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场对于图片报道者来说充满挑战和考验。除了与警察、负面报道采访对象之间的斗智斗勇外，有时还可能面临生命危险。被称为“战争摄影之父”的罗伯特·卡帕1936年摄自西班牙内战前线的《共和国士兵之死》，用跃出战壕冲向敌阵之际身中数弹、即倒而未倒的士兵形象，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如此逼真、如此惨烈、如此震撼人心的新闻现场，让读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残酷的战争氛围。我们从画面效果上不难看出，罗伯特·卡帕距离那即将死去的士兵只有几步之遥，他和士兵一样，是用生命进行“曝光”。卡帕的敬业精神和现场意识是世界图片报道史上的丰碑，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摄影记者。前苏联摄影记者瓦拉里依·朱伐洛夫拍摄《切尔诺贝利悲剧》，为了取得具有现场效果的画面，乘直升机俯拍核电站的废料泄漏口，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当他获得第29届“荷赛”科技新闻一等奖时，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当然我们还可以从震惊世界的几次谋杀案中看出，摄影者的现场目击意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肯尼迪被暗杀，萨达特遇害，里根被刺，直到拉宾遇难，图片报道传播了新闻，记录了历史，震撼了世界。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爱德华·基廷曾经担任《纽约时报》的专职摄影师，他的报道生涯充满了传奇和争议。因为他大胆地深入到纽约布鲁克林皇冠高地种族动乱事件的现场，差点被暴徒打死，后脑缝了50针。后来又因为进入科索沃报道，被塞尔维亚士兵逮捕，险些被当做人质而遭杀害。
在《纽约时报》任职期间，他将多年练就的街道摄影技巧应用到新闻摄影中，他与报社的记者十一次被集体提名普利策奖，两次获奖，其中一次是因为报道“9·11”事件。
“9·11”事件那天，爱德华·基廷原本和太太计划好与好友、着名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夫妇-道去葡萄牙度假。当世贸大厦被撞后，爱德华·基廷决定立即前往现场。但是，没有任何媒体的记者被批准进入现场。经过百般努力，他偷偷地借用了现场工人的出入证件，终于在两天后得以进入现场，并随后做了大量的现场报道。四个月后，他被捕了，警察让他交代是谁给他通行证。结果，他恪守记者的规矩，没有说出那个“线人”的姓名。虽然警察最终没能把他送进监狱，但他还是被判罚做一些服务社区的事情。
爱德华·基廷的行为是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进入新闻现场的典型案例。
2.“我要思考”
摄影记者在实现“我在现场”后，还要能够做到“我要思考”。不是所有到了现场的摄影记者都能拍摄出成功的新闻图片。身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是一个基本要求，还需要摄影记者对现场有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有的可能慧眼独具而满载而归，有的则可能认为习以为常便空手而回。问题的关键在于摄影记者需要对现场进行观察和思考，能够对新闻现场进行整体的把握，并用最合适的表现形式准确有力地表现出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这方面最需要注意的是摄影记者的拍摄方式和拍摄角度。
成功的新闻图片往往不只是在你的眼前，而是来自眼睛的背后。美国着名的报道摄影家大卫·伯耐特说：“每一位好的摄影师总是在思考：我如何能拍得更好？如何能够将无数摄影师已拍过的题材拍得更加有趣？无论是在杂志、书籍或画廊中，如何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何才能使观众停下来仔细看你的照片？我们的观众始终如此，他们只是在浏览。如果你能让一位观众停下来，观看几秒钟，你便成功了。对于成千上万的观众，你最多只能如此期待。”他接着说：“在我的一生中，发生过几次这种有趣的情况。
30年前，当阿根廷总统胡安·佩隆去世时，我拍了一张其他人都没有拍到的照片，这是一张佩隆灵柩的照片，但不是从地面上拍摄，而是从空中往下拍到的。《时代》周刊整版刊登了此照。阿根廷许多报贩都将该杂志翻到此页，并将其夹在报亭上。我站在报亭旁，观察人们对该照片的反应。”
大卫·伯耐特对那些持器材决定新闻图片质量观点的人进行了批评。
他常常告诉年轻的摄影师，相机不是最重要的，你的眼力和脑子才最重要。
你可以将最差的相机给最棒的摄影师，他们照样拍出好照片。相反的，你可以将世界上最好的相机给蹩脚的和不用心的摄影师，他们可能拍出影像锐利和技术良好的照片，但他们并不是在摄影。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你是否动脑和用心在拍摄。
同样还是爱德华·基廷，他在进入“9·11”事件现场后，他就开始思考。
他说：“‘9·11’是一个特殊事件，因此反映该事件的照片也应当不同寻常。
我知道，我必须改变方式拍摄该事件。”所以，当他进入世贸废墟现场时，他告诉自己，一定要从该事件中寻找一张非常好的照片。当他走进在“9·11”事件中被炸毁的世贸大楼原址对面，希达街公寓一个房间的时候，他看到该房间充满了从窗外冲进来的各种各样的碎片，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翻和毁坏。然而，在该房间的中间，有套茶具正对着窗户，周围布满了已经损坏的东西，只有它却完好无损。他当时的思路走进了拍摄灾难的常规胡同，为了拍摄毁坏的状况，四五次经过该茶具。虽然每次看到它，都感到惊讶，但他差点没拍它就离开该房间。终于，他意识到，尽管发生了这场恐怖事件，但生活仍然需要继续，需要信心。于是，他按下了快门，正是这张新闻图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张茶具照片非常美，它很安静，不张扬，你从照片里得不到太多的直接信息，但在发生如此巨大的恐怖和毁灭之后，这种照片的确发人深省。许多人看了之后，说不出话来，它是一张人们能够认同和联想的照片，而且能够让人从恐怖中开始恢复过来。
这些现实的案例说明，思考是摄影记者创作出优秀图片报道的关键因素，也是摄影记者发挥主观能动意识和创造意识的必然要求。只有在“我要思考”后，图片报道才能不再千篇一律，才能跳出司空见惯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新意，给受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鲜感，并为摄影记者逐渐打造和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魅力。
3.“我的策略”
国内外的一些着名的新闻摄影记者在自己的图片报道实践中积累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一是“看而不说”。
在对一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拍摄中，谈话和提问都是不合适的，这种情形要求“要看而不要说”。戴安娜·沃克经常把想法藏在心中，给“走下舞台”的总统拍摄私密照片，锤炼出了几条避免与主人公对话的技巧。她称自己工作时尽可能游离、安静、靠边、不唐突；以成功拍摄政治家竞选活动而闻名的P.F.本特利认为，摄影记者应该成为一个变色龙，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身份，遵守被采访者的规矩，而且，还得知道被采访者的脾气，知道何时紧何时松，何时靠边；《新闻周刊》的摄影师戴维·休莫在不工作的时候很健谈，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想拍摄政治家竞选的照片，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就是：“通常我在的地方不需要我说话。”
二是用实物代替语言。
在对一些会议新闻的采访中，要拍摄会议所讨论的话题，而不是拍摄谈话者。即便是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他们有高明的取景技巧和瞬间把握能力，但也不可能让读者很容易地只通过新闻图片就区分出千篇一律的会场照片是有关法制的会议还是有关教育的会议，是教育改革的会议还是有关升学的会议。其实，有关这些会议图片的区别并不在于与会者口头表达的东西，也不在于他们在视觉层面上所做的事情。新闻摄影记者最好把发言者的话语转化为能够显示潜在议题的实物照片。
纽约《新闻日报》的前助理编辑阿瑟·帕法尔发表了他对于会议编辑所遇到问题的看法：“要记住，人们的谈话往往能成为好的故事素材，但却很少能够为一张好照片提供充足的材料。尤其是当讲话者是同一位官员或同一位主席时，情况就更明显了。派摄影记者到会议所讨论问题的实际发生地去——去拍下他们所谈论的东西。”
三是提前到场，晚些离开。
在图片报道中，摄影记者经常要面对一般新闻或约定式新闻线索，如新闻发布会、产品发布会、社区活动、一般参观与接待活动等等。要使这类题材的图片报道获得成功和引人关注并非易事。拥有多年图片报道经验的知名摄影记者柴继军提出，赶往这类可预见、可预判新闻现场的时间要提前。
提前10分钟或者更多的时间到达，而在活动结束后不要立即离开，再留下观察等待10分钟，这样就为你能够拍摄出与众不同的图片提供可能。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存在着通常不容易看到的场景，人物不同寻常的精神面貌和状态，甚至有一些提示新闻信息的新细节等等，极有可能包含着你和读者所期待的东西。
利用这个策略，柴继军曾经成功地拍摄过“两会”期间的袁隆平院士。
作为“两会”期间媒体记者争相采访的重点人物，袁隆平院士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应对媒体。媒体集体采访结束后，袁隆平院士准备回到房间，他在等电梯时，手按太阳穴，自言自语道：“媒体记者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有意义的瞬间被留在现场没有急于离开的柴继军抓住了。他所拍摄的这张图片成为当天这个题材中的“唯一”，巧妙恰当地把事实、人物以及暗含的新闻信息结合在一起。这种跳出会场拍摄新闻人物的方式比我们常见的用长镜头拍摄的特写图片更生动、有趣，富有真实、鲜活的生活气息。
而美联社记者Oded Balilty获得第51届“荷赛”新闻人物三等奖的作品《南京大屠杀0年》组照，其中有多幅照片来自纪念活动前一天的彩排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