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公喝了口茶，继续说：
“包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但为什么一见如故？恐怕应得那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虽说比你大十岁，但从年轻的时代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太想为国家出力做事了，对不对？！”
爸爸连声回答：
“是的，是的！无奈当年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我是有心无力管好政府的钱袋子，这才听进了三阿哥的话，到香港也能为国家做事情，才移居香港的。”
廖公真诚地说：
“包先生，二十多年前，你在新中国被美国封锁的最困难时候，想方设法帮助国内进口钢铁、橡胶等紧缺物资。后来，你经过多年奋斗，成功地当上了第一个华人世界船王，给我们中国人争了光。
可我已经听说了，你来到北京，想在北京饭店多开一个房间也没有，真是对不住船王了！”
爸爸真心地回答：
“没关系，国家刚开放，万事开头难嘛，我能理解。”廖公对着卢家伯伯顽皮地挤挤眼，笑着说：“中国人习惯家丑不可外扬，如果我没猜错，我们的卢局长一定还没告诉你旅游局最狼狈的情况吧。
许多外国旅游者来到北京后，住不进房间，只好在大厅里过夜，有时只好先将客人用车子拉到遵化或天津过夜，第二天再用车接到北京旅游观光。”
廖公打趣地对卢家伯伯说：
“我们的卢局长，外地情况也不容乐观吧？
云南的路南石林驰名中外吧，好，不少人去后的第一感受是‘云南风光美，难寻客房住’。
到桂林的客人情况更不妙，安排很多客人打地铺。当即有人感慨万千，吟诵打油诗一首：‘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来桂林住地下’！
因为百废待兴，国家到处都要用钱，光靠国家的力量，要改变目前旅游条件差的现状，还是困难重重的！
华侨朋友纷纷批评我们宾馆，卫生不好，厕所太臭。
我多次开会时批评过，对党外人士、对华侨，不能光要人家为祖国服务，作贡献、作牺牲，好像都是应该的。
包先生，你是世界船王，满世界跑，见多识广，回到国内就是回到家，有什么能帮忙的，欢迎尽力；有什么好建议，尽管给卢局长提出来；发现什么问题，也一定有啥说啥，帮助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早一点繁荣昌盛！”
爸爸连连点头。
临别时，廖公紧握着爸爸的手，又叮嘱一句：“包先生，这里永远是炎黄子孙的家嘛！欢迎你多来，不要有任何顾虑，时代不一样了，再不会因为海外关系，给你三阿哥带来麻烦了。
如果说海外关系，最多的是我廖承志，光在香港的堂的、表的兄弟姐妹及家人就有百十口子呢，我都不怕嘛！卢局长也不会怕。欢迎常来，常来！”
回宾馆的路上，爸爸对坐在身边的卢家伯伯说：“三阿哥，这次北京之行，印象真是太深刻了，廖公真不愧是华人、华侨的知心人。
有句话我想直说，你当旅游局长没有饭店不行。另外，你们国家旅游局办公室的条件也需要改善一下。我想好了，我打算给国家捐1000万美元，800万美元盖一个饭店，200万美元盖办公楼。”
卢家伯伯连声道谢，同时也说，他要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及捐助的办法后，再告诉爸爸。
原来，利用外资、侨胞资金建造旅游宾馆，在中国确实是个较敏感的话题，许多人包括中央的部分高层领导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他这个旅游局长并没有决定权。
还是邓小平认准旅游是促进开放的金钥匙。从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旅游业局长、副局长的谈话竟多达五次。讲到国家经费紧张，新建旅游饭店困难时，他说：“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要选好人。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
卢家伯伯汇报了爸爸想捐饭店的想法。
邓小平快语回复：
“外资建旅馆我看可以干嘛！一个地方1000到2000个床位，甚至更多也可以。”
1979年12月12日至15日，卢家伯伯作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建造饭店，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报告》。
后来，我从书上读到对卢家伯伯这段工作的评价，认为非常准确，摘录如下：卢绪章1978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旅游事业管理总局局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国旅游总局局长。时间只有两年零四个月，但这两年却是中国旅游业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期。
短短的这两年内，卢绪章为中国新建旅游业，做了大量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实践了邓小平发展“两油”其中之一的旅游的宗旨。
当年邓小平曾算过一笔账：
一个旅行者花费1000美元，一年接待1000万旅游者，就有100亿美元收入。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
历史的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1978年，境外来华旅游的只有22.96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只有2.63亿美元。
到1996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突破100亿美元，提前四年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旅游创汇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爸爸和邓小平、卢家伯伯在天之灵，终于可以看到他们当日的视野是正确的。
到2002年，中国接待入境旅游总人数已达9791万人次，实现创汇204亿美元。
4.又结识一个实干的朋友
1978年爸爸经过北京之行，耳闻目睹了国内改革开放的决心。
他说：
“香港是进出中国的门户，是中国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中国货物推向世界市场的通道。香港也是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包括专业技巧的提高、人员的训练，贡献巨大。香港确是国际机构与中国贸易及交往的重要桥梁。”
在香港的各种活动场合，爸爸还多次表示：“我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应该为中国做点事。中国有10亿人口，资源丰富，海岸线长，发展航运有很多有利条件。”
1979年，当时中国的总理华国锋访问英国，出席英女王举行的宴会，爸爸应邀作陪。爸爸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席间，他得到了华国锋总理的单独接见。他带着很重的宁波口音说普通话，使得华国锋开心大笑呢。他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在适当的时候愿意为中国的航运业做点事。华国锋总理单独接见爸爸的消息，立刻在英国、香港等地引起了轰动，报社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接连不断。爸爸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明确表示：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支持祖国四化建设，我责无旁贷。”
爸爸还告诉记者，他将积极回应中国主要领导人要求海外华人积极参加祖国四化建设的号召，在造船、航运、租船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这件事也打动了很多香港人和华侨之心，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当年从内地移居香港或海外的，难免都有戒心，国内的政策还会三翻四覆吗？
很多人都采取观望的态度，看看爸爸下一步会如何做。
爸爸回香港后不久，卢家伯伯也到香港公干，与爸爸在家中见面时心情激动：“玉刚，我已经看到侬在英国记者会上的讲话了，讲得很好啊！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玉刚，侬要与国内的航运造船业合作，我给你介绍个好朋友。就是我提到的六机部部长柴树藩。这可是个干事业的能人！”
“柴树藩部长比侬年长十岁，出生在烟台。家境十分贫寒，父亲先是在码头扛大包，后来开了个火烧铺，节衣缩食，把柴树藩送入私立烟台养正小学读书。柴的成绩优秀，年年都是考第一。后来赴京赶考，他一连报考了清华、燕京（今北大），都是金榜题名。只因学费太高，家里无力承担，他唯有忍痛弃学。
后来，他无意中得到一张税务专门学校的招生简章，该校不收学费，还包学生食宿，每年还提供每个学生四套制服。此外，这学校是专门为海关培养人才的，学生毕业后就业有保障，是‘金饭碗’之机会。
报考此学校的2000人中，只录取160人，柴树藩成绩又是名列第一。在税校毕业，柴树藩到了天津海关缉私处工作。当时的海关常利用特权，和外国洋行、轮船公司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柴树藩看到种种黑幕，大感不平，渴望能扬帆起航，寻找理想。
抗战开始，他投奔革命，以身许国，从未奢望能活到抗战胜利。但他终于目睹新中国的成立，而且活到70多岁。”
卢家伯伯喝口茶，继续动情地介绍：“60年代，我一个老朋友曾与柴树藩一起在国家计委工作过，提到柴树藩，就伸出大拇指。
柴树藩经过调查研究，向李富春副总理建议国家计委考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纤、化肥和石油裂解的设备，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化学工业。他这封信由李富春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即开会听取汇报，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由柴树藩任组长。
改革开放后，中央就是看准了柴树藩有思想、有魄力，任命他为六机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