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认为是有的，而且这种影响还是积极的。一方面我们外出打工，赚的钱肯定比在老家要多，能够补给老家的家人。另一方面，通常一个地方一人外出，会带动一批人外出。比如我，带过老家的人已经不下30人了，其中20多个已经回老家，在这个行业干得很出色，主要是因为他们到杭州来学到了比较精湛的技术，回家之后便成了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这样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肯定是很大的。
访：这样看来，外来务工者不仅丰富了自己，发展了务工地的经济，同时也反哺了家乡，真是一举数得呵。听了您的叙述，我能感觉到您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是比较满意的。但一定还有很多外来务工者并没有取得像您这样的成功，走得也不是很顺。所以我们想请您站在外来务工者的立场谈谈你们希望杭州政府为你们做些什么。
王：首先当然就是希望就业不要受到歧视。其次是住房方面。对打工的人来说，是否有杭州户口区别很大。希望政府能对外来务工者开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我建议，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制度：外来务工者在杭州工作达一定年限后便可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改善了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问题，对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还有就是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在杭州上学普遍要交赞助费，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说有专门为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但说实话，教育质量比不上其他公办学校，师资力量方面也有所欠缺。而且在民工子弟学校待久了，不利于孩子接触本地同龄人，这样不仅会助长他们的自卑感，而且阻碍了他们融入杭州生活。民工子弟学校在布局方面也不是很合理，常会出现因为太远而上不了学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说说外来务工者的技能培训问题。现在已经有民工学校了，外来务工者可以到那里接受培训，这是个进步。但在真正落实方面还是有待加强的，最好能避免出现应付性的“临时培训”现象。
访：您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相信杭州市政府在接下来几年内会往这些方面努力的。最后，再谈谈您对杭州的总体印象吧。
王：杭州很大，环境很好，风景很漂亮。平时休息日，我除了在家看书之外会陪我儿子一起去爬爬山，享受西湖美景。而且杭州很干净，治安又好，这些都让我感到很满意。更何况我19岁就离家来杭州，至今已20年了，在杭州生活的时间比在老家都长，所以，杭州也算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缪坤，男，1963年生，安徽天长市人，1991年来杭务工，至今17个年头，从经营小吃店起家，主营餐饮业，目前待业中。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缪先生，您好。我了解到您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杭州了，请问您当初是由于什么原因从家乡来到杭州呢？
缪坤（以下简称“缪”）：当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1990年的时候我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水，我家里的房子都被冲掉了，当时我就在想家乡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搬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杭州有一些亲戚，他们愿意接待我和我的家人，使我感觉自己来杭州的话还有一个依靠。所以也可以说是由于机缘巧合我才来到了杭州这个城市吧。
访：可以谈一下您这17年以来在杭州发展的经历吗？
缪：刚到杭州的时候想自己找工作，但是我在杭州的亲戚给了我一些帮助，包括一些启动资金，让我可以走上创业的道路。由于当时我在创业方面还是一个入门汉，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再加上那个时候资金很有限，我就想从比较简单的小吃店做起。
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河坊街那里开了一家很小的小餐馆，当然那个时候的河坊街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这么商业，地段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这家小餐馆我经营了3年，然后转手给了别人，有了初步的资金积累，我开始尝试转向别的行业。
1994年的时候我承包了武林广场的一个小旅馆，但是也许是我经验还不够，没有做好，8个月后我又把这个旅馆转让给了别人。经过这次的挫折，我思考了一下，决定还是做我比较有经验的餐饮业，于是在1995年我在凤起路上承包了一栋楼，开起了“昆仑大酒店”。“昆仑大酒店”开得还比较顺利，但就在我的事业刚进入正轨的时候，我碰上了凤起路拆迁，我不得不另外找地方继续开我的酒店，这次搬迁使我遭受了较大的损失。1999年，我在梅花碑开了一家饭店，还是叫做“昆仑大酒店”，我想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出影响力。但是之后的几年饭店一直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于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再次将它转手。之后2005年到2006年我又在四季青承包了店面，但是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目前我处于暂时待业的状态，我想自己冷静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同时这段时间也给了我一个市场调研的机会，我想理性地选择将来发展的行业。
访：在外来务工人员中，走上创业这条道路的人很少，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业的？
缪：其实很多外地来杭州打工的，他们没办法走上创业的道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创业的条件。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要不是当时在杭州的亲戚愿意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也没有可能一开始就自己创业的。至于我本人为什么选择创业这条路，首先我有亲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就是有了创业的基本条件，还有我也觉得创业比较适合自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最大好处就是工作上比较自由，当然我感觉前途也好一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要看到的是，创业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各种意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碰到，回想起我刚开始开小餐馆时候的艰辛，还有就是凤起路拆迁给我带来的损失，我很庆幸自己都挺过来了。
访：从您刚才的叙述中听得出来创业的艰辛，可以谈谈您在这些年的创业过程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缪：先拿我最早在河坊街的那家小餐馆说吧，那个时候我刚到杭州不久，说话还带着很浓重的乡音，虽然我现在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但比起那个时候来已经是好得多了。普通话说不好，也不太听得懂，这就给经营餐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段时间我最苦恼的就是听不太明白客人的要求，不知道他们要点什么菜，而我向他们推荐菜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种状况客人当然不会满意，这对我餐馆的名声不太好。我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调整才把我这个满口的乡音给纠正过来的。后来在凤起路刚开始办“昆仑大酒店”
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做的小餐馆是小本生意，后来做旅馆又没有盈利，我的这个资金一下子就周转不过来了，到处筹集资金来维持饭店的运作，我是硬生生挺过来的。但是饭店的情况刚有所好转就遇到了拆迁这种事情，当时感觉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那是很沮丧的。现在餐饮业的竞争很激烈，以后肯定还会越来越激烈，我之所以暂时待业，就是在想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继续搞餐饮业还是换行做其他的行业？创业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说是一边当老板一边当学徒，有很多东西我都是从不懂到慢慢弄懂，再说现在新事物更新多快啊，我不去学习新的东西，不去做市场调研，那怎么行？
访：请您就亲身经历来评价一下杭州市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创业环境？
缪：这个怎么说呢？杭州市政府是有一些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创业者的，但是我做的都不是很大规模的东西，基本上享受不到政策上的优惠。我觉得市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像我这样做小生意的创业者很难享受到政府的优惠。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是，毕竟外来民工像我这样选择创业并且有条件创业的实在是太少了。当然从总体创业环境来看，杭州市还是很开放的一个城市，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多机会。在杭州市的竞争是很激烈，但是竞争也相对比较公平，这点是很重要的。
访：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家庭状况吗？
缪：好的。我和我妻子目前住在杭州，我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现在是在读大三，小儿子在读一个交通职高。
访：您平时都有一些什么业余爱好？
缪：像我就喜欢打打保龄球，平时没事到处走走散散步，偶尔唱唱卡拉OK，到时候打打牌什么的。杭州的娱乐活动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要花钱，高消费的地方我还是去不起。
访：您对杭州这个城市的总体印象怎么样？
缪：我感觉杭州总体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杭州环境好，风景好，很适合人居住。令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杭州的树很多，一般道路两旁都有一排一排的树，人生活在城市里，可以看到那么多树心情就会好。杭州还给人一种很文明的感觉，这主要还是杭州人都比较讲文明。走在杭州的大街上，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人很少见的，买什么东西的话人们都会自觉的排队。
这种事情是小事情，但是就是可以看出市民素质的不一样。
访：是什么原因使您17年来一直留在杭州？
缪：主要是现在人际关系都在杭州。像我们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很看重的，很多业务往来的话是熟人心里有底的，不是熟人的话就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这些人际关系都是常年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再说现在“昆仑大酒店”经营了这么些年，已经积累了一些口碑，稍微有点名气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品牌在杭州餐饮业打响。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这个品牌，都是在杭州创造的，如果我离开杭州到其他地方发展，这些都要从头开始。杭州环境还不错，我也都在这里住这么多年了，离开这里的话又这么麻烦，那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访：最后请您谈谈您希望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缪：我就是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为像我这样有志于在杭州创业发展的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些帮助，让我们可以更顺利地在杭州创立自己的事业，同时我们也可以为杭州市创造价值。我自己主要是做餐饮业的，我相信我的饭店可以提供美味的食物，让杭州市民和游客的胃口得到满足，这也算是一种贡献吧。
民工来杭州打工不容易，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一些想自己当老板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我运气比较好，刚开始有人相助，使我有一个相对顺利的开端，但是我又要说到拆迁这类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有的。具体来说，我就是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制订一些相关的政策，可以有利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杭工作、创业。还有就是以前我的小孩在读书方面遇到一些问题。我原本是希望让小孩在杭州的学校读书的，但是当时由于有很多条件限制，使我的小孩没办法留在杭州读书。现在的情况可能好些了，但外地人的小孩想要在杭州读书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方面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多帮帮忙。
回顾近30年的历史，杭州市农民工的发展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被否定、排斥，逐步走向肯定、承认的进程。这个进程是在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市民和雇主群体的互动博弈中，在国家和市场的交互作用中，曲折、迂回地展开行进的。而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则可以看作是从排斥走向承认的各个阶段性的表现和标志。
由于“农民工”的出现与发展涉及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制度，因此，尽管杭州农民工的发展与杭州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杭州地方政府的政策举措等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讲，它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宏观制度和政策背景，不可能和全国农民工的变迁发展状况相脱节。特别是，由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表现为一个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权的过程，因此，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即农民工形成的早期，杭州农民工的发展状况就越是表现得与全国的状况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