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殷商时期，最早的一批思想家就论述了“敬德”的重要性，这种注重道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最早的思想家们却是从关注自然、探讨世界原初或始基物中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只是到了苏格拉底时代，西方思想家们才开始重视对人的“至善”和德性问题的探究。而且，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不同，西方哲人始终未把人生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西伦理学史发展中一个最大的差异。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思想家不注重人生伦理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思想家不探讨人生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正如康德说的那样，“人是目的”，因此任何精神文化归根到底总表现为人类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种理性探寻。从这一理解出发，可以认为无论思想史上的什么“主义”，其必然包含了一定的伦理思想在其之中的。我们在本章中拟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发展划分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三大流派，并试图对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一概括性的评述。
一、理性主义：以理性原则探讨幸福与“至善”的理论
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伦理学的传统源远流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更是浩如星辰。可以把这一流派按探讨问题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其一为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既是西方伦理学奠定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也是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主要探讨了什么是“幸福”、“快乐”和“善”等问题；其二为近代至今的发展时期。这是西方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理论有了较完备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伦理学流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秉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原则，并在探讨人的本性、权力和道德义务等问题中，使理性原则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标志着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因为这个理论第一次真正完整地解释并论述了人的理性本质，并使理性原则在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实践中得以真正地实现。如果对理性主义的伦理学思想作一总体的概括和归纳，那么可以认为，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道德理论主要提出了如下一些最基本的观点：
1.知识与美德的一致性
理性主义伦理学从人的理性原则出发，非常注重知识对美德的前导作用，认为人的美德（virtue）有赖于理性提供的知识作为行动前提。
（1）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点。把知识与美德视为统一的观点较早地见于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中。他认为：“对善的无知，是犯错误的原因。”对知识与美德关系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与德谟克利特同时代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这集中在他提出的如下一句名言中：“美德即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道德是一种理解，而不是技艺，更不是拥有财富之类的物质存在。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如下最基本的一个伦理道德原则：“正确的思想必然导致善的行为，错误的思想必然导致恶的后果。”苏格拉底也是从这一理解出发，提出了如下一句颇负盛名的话：“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因为没有思考就不知道关于善和恶的本质，而没有善和恶的本质的知识就不可能在道德行为中有效地弃恶行善，造就真正幸福的人生。
（2）柏拉图论知识与美德的关系。苏格拉底之后的斯多噶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也非常强调理性和知识对道德影响力。“他们相信，不了解事情的本性，不能对道德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除非认清世界的意义，否则不能指出人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活动。”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他看来，追求关于善的知识和理念，把握伦理真理，就是追求善的生活。没有善的知识理念或关于善的理性与智慧，就没有美德可言。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竭力证明了他如下一个最基本的思想：人的灵魂由理性、意志和情欲三部分组成。其中理性居决定的首要的地位，意志和情欲居于次要的被决定的地位。在古希腊社会强调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种主要美德中，作为思考的美德智慧在柏拉图看来必居诸位之首。具有智慧的人是思想家，而国家如果由这种具备智慧之美德的人来统治就是“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智慧之所以是诸德之首，那是因为智慧所给予的知识能使人过最好的生活，因为知识使人产生美德。无知者注定要被肉体和情欲所控制，这正是不幸和恶的根源。从柏拉图对知识与美德关系的上述回答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理论作了继承、扩充和完善。
（3）亚里士多德对“智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曾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他一方面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美德即知识”的思想进一步弘扬光大，另一方面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思想指导下，又对前人的思想作了极大的修正。
亚里士多德沿袭了由苏格拉底开创的、柏拉图发扬光大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同样十分强调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但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柏拉图那完全摈弃感性的理念，而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本性和需要基础上的追求幸福的观念。正是这种理性把人和动物、植物区分开来了。也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构成人之为人的根据。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美德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其二是行德。在他看来，智德包括智慧、理解和明智，行德包括节制与宽容；在这两者的关系上，智德高于行德，因为智德体现人的理性，行德只体现人的意志。所以一般人都可具有行德，却未必都具有智德。智德是少数智慧、明智、敏捷和知识渊博的人才具有的。亚里士多德坚信，以智慧、知识为主要方面的智德是一种最善的美德。
（4）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们论理性与美德的关系。中世纪的宗教伦理学家把知识完全理解为一种宗教信仰，所以对知识与美德关系的探讨完全陷于宗教信仰主义的泥潭之中。尔后的文艺复兴运动高举“科学”与“理性”的大旗，在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过程中，赋予理性主义伦理学以更大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召力。法国着名的思想家蒙田认为基督教道德是一种愚昧无知的道德，真正的道德首先必须去除蒙昧，学会明辨，“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即是在学知我们怎样归依自己。”人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辖制自己，敬畏他的理智和良心，以致当他每一出现违背理智与良心的时候，就不能不感到羞愧”。在蒙田看来，对良心和德性之类的道德知识的把握，是德行的前提条件；而且，“对于那些没有道德知识的人，一切知识都是有害的。”文艺复兴时代另一位着名的思想家布鲁诺更是把对真理把握的知识视为诸多德性中“支配所有其他的、并使之各就各位，所有的东西依赖于它”的最高德性。
（5）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论知识与美德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的伦理思想家，从培根到康德对知识与美德关系的理解基本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培根认为美德固然重要，但他同时又指出：“关于德性，我们既要确定何为德性，也要确定德性由何发生。因为我们如果不能知道获得德性的方法与途径，那么仅知道德性，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不但要探讨德性是什么，还要探讨怎样获得它。”这个获得德性的途径就是知识和经验。与培根同时代的霍布斯，把道德视为对自然法的遵循，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乃是理性所发现的一种箴言”。
这一时期，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对知识与美德关系的论述最为详尽。
斯宾诺莎把自由理解为对必然的认识，因而他认为对自然与社会的必然性知识就是道德自由的必要前提。这个过程在他看来有三个阶段：其一是想象阶段，即从感觉、知觉、记忆中获得知识的阶段，这是第一种知识；其二是理性阶段，即进行概念推理而获得真知，这是第二种知识；其三是直观阶段，它表明人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中已能直观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这是第三种知识，也是最高的认识。“所以谁能够依据这种知识来理解事物，谁就能够发展到最高的完善。因此他就能感到最高的快乐。”所以正是对必然性的这种认识，人的心灵才摆脱了情欲的控制，而使美德得以实现。
德国古典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康德的伦理学对知识与美德关系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的理性普遍原则（principle of generality）的理论中。尽管康德把理性普遍原则作了神秘的先验论的理解，但他却承认并强调对这一理性原则的认知构成一切善行从而也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在他看来，所谓的善就是人的意志借助所选择的行为准则遵循理性普遍原则的过程。这种理性原则以知识理念的形式存在着，但却是直接的、强制的、毫无例外地命令着人的行为。只有对这种理性普遍原则真正自由地把握和体验的人，才可能有美德和善行，即“只有自由者才有道德”。康德这一注重理性、崇尚知识的传统也为尔后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所继承。
如果对理性主义“美德即知识”的基本观点作一评价，那么可以这样认为：理性主义伦理学把知识视为美德的基础是深刻的，因为知识与美德的联系的确是密切的。这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知（智）统一”与“智德兼举”思想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苏格拉底那里道德被完全归结为知识问题则走向了绝对。事实上，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的支配，知识和理性并不构成行善弃恶的先决条件，因为行为还受主体的情感和意志诸品性的影响。苏格拉底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知道做什么”与“决定做什么”的界线。人在行为中决定做什么是由认识、情感、意志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德即知识”的说法无疑把道德这一实践理性的问题简单化了。虽然经过亚里士多德的修正，到了以后的思想家那里这一片面性逐渐地被意识到，但是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己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学说，才真正为知识与美德关系问题的科学解决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2.道德表现为理性对情欲的节制
和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学派儒家的观点相似，西方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家也认为，情欲（concupi scence）是人性中存在的那种盲目的、本能的冲动，因而道德对人性向善的规范通常就必须表现为理性对情欲的合理节制。
（1）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论理性的节制。在古希腊，理性与情欲的关系最早的明确论述者是赫拉克利特。在他看来，人应服从普遍的理性——“逻各斯”（logos），只有服从“逻各斯”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
因而他把符合人的生活理解为理性对情欲的克制，为此他留下一句名言：“扑灭放肆急于扑灭火灾。”在他看来，理性是人的守护神，过度的情欲应有理性来制约。显然，赫拉克利特对理性与情欲关系的把握和理解已初步涉及道德本质方面的某些属性。当然，他所推崇的理性化身“逻各斯”又带有神秘的宿命论的色彩，所以他认为：“命运就是必然性。”
苏格拉底似乎没有直接探讨理性与情欲、本能的关系，但他对“至善”和幸福的理解中涉及了相关的问题。在他看来，满足情欲的物质享受不是幸福的生活。真正的幸福是知识和美德的一致。这表现为一个控制自己的欲望，按理性提供的知识去行动的过程。尔后的德谟克利特比较系统完整地以理性主义为原则论述了理性与人的欲望的关系。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人的情欲应该受理性节制，因为情欲本身往往无法自我节制。
他认为：“无节制的欲望是一个儿童的事.而不是一个成人的事”；“应当拒绝一切无益的享乐。”因此他主张以理性来节制欲望：“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因此，应该定心于那可能的东西，满足于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不要太注意那些作为人所嫉妒和羡慕的对象的人。”德谟克利特同时还认为：“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受更加强。”因而他断言：无节制的欲望是非理性的欲望，它决不是成熟的人应该有的欲望。
（2）柏拉图论理性、意志和情欲。柏拉图建立在理念论基础之上的伦理学说，对理性与情欲的论述是其一个中心问题。按照他的灵魂论看来，由理性、意志和情欲构成人的灵魂（psyche）。虽然理性、意志和情欲各在人的行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等级从属关系：理性决定意志，理性和意志又共同决定情欲。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无论作为人或作为城邦国家，能按照这种等级从属关系实现三者和谐统一的就是美德和正义。所以美德与正义的关键是以理性来制约情欲。人生的目的就是从肉体的情欲束缚中解脱出来，让灵魂从肉体的“坟墓”中解脱出来。柏拉图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是理性完全控制了情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