气。但当时苏共党内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势力，他们主张维护所谓的社会主义纯洁性，将新经济政策视为资本主义的一套。因此，在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便夭折了。斯大林上台后，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建起所谓“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敌视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尔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抗衡也一直未消停。邓小平曾对苏联的体制评述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很明显，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一味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忽视了“外力推动”的问题，盲目地排斥资本主义，结果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还将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走上了一条盲目自大、自我封闭、死板僵化的不归路。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想法。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思想僵化、定性思维所导致的对“资”不敢越雷池一步，对“社”追求“纯之又纯”的自我封闭，提出解放思想，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邓小平认为，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束缚下解放出来，就必须从认识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1992年的南方讲话，邓小平始终坚持让事实说话，用实践的验证功能证明一切。1987年2月6日，他对草拟十三大报告的同志说：“为什么一说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就是一项在开放兼容、博采众长的学习中所开创的伟大事业。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还必须做一做资本主义的学生，只有“学习资本、利用资本”才能“制衡资本”，进而最终超越和取代资本。
在一球两制大背景下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利益共同点在扩大，“如何在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中善于学习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新课题，事关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这里既包括中华民族本身的文明成果，又包括世界其他各国古往今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成果。正如温家宝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方式、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