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鲁迅讲：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文、理科的通融，要求理科学生学习必要的文科课程，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是为了走出专业，获得人文精神熏陶，开拓更加广大与自由的精神空间。
达尔文在自传里懊恼他一生专在科学上做功夫，没有把他年轻时对于诗、画和音乐的兴趣保持住，到老来想用诗和音乐来调剂生活的枯燥，就抓不住年轻时的兴趣，觉得索然无味。我有三位早都过了“花甲”之年的忘年交，都独自生活。
一个是书画家，而其爱好涉及艺术品的众多领域，常常忙于看古玩、交流心得。一个是老师，曾说要学书法等，但实际上没有特别爱好，身体也弱，所以生活内容较为单一。一个是我国的计算机网络前辈，喜欢打乒乓球等社交活动，身体健硕。
人文修养与学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社会上通常的说法）没有必然的关系，与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人文修养的具备是一个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接受熏陶，不断阅读、增长见识，积极思考和广泛交流的过程。历史的深邃、哲学的思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美感和社会的现实交织起来形成肥沃的土壤，使人的成长健康、平衡，使人的思考全面、深刻。人生短暂，时不我待。一个人全心全意只干一件事，也不见得能做好，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另一方面，人若无工作之外的爱好，就难免会有单调、枯燥感。不过，若面太广，可能一事无成；若爱好太深，则本末倒置了。
3.5 审美情趣
罗素曾讲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缺陷之一，是变得太偏重于某些技能的训练，而没有教会人们用客观的眼光去了解世界，以便极大地扩展人类的思维和灵魂。厄运降临而能承受，明智的方法莫过于在快乐的时候培养了相当广泛的兴趣，使心灵能找到一处宁静的地方，这地方将唤起别的联想和情绪，而不是那些使现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的联想和情绪。现在读来，尽管有目标单一之感，但依然实在。
柏拉图相信在审美情趣与人的道德修养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黑塞讲，他更信赖美、艺术、文学所具有的温和性说服力。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受到它们的熏陶，比任何公、私立教育还深，而且还引发了他对精神世界的好奇心。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讲：“诗、书、画三者皆足以陶养性情，因其得和气、静气，于人生世俗浮华，一切可以轻视，虽自甘于淡泊，隐伏于深山穷谷，无人过问，而怡然自足，此幽兰空谷所以可贵。”另一山水画大家李可染的性格中其实有一种农民般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因而他的作品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面对他的作品，你无法拒绝扑面而来的道德感染。
审美情趣不应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每个人的天赋中都有这个潜质，差别在于是否重视，如何挖掘。但审美不同于鉴赏，好坏同真假不是同一类概念，眼光情趣与艺术创作不是一回事，当然它们都与格调、品味、深度有关。
譬如，中国古画赝者居大多数，有时连老辈鉴赏家也不易辨别。我以前一直没能区分“观世音”和一般的“菩萨”，虽然这不太会影响我们对艺术本身的欣赏，但相应常识还是需要的。再以书法艺术为例，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书画艺术界百花齐放，令人喜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风气日下，有些所谓的“名家”不知所云，具体问题包括：
不深入理解前人理论，缺乏深度；沽名钓誉、胡吹乱捧、名不副实、鱼目混珠；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理论与实践脱节，临摹不够，方法失当，使创作成为无源之水；评价体系中缺乏客观而高远的审美原则。
书法史上还有不少玄乎难解、莫名其妙的说法，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后人往往没有理解而附会讹传，既不负责又缺乏实际指导意义。书画艺术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大致可以此类推。
教育家蔡元培早就强调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他反对祀孔，也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钱学森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指出艺术对于科学家有开阔眼界、丰富认识、激发想象、活跃思维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李政道先生指出，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它们有共同基础和深刻联系。
埃舍尔的画和巴赫的音乐与逻辑悖论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所谓“怪圈”，即当我们向上（或向下）穿过某种层次系统（如音乐的调子）中的一些层次时，会意外地发现我们正好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科学和艺术在此融于一体。莫比乌斯带只有一个面和一条边，无需越过边界就可从正面到反面——其实对这种带而言，无所谓正面和反面。而数学分支拓扑学就关注包括扭曲后依然不变的性质。
3.6 独立人格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讲如何评价人的话题。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王充讲：“凡学问之法，不为不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即所谓“官声采于舆论，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对一个人而言，不是所有的人说好就好，所有的人说不好就不好。
独立思考、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尤为重要。
华罗庚极为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不要受前人束缚。历来最善于创造的伟大科学家们，也都是最善于吸取他们前人的成就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在科学上有重大成就，就是因为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前人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汉武帝时张汤得宠，位至御史大夫。他的老友田甲，虽是商人，却有良好品质。当初张汤当小官时，两人有财务上的往来，等到张汤做了大官，田甲还能当面指责张汤的过失，很有气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人如顽石”，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物动，不入仕途。那个时候，名士多集中在总督衙门，讲究穿着并装饰车马，而邓石如依旧穿粗布衣，徒步行走，一尘不染。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他谦虚而重气节，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特立独行、风骨极硬的耿介之士。他在失明后的二十多年的晚年生活中，在孤独和压抑的心情下着成《柳如是别传》，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优美与崇高合一，其坚毅的精神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很长时间里我难以理解为何一代大学问家写这样主题的着作。实际上，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蕴道德、学术于其中，而绝不是清闲、风流之行事，他以此追寻着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华夏文化。
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