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30日）是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1885年11月24日，斯特朗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父亲是个社会改良者，母亲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斯特朗天资聪慧，从小接受读写教育，4岁的时候爸爸就带她去听演讲，6岁就能写诗了。她很有自己的想法，在读小学时就已觉得学校教育太墨守成规，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她还常常会向老师提建议，这导致了学校的不满，为此，斯特朗还换过好几所学校。1908年她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那一年她才22岁。
大学毕业后斯特朗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她积极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参加过女权运动，参加过西雅图工人大罢工，当时担任《西雅图工会纪实报》编辑，她专门收集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资料刊登在报纸上。
这是美国第一家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纸。此外她还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以写诗的形式揭露社会不公平，发表在这份报纸上，当时她就小有名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朗于1921年前往苏俄，在那里进行新闻采访和报道，苏联相当于斯特朗的第二故乡，因为她在那里结婚，并居住了20多年，在这期间她写的《我转换世界》、《苏联人民预料到》、《我的祖国》、《多民族的苏联》等书，都是对苏联真实情况的描述，她还在《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工作，她的工作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称赞。此外斯特朗还先后访问过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兰，着有《在西班牙的美国佬》、《我看见了波兰》、《立陶宛的新道路》等书，不得不说，她确实是个高产的新闻记者。
而对中国人民来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不仅是个新闻记者，更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虽然很多中国人对她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记者生涯或者经历所知甚少，但她仍然赢得了中国人的友谊。同样的，斯特朗对中国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份感情使她呆在中国时关心中国，离开中国时留恋中国，虽然她对前苏联非常熟悉，而且一生中断断续续在前苏联居住了近30年，但中国却是她愿意安度晚年时光的地方，她把中国称为她“理想的归宿地”。斯特朗的生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给自己的祖国美国，一部分留给前苏联，而剩下的一部分留给中国。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之中，先后六次访问中国，不仅使自己了解了中国，还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尤其她每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因此她的新闻报道更有典型意义和历史价值。
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25年，那时候她已经40岁了，她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广州，当时那里正进行省港大罢工，斯特朗和无数中国人一起，经历了中国大革命。斯特朗第二次到中国是在1927年，她来到武汉采访了武汉政府的首次会议，那个时候中国的革命风暴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指导了湖南农民运动，来抵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这让斯特朗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坚不可"。斯特朗第三次到中国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次她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斯特朗第四次到中国是在1940年，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制造内战时期，她再次会见了周恩来，并把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向全世界报道。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是在1946年，她来到延安、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并采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产生的。斯特朗第六次来中国是在1958年，当时她已经72岁了，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蓬勃发展的盛况，决定不走了，要永远留在这里定居，继续进行新闻报道，她在《中国通讯》上发表文章，报道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让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斯特朗一生之中写了30多部书和无数篇新闻报道，其中很多内容都与中国有关。斯特朗前两次来到中国后，立刻完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来报道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并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无情镇压。第三次来中国后完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并表现出了中国必胜的信心。第五次来中国后，斯特朗在采访了毛泽东后立刻写出了《中国的黎明》一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她还撰写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闻报道，向美国的《美亚》杂志投稿，这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次被介绍给全世界人民。斯特朗在中国定居之后，仍然坚持写作，完成了着作《西藏见闻》和《西藏农奴站起来》来报道西藏，为报道人民公社而写成了着作《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起》和《中国为粮食而战》，她满怀激情地向《中国通讯》投稿，共发表报道达69篇。所有这些着作和新闻不仅为她赢得了国际声望，而且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并能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1970年3月29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了，她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邓颖超对她对中国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职业生涯
斯特朗凭借非凡的才华，花费毕生的精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她并没有参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工作，但她却总能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来到中国，她是中国革命的见证人，是新中国建设的宣传者。如果要陈述她的职业生涯，最主要的就是她在中国的新闻生涯，而斯特朗在6次对中国的访问中，其中很多次的采访和报道都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片段的报道事迹每当回忆起来，总让人记忆犹新。
一、报道皖南事变的第一人
1940年12月，斯特朗从莫斯科飞往中国，第四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她来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她碰到了李公仆，并参加了知识界的一个会议，在会议上李公仆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史特朗”，因为他觉得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而事实上斯特朗确实是这样的人，而她的着作和新闻报道后来也成为了珍贵的史料。
斯特朗通过各方探听，了解了新四军的情况以及中国内地政局变化，她还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斯特朗交谈后，觉得她是值得委以重任的人。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初，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与中国共产党部队发生冲突越来越频繁了，周恩来很担心小摩擦爆发后会升级成大战争。周恩来收集了蒋介石试图发动武装战争的证据，希望有朝一日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证据能够公布于众，让全世界都能看穿他的险恶用心。当然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陷入艰难的内战，这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见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周恩来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能把这些材料保管好，以备不时之需。
而斯特朗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周恩来早就听说斯特朗的大名，因为她前三次来中国，已经和一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触过，她1939年初第三次来中国的时候，曾到山西五台山采访过八路军，那天还是朱德亲自来接她的，朱总司令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她还采访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八路军将领，他们无论在谈论军事问题还是国际局势时，都保持着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而且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些性格和才能让斯特朗深深为之折服。她很快爱上了这里，和当地的八路军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在采访的过程中，结成了同志般的友谊，还参加过部队的文艺晚会。她这段时期的经历都写在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中，这本书以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为主要内容，而文字中传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息。
周恩来是在和其他几位将领交流后，对斯特朗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的，因为这些将领对她也很有好感。而阅读了斯特朗的一些书籍后，周恩来确定她就是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人。那天，在交谈过程中，周恩来拿出材料郑重地交到斯特朗的手中，这些是他收集的蒋介石罪证的材料，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他严肃地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斯特朗接过这些材料，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忽然重了很多，此刻她已经不再仅是置身事外的新闻记者了，已经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局内人，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圆满地完成，不辜负中国人民对我的期望。
果然如周恩来所预料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1941年1月4日，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部队一共9000人在到达茂林一带的时候，遭到国民党8万余人的突袭，其中3000多士兵壮烈牺牲，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他全部被俘，而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其番号，将叶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向新四军其他部队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蒋介石的这种丑陋行径既揭露了其反共本质，也破坏了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侵华日军加大了声势，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打得异常艰难。
斯特朗是在1942年2月初接到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信件的，内容很简短：“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里面还有重组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声明。斯特朗知道事态严重，立刻联系材料发表事宜。但在发表过程中阻力重重，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很多媒体都不愿触碰与共产党有关的新闻，就算新闻价值很高的也不愿意。斯特朗没有放弃寻找发表途径，终于《纽约先驱论坛报》愿意报道这个内幕消息了，虽然最后署名不是她本人，但只要这个信息能向全世界传播，她也不在乎那么多了。后来她自己又在《亚美杂志》上发表评论。在她的努力下，全世界人们都知道中国爆发了“皖南事变”，知道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并痛斥蒋介石"残抗日力量的滔天罪行。
二、访问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在延安呆了一段时间，1946年8月5日那天，她正在奋笔疾书，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与她的采访时间定在明天下午。第二天下午斯特朗终于见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身材魁梧但亲切纯朴的人。陆定一为他们的这次谈话担当翻译工作。
在采访刚进行一会时间，斯特朗就感觉到对面的这个革命领导人是一个心思缜密、行事稳重的人，虽然他在延安，也没有到过国外，但无论是对战争局势还是对国际形势都了解很多，而且分析得也相当透彻。后来她了解到，毛主席总是有计划地获取情报知识，其用心程度不下于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他还利用同军调部短暂接触的机会带进了许多国家的书籍和小册子。外国来访者来到延安时，毛主席会见时也总要求他们介绍本国情况。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仿佛拥有极敏锐的洞察力，能看穿所有事情的本质，任何丑恶和罪恶在他的这双眼睛的凝视下都将无所遁形，而这双眼睛又充满着坚强、自信和果断，仿佛又预示着这一场战虽然打得艰苦，但坚持就是胜利，革命终究会取得成功。
陆定一的翻译清晰而到位，因此对话没有太多障碍，这让斯特朗欣喜不已，因为这样她就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而且毛主席的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总会给斯特朗带来惊喜，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采访下去，心里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让她能多和眼前这位伟人相处，多一些交谈，获得多一些信息。
最让斯特朗兴奋的是，毛主席在谈话时，时常会采用一些贴切而形象的比喻，用这些比喻来表示事情的意义实在是太精妙了。这不得不使她佩服起毛主席来。比如当他们谈到美国反动派出巨资援助蒋介石，并为其提供精良的美国武器装备，用来对抗共产党时，毛主席就用“输血”来形容。他说，美帝国主义花了40多亿美元，送美元、送武器给蒋介石，这是一种输血。而我们还要谢谢美国，因为他们，我们也能获得很好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因为我们的武器弹药可都是蒋委员长输给我们的。这不就是输血吗？
听到这里斯特朗频频点头，因为“输血”真的能很准确地把这个过程给表达出来了，而后来毛主席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就是这次谈话的一个亮点。当说完“输血”之后，斯特朗当下抛出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主席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斯特朗刚开始时还不知道“纸老虎”是什么意思，当和陆定一、毛泽东沟通后，终于明白，其实所谓的纸老虎就只能吓唬小孩子，碰到水碰到风就破了。当她弄明白之后，觉得这个比喻实在太精妙了。谈话继续进行，毛主席结合纸老虎的比喻，来谈论当前的战争局势。
毛主席：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不要只那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水冲掉。
斯特朗在笔记本上飞速地写着，将毛主席的每一句精辟的话都记录下来。
之后她将文章整理出来让陆定一翻译成中文后，让毛主席修改后发表。经过这次采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遍了全世界，既鼓舞了士气，也打击了敌人，而在斯特朗心中，在那一刻就已认定，黑暗即将结束，光明即将到来。
报道发出之后，她自己也被人称为“纸老虎女士”。
三、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当时她已经72岁了，但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诚有增无减，一看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她仿佛变成小姑娘一样雀跃。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斯特朗决定留在北京安家落户。这是很多朋友感到不解的选择，因为她既可以选择经济发达、生活优越的美国，也可以选择苏联这个她的第二故乡，毕竟她在那里结婚并生活了20多年，而且苏联政府也热情邀请她定居，但斯特朗毅然地选择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她说：“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要到中国去学习和写作。”
中国热情接待了这位好朋友，根据她的身体状况和喜好安排。冬天就安排她去海南岛享受阳光和沙滩，夏天就接她到北戴河避暑，而斯特朗最喜欢的就是秋天的北京，看到一副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让她能潜心写作。1958年10月1日，斯特朗满心欢喜地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日子，那一天她被邀请与毛主席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毛主席还亲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斯特朗备受感动：选择在这个国家度过余生真的没有错，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的确，国家领导人对她很关心，希望她每天都能过得幸福快乐，每逢她过生日更是盛情款待，特地为她举行宴会。斯特朗80岁那年更是隆重，按照中国的习俗来说，80是传统大寿，活到80岁很不容易呢，所以中央领导人决定要好好地办这次生日宴会，让斯特朗有个美好的回忆。毛主席在她生日两天前就送来了贺卡，并派专机邀请她和她的朋友到上海毛主席的住处过生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这简直就是上宾的待遇啊！斯特朗在中国没有感到寂寞，她的身边总是有朋友在关心着她，爱护着她，她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让人感动的生日。
斯特朗看上去永远都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新闻记者，因为心情开朗，斯特朗在中国越活越年轻，她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还是马不停蹄地，恨不得能到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行采访报道。她采访过很多人民公社，白天参与人民公社的各种活动，晚上在打字机前将自己的采访和感受记录下来，很快就完成《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起》和《中国为粮食而战》两本书。1959年，斯特朗作为记者团成员访问西藏拉萨，不顾74岁高龄，还爬到了布达拉宫顶层，后来分别写下《西藏见闻》和《西藏农奴站起来了》等书，热情地赞扬了翻身农奴的生活变化和西藏农业的进步。从60年代初开始，斯特朗除主办《中国通讯》，用6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外，还撰写了3卷本自传，分别为：《我改变世事》、《漫游到革命》和《我在中国的发现》。
新闻思想
一、传递中国声音，不畏艰险
斯特朗是在战争时代来到中国的，而几乎每次来中国恰逢中国经历重大的历史变革，特别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的采访和报道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不仅是战争采访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她曾经就碰到过炸弹袭击，此外，在意识形态斗争之下，她可能会遇到潜在的灾祸，比如她在帮助苏联之后，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却把她当作间谍关进监狱，后驱逐出境。但对于这些斯特朗从来没有畏惧过。她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有自己的原则和判断标准，明白在这种特殊时刻应该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应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她希望能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到天涯海角，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关心这个正在苦难斗争中的国家。当时美国媒体不愿意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她就联系一些左翼组织，扩大在美国进步人士中的影响力，还在美国一些地区安排大型报告会来介绍延安情况。她还与在中国采访的其他外国记者保持联系，随时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而更多时候都是外国记者从她那里获得更多最新情况。她从来不会拒绝中国爱国大学生的会面请求，将自己所知的解放区的情况告诉他们。她这么做是希望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声音传得更远。
二、正确区分新闻真实性和倾向性
虽然斯特朗在感情上倾向中国共产党，但她在进行新闻写作时，一直秉承实事求是的新闻原则来进行，从来没有歪曲或者夸张的失实报道。无论是她第一次来中国报道广州省港大罢工，还是抗日战争后报道八路军的敌后抗争活动，还是报道成为独家新闻的“皖南事变”，或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或者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对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变化的报道，无不是建立在她实地采访和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
三、宽容待人，客观公正
斯特朗还是个具有广阔胸襟的记者，她曾在莫斯科担任记者，并帮助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1949年2月14日却遭苏联秘密警察的逮捕并惨遭入狱，而理由是怀疑她是间谍，随后还把她驱逐出境，直到1955年平反。斯特朗后来还特地写了一本回忆录，题目为《俄国人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在回忆录里她写道：我从来未被告知逮捕我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关于此事的任何确切的说法。但她后来推测，逮捕的原因必定与她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俄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某种联系。虽然在她被捕当时两国冲突还没有公开显现，但是通过回忆，她渐渐觉察出许多其中的矛盾，所以她通过写回忆录的方式将整个事情详细地进行了分析。虽然斯特朗蒙受了6年不白之冤，但她后来撰写《斯大林时代》一书时却撇开个人恩怨，如实地对他一生的功过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尤其是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代表大会上猛烈攻击斯大林后，她在书中与赫鲁晓夫争辩，她没有受自己情绪影响，她说：“毕竟他是一位忠诚而杰出的革命领袖，尽管他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这些都记录在斯特朗的采访笔记里，虽然只是短短几句话，但这足见她专业的新闻水准。
参考文献
1.白黎：《东方行——记斯特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斯特朗：《斯特朗文集》第三卷，傅丰豪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4.许之桢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印行1947年版。
5.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陈裕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6.查茜·B.斯特朗，海伦·凯莎：《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三次会谈（节选）》，王静译，《党史纵览》，1995年第5期。
7.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斯特朗：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新浪网，2005年0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