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场股战，成为英资大商行首位华人主席
爸爸一辈子没当过官，但爸爸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所关心所操心的事，就仿佛在尽一个非官部部长的职责，只要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只要是能为中国人争气、争利益的事，对稳定、繁荣香港有利的事，对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英国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的事，他都会不厌其烦，尽力管、尽力做，有时甚至不计成本也志在必得。他不但是英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首位华人董事（后来还成为副董事长），更在1978年，经过一连串激烈商战，收购了英资大洋行九龙仓。
九龙仓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它与置地由当时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怡和集团（Jardine）掌控。怡和是英国凯瑟克（Keswick）家族掌控的公司。九龙仓名下有一些价值不菲的码头、酒店、仓库、电车、渡海轮等。对于爸爸而言，购买九龙仓股票，无疑是把自己庞大的资产转移到陆地的一个好机会，因为购买股票，比直接投资其他生意见效、回本快，因为人力物力都已到位，况且九龙仓本身也是一家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爸爸收购九龙仓，还引出一段与李嘉诚先生的友谊。（在香港，爸爸与李先生一个是从事航运，一个是经营地产的巨商。）爸爸虽然年长十岁，但两人的经商眼光同等出色。李嘉诚先生知道我爸爸爱国爱乡、为人正直，也完全相信爸爸的经营能力和诚信。两人常相约在家旁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交往十分投契，大家都坦诚相待，彼此从不计较，李先生对爸爸的登陆发展计划也早有所闻。
李先生也一直买入已经上市的九龙仓股票，到1978年中，李先生持有九龙仓约10％股份。
1978年7月，爸爸与李先生在中环文华酒店一间客厅里，曾有一次比较秘密的谈话，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达成了一个重要协定：李先生将手上的九龙仓股份转让给爸爸。
爸爸1978年中先购入李嘉诚手上的九龙仓股份，继续在市场上买入更多的九龙仓股，直至年中他持有20％，顺利加入了九龙仓董事局，奠定了基础，并由女婿吴光正在董事局担任董事。哪知不久他发觉情况不简单，看出另一大股东置地有敌对的倾向。当时，香港舆论界把这场争夺战宣扬得沸沸扬扬。
1980年置地提出增购九龙仓股至49％，并趁爸爸不在香港的周五宣布，计为“攻其无备”。怡和以为这次行动能成功把爸爸的股权夺回。香港市民都非常关注此事，都希望我爸爸能赢，因为爸爸是中国人，更因为他是第一个华人世界船王，有崇高的威望。
当时，我和丈夫住在英国，接到爸爸的电话，他将前来欧洲，逗留十日左右，参加几项活动：首先，第一站，是到巴黎出席一个国际油轮协会（Intertanko）的会议。他是这个协会的主席，非去不可。
第二站，是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个银行界的重要会议。爸爸的业务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是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也是美国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国际顾问，这个会自然少不了他的份儿。
第三站，是到伦敦我们家里。因为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将至，伦敦华人为热热闹闹过节，举办一个规模盛大的“赛龙舟会”，盛情邀请爸爸出席。
最后是到美洲，会见墨西哥总统保迪罗。
记得爸爸从巴黎到英国伦敦前两天，打电话到我们伦敦的家，不巧那晚我和海文都不在家，是我大儿子包文刚接的（20年后，也是这个儿子继承了他爷爷、爸爸的事业）。
听出爷爷有点着急，十岁的儿子很懂事地问道：“爷爷，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你能帮我查两位先生伦敦家里的电话号码吗？一位是汇丰银行主席沈弼（Sandberg）先生，一位是副董事长博伊（Boyer）先生。”
“爷爷请您稍等！”儿子立即找出我的通讯录，迅速查出了电话号码，准确地报给了爷爷。
根据电话号码，爸爸当即与这两位先生通了电话，约好了第二天在伦敦见面的时间。
爸爸后来非常欣慰地夸奖我的儿子：“孩子长大了，已经能帮忙做大事了！”原来这两个电话非常关键。
因为，怡和洋行趁爸爸不在香港，周六在几家报纸上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股票：他们愿意以两股作价＄12.2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张面值＄75.6的无抵押债券，合计共100元的代价，换一股面值仅10元的九龙仓股票。在香港已经引起了“地震”。
妹夫吴光正来电话，焦急地催爸爸赶紧回香港。
在巴黎的爸爸十分镇定，胸有成竹，他吩咐妹夫在香港做好一切准备的同时，赶到伦敦，如约见到了汇丰银行的两位老朋友沈弼、博伊，如实讲了香港正在发生的一切。
“需要我怎么帮你？”沈弼问。
“我需要借15亿现金。”爸爸说得很干脆。
“没问题！”出于对爸爸良好信誉的坚信和历来合作的愉快经验，沈弼一口答应。
有了汇丰银行15亿港币的支持，爸爸可谓稳操胜券。
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爸爸让海文从伦敦回香港，他自己则在伦敦买了一张飞往瑞士苏黎世（Zurich）的机票，交代妹夫在香港向瑞士航空公司订了两张苏黎世飞香港的连位头等舱的机票（因为在香港很容易查到英航和国泰航空的乘客名单）。神不知鬼不觉，爸爸在星期天上午已经飞抵香港了。
当然，细心的爸爸也没忘记打电报给墨西哥总统，对不能如期赴约表示了歉意。他到达香港，不像平常般立刻回家，而是在希尔顿酒店订了一个套房，下机后，立即往酒店游泳，然后爸爸与两个女婿，跟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包氏集团的律师与财务顾问开会，吴光正已安排一切。
后来，海文电话告诉我，他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心里真是非常紧张。爸爸当时还先在酒店内的泳池游泳及进行一下跳绳运动，便精神抖擞地上阵了。
爸爸确有大将风度，他镇定自若，态度果断，要求也十分明确：“怡和洋行气焰嚣张，我就不相信不能撼它一次！这次反收购要百分之百成功！我们应该出什么价？”
获多利（Wardley）财务公司总经理朗德斯（Rondis）先生说：“置地提出的所谓100元收购一股，是用股票和债券作交换，不能马上见到实惠的。我们出现金，即使报价90元，也有把握成功。”
海文和妹夫吴光正都直点头。
爸爸要求更高：
“我不想这场战役拖得太久，要速战速决。朗德斯先生，你看我们出到什么价钱，才能让置地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
朗德斯回答肯定：
“如果我们出价每股105元，对手绝对没有还击的可能！”爸爸当日最初买入的九龙仓股为13元一股，李嘉诚转让给爸爸的第二批九龙仓股约为23元一股，使爸爸拥有20％股权，但这时提出的价格竟为105元一股。
海文心里一算：105元与90元相差15元，这意味着收购2000万股，须多付出3亿港币。在1980年的香港，这真算是个天文数字！他后来对我说，如果由他来决定，他一定选90元，而不选105元。因为爸爸的条件很好，价格低一点也会成功。
当时，爸爸却手一挥，果断地说：“那就出105元一股好了！就这样定了！”
当天晚上，在记者招待会上，爸爸宣布以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动用22亿元港元现金，作价每股105元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把所持股份提高至49％。收购期只在周一、周二两天。其次，不买入怡和及置地手上的九龙仓股份。另外，爸爸还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布了反收购行动。
虽然，置地在好几天前已发起宣传攻势，但九龙仓大部分小股东仍按兵不动，等待着爸爸公布收购方案。原因也很简单，小股东们多是华人，早就对置地管理九龙仓的方法不满，期望爸爸在这场较量中胜出。
爸爸自从成为第一位华人“世界船王”后，又创造了一次“登陆”奇迹！成为首位在股票市场中战胜英资大洋行的华人。
从正式开始收购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上午九时之前，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战宣布结束。当时的报章是这样形容：“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可见当时市场的反应非常热烈。
爸爸成为九龙仓第一位华人主席。
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我生命中有重要意义的两个男人对此事说的话，至今仍铭记在我的心中：爸爸感慨地对我说：
“陪庆，我总算为中国人争了口气。”
丈夫海文则说：
“参与收购九龙仓一战，在整个过程上学到很多东西。不过，下次收购大公司应该付少一点钱了。”
2004年，我去拜访李嘉诚先生，他亲口谈道，收购九龙仓后，在收购会德丰时，爸爸又得到李先生鼎力相助。
会德丰（Whee lock Marden）也是当日四大英资洋行之一，大股东是马登（Marden）家族。由父亲（G.E.Marden）创业，第二代（JohnMar‐den）守业，但成绩一般，第二代马登决定提早退休，把私下拥有的股份卖给新加坡人Khoo Teck Puat，Khoo继续收买其他股东的股份，后来遇着马登的拍档张玉良。他不愿意卖给Khoo先生，属意把他持有的34％股份转让给李先生，继而经李先生极力推荐，结果卖给了爸爸。爸爸以九龙仓公司名义买入会德丰，作价港币26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原来，张玉良是李先生的好朋友，他持有34％的会德丰的股份。当时会德丰的股权分为A股及B股两种，张先生所持有的是B股，票面值只是A股的十分之一，但每股B股所拥有的投票权与每股A股相同，换言之，买入张先生的B股股权便能以少量本钱控制大量资产，非常有利；Khoo先生找上门来，愿意用高于原来30％的价格收购，但被张先生婉拒。
在某一天中午，张玉良来到李先生公司，愿意用原价卖给李先生。理由也很简单，他相信李先生的人品和实力，将来一定能掌握控股权，使该公司有更理想的发展。
李先生半玩笑地说：
“你的股本那么大，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张先生毫不犹豫地说：
“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分期付款给我。”
这原本是朋友上门“送大礼”的好事，李先生非常感激张先生给自己这么好的机会，然而刚买入和记黄埔的李先生因种种原因，无意买入这批会德丰股权，却想到了爸爸是承购这批股权的合适人选。于是，李先生花了半天时间，用聊天的办法，把我爸爸的为人及实力介绍给张先生，并相信爸爸往后必能控股和使公司业务发扬光大。
张先生开始时并不同意，因为他毕竟不熟悉爸爸，后来，他终于相信了李先生，同意把股票以原价卖给我爸爸。
双方谈好后，已经是晚饭之后了，银行已经下班，无法开本票。
为避免节外生枝，当天晚上，李先生派人去电影院找到为他保管支票但已下班的财务董事，用自己的私人支票，帮爸爸先垫付了定金，第二天爸爸再转钱给李先生。
待一切办妥时，已经是夜半11时了。
从此，爸爸与李先生两人的关系更密切，大家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吃个便饭，谈谈财经消息，志趣相投，无话不谈。
李嘉诚先生和爸爸都拥护香港回归，并热衷于支持国内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
爸爸捐了兆龙饭店、宁波大学，医院、小学、中学，李先生捐了汕头大学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当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开会办公的场所，都是由李先生和爸爸负责租金，两人各付一半。每人由始至终各付了一千几百万港元，但不过两人不爱沽名钓誉，从没有向外宣传这件事。
正巧两家住处紧挨着。有时，住在坡上方的爸爸，晚上望见李先生在亮着灯的花园练球，便会向山下的李先生叫着问：“K.S.，明天有空饮茶吧？”
“好啊！”李嘉诚先生答。
他们约会时不用说在哪里，因为两人都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第二天，两人下班后在高尔夫球会喝茶，畅所欲言。
1991年8月，爸爸的病情严重了。之后，爸爸一直留在夏威夷治病，间或在英国我乡间的屋里休息，间或在香港石澳休养。
爸爸打电话，请李先生到石澳家中见面。李先生有一种预感，“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包先生了，深水湾家的花园也很久没亮大灯了。听说包先生也常在夏威夷。”
李先生熟悉爸爸，知道爸爸是一个讲求效率的人，不会随便请他从中环到石澳吃饭，因为从中环到石澳，光计车程来回要一个半小时。所以他没多问，一口答应前往石澳郊区。
一见到消瘦虚弱的爸爸，李先生心中有数。于是，生意、国事他一概不谈，为宽慰爸爸的心，他只谈对人生的感悟。
他赞扬爸爸最聪明、能干，最有成就，成为华人第一位船王，为中国人争了气。
“只要做人时，不光是会享受，而是在这个世界留下很多好东西给后人。尤其你在教育、医疗事务上贡献良多。你是第一个华人在英国银行做董事，做副主席；又是第一个华人任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顾问，更是第一个华人做船王。那么，你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应该开心。”
之后，李先生和我见面时，感慨地回忆了那次见面情形，说：“那天你爸爸已经无力多语，只是点头，一直都同意我的看法。与你爸爸握别时，我心里有点酸楚，但没想到这次竟是最后一面！”
“后来，大约是两个星期后，Y.K.打电话给我。
他只说：‘K.S.，我不好了。’就这么简单的告别语。
通电话后两天，他就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