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灾难图片报道与人性
在人类拥有了摄影记录手段之后，我们可以方便地找到有关某次灾难的形象代表，而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通常是与死亡、恐怖紧紧相连的：非洲荒原上，以干瘦身躯爬向救济所的女童和那身后有着狰狞目光的秃鹫；两伊战争中被化学武器杀死的父亲和他怀中出生不久的婴儿；1980年土耳其大地震后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她五个已经被夺去生命的儿子；在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惨死的小学生葬礼上，极度悲伤的父亲、母亲和家人。在灾难图片报道中如何表现形象，特别是对于灾难程度表现应如何控制把握，一直是图片报道理论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读者对于媒体上的各种灾难总会给予特别的关心，这是灾难图片报道赖以运作、灾难信息得以成功传播的核心驱动力，这其实体现出的是人性。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于人性的探讨可以得出更为深刻的含义，在对现实生活的图片报道中，特别是灾难图片报道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最基本意义，那就是对人的重视。
它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以及承认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权利至高无上。在一切可怕的灾难面前，人性是黑暗与悲惨世界中闪着光芒的点点星火，它是身处灾难之中人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们的灵魂向导。阿朗·瑞宁格正是基于患艾滋病的病人也是人、他们更需要帮助的想法，不厌其烦地出入诊所、患者家庭，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呈现给世人一组系列照片《艾滋病在美国》；玛丽·艾伦·马克更是把目光投向了精神病患者，她的《八十一号病房》的拍摄主题是“他们也有不可抹杀的尊严”。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摄影镜头伸向困境中的人们的手臂越有力量，就越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援救，困境中的人们脱离苦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纵观世界各个时期灾难图片报道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题材表现的密集点，第一是儿童，第二是亲情。这两种题材的表现是所有灾难图片报道中最摄人心魄、最刺痛心灵的，因为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人性最为敏感、最为薄弱的地方。当一个幼小的生命面临痛苦、甚至死亡威胁时，人的正常反应总是，这个孩子来到世间的时间太短，还是一个无力抗争、甚至还无力认识世界的弱者。因此，对于灾难的无奈与悲痛会油然而生，而且会愈演愈烈。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图片报道中，最让人揪心扼腕的莫过于在倒塌的中、小学教学楼废墟中逝去的幼小生命，其惨痛与悲恸的场面令人难以释怀。而亲情题材面对灾难，会触发读者设身处地的联想，同时父爱、母爱、手足情，这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处在灾难的深重打击之中，是最为铭心刻骨的切肤之痛。因此，翻开世界图片报道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许多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的照片，甚至构图比例、动作细节都非常相近，如尤金·史密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拍摄的《塞班岛的抢救》，1963年美国记者萨姆·诺斯拉拍摄的《南斯拉夫地震灾难》，以及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1992年拍摄的《俄克拉何马州政府爆炸事件》，都共同抓取了救护血淋淋小生命的场景，画面中无论是士兵、父亲，还是救护队员，他们庞大的身躯与弱小、可怜、即将或已经归于消亡的孩童形成了可怕的对比。至于亲情，尤其是母子相拥的灾难者形象更是举不胜举，如《水俣》中水银中毒事故后相依而坐的浴盆中的苦难母女，埃塞俄比亚饥荒中骨瘦如柴的母子，哈萨克地区核试验灾害中完全变形的儿子和悲伤的母亲。关于中国平民遭受日军轰炸、死伤惨重的灾难，之所以在海外产生极大影响，主要在于摄影家王小亭选择了在遭轰炸后的废墟旁、铁轨边上，一个失去亲人号啕大哭的婴孩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谴责战争、驱逐罪恶成为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强音。一个弱小生命的惨境，激发了无数人的深厚情感，令他们的人性光彩得到升华。
三、灾难图片报道的表达
摄影是依赖于摄影者对现实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特定选择来完成其作品的，瞬间特征是所有摄影作品的最基本表现。无论是现代摄影手段所创造的万分之一秒以上的高速摄影，还是摄影技术诞生初期长达15分钟、半小时或更长时间的拍摄成果，我们都习惯性地把它们称之为瞬间艺术，瞬间形象，那么，灾难图片报道是如何依靠这一特殊手段来实现最佳表达和传播效果的呢？
首先，读者需要完整的信息。从这个要求出发，作为新闻摄影表达基本内容的图片和说明性文字，二者缺一不可。图片作为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字说明也是读者接受信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灾难图片报道作品的文字一定属于新闻文字，其作用在于最大可能地让读者知晓有关灾难的各种新闻要素。成功的灾难图片报道，其文字与图片应当浑然一体，互为补充，它确保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完整、全面、详尽的，从而使读者有效地避免对某一灾难的认识产生盲区或误区。
关于灾难，读者还需要不同侧面的连续性信息。在图片报道的体裁上，我们通常把图片报道作品分为单幅和多幅，这两种体裁各有长短。多幅图片报道是由一个个有机部分共同组成的组合照片，它对减弱摄影的时空限制有着较大的作用。多幅图片报道通过对不同层面、不同侧面的信息内容展示，可以使得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是一种有特点、有成效、有生命力的方式。约翰·萨道威拍摄的反映1956年11月匈牙利事件的《枪杀80名保安警察》，由三幅照片组成：警察被赶出司令部；他们得知将被枪杀时的绝望表情；一阵乱枪射来，警察纷纷倒地。三幅照片以时间变化为依据展现了灾难事件的发生与延续，这有助于读者确认信息的真实可信度。
真实而震撼人的信息是读者对于灾难图片报道的一个特别的诉求。灾难终将过去，但是灾难的影响，灾难的教训，关于灾难的记忆，不应该像过眼烟云一样轻轻地滑过，灾难图片报道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作用和特殊表现形式作用的相互结合，强烈地打动了人们的情感世界，使得一个个现实的痛苦瞬间，变成了难以磨灭的永恒印记。虽然专题图片报道是灾难图片报道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但是，每一张照片并不是平均“发力”，表现手法也并非罗列表象来生硬地堆积“痛苦”。在充分考虑信息完整性和多侧面表现的基础上，摄影记者应着力寻找和选择那些最具有新闻价值和形象价值，最能够让读者同悲同忧、同感其情的细节和形象，加以表现。英国记者迈克·韦尔斯《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只干瘦、细小、营养极度缺乏的小黑手，摊放在一只丰硕、白皙的白人大手的掌心。极其传统的对比手法应用在灾难图片报道之中，产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被称为“石破天惊的一笔”，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非洲饥荒最有特点、最令人难忘的一幅图片。而美国记者爱德华·基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选择了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对面的民居中一套茶具来进行视觉表现，从轮廓上看，这应当是一套精美的茶具，这代表着袭击发生前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宁静生活，双塔的轰然倒下给这套茶具蒙上了厚厚的粉尘，而这厚厚的粉尘恰似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众多的摄影记者记录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消失的瞬间相比，这张照片不仅没有丝毫的逊色，倒是这种换一个角度的思维和拍摄方式，通过精到的形象选择，使新闻信息的表达空间有进一步的拓展，成为一张令人难以忘记的灾难报道图片。
当然，灾难摄影报道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死亡，如遇难者尸体以及极其血腥场面的形象表现。无论是战争、爆炸、袭击，还是地震、海啸、火灾以及空难、车祸，摄影记者都无法回避这些笼罩着悲剧气息的可怕形象，在图片报道中如何给予正确把握和处置，对从业者个体和群体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首先应当慎重，无论是在现场的摄影记者，还是图片编辑，特别是在关系到向公众发表相关形象的图片时，一定要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对发表的必要性作认真严肃的论证。这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尤其是涉及死者面容的图片。
二是基于对公众视觉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也无论报道者个人与群体对于新闻事件和涉及形象的态度与倾向如何，都不应当放松对这类图片的控制态度，否则这样的图片报道就有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恶劣影响。实际上，从操作层面来讲，要处理好这种形象内容的图片并不太困难，一是精选好的细节形象，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代表性即可。二是控制用图比例，没有必要过度展现“残酷”。作为第48届“荷赛”关于印度洋海啸的年度最佳照片，路透社驻印度记者阿尔科·达塔拍摄的《印度妇女哀悼海啸中死难的亲属》即是成功的范式作品。“荷赛”评选委员会主席戈尔德贝格评论这张照片是“一张带有摄影者震撼视点的真实新闻照片”。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图片报道中，中国的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在灾难报道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能够看到大多数媒体在报道中既作了大胆而富有挑战性的尝试，又充分尊重了受众的视觉承受限度，较好地把握了平衡点，尤其是绝大多数平面媒体，在地震灾难的图片报道中得到了有益的锻炼。
四、灾难图片报道与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是带有很高风险性的职业，而对于从事灾难图片报道的摄影记者来说，职业要求、工作环境都赋予了他们更多压力，尤其是来自灾难现场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压力是极其深重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摄影记者都难以完全独立于灾难和悲剧之外，以一个纯粹摄影人的身份，仅仅完成工作任务。综观世界图片报道史上的成功范例，可以发现，要做好一名灾难图片报道记者，必须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素质和条件。
1.使命感
摄影手段对于灾难信息的传递已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以非洲20世纪80年代震撼世界的大饥荒为例，其实发生的时间应当从被世界了解的时间前推十年，那时，干旱、蝗虫、饥饿、疾病几乎横扫整个非洲高原，但是直到摄影记者用镜头将灾难的场景进行传播后，人们才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没有迈克·韦尔斯、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大卫·伯内特等一批敬业的摄影记者，也许人们对非洲灾难的了解还要推迟几年。
拥有富裕生活和极好发展前景的萨尔加多是法籍巴西人，他在法国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巴西政府部门也为他留好了经济研究与决策的工作职位，但正是为了完成经济研究报告，他第一次来到非洲，亲眼目睹了非洲灾民的痛苦，从此拿起了照相机，奔波在受灾地区。几年间，他先后16次到过非洲，以自己的勤奋与辛劳，给人们留下了多幅非洲饥荒的标志性图片，他被世界摄影评论界称为“人民的摄影家”。他的一段话更是证明了使命感是摄影记者工作和成功的先决条件：“我有一个信念，也是我们从事摄影这项艰苦工作的目的，就是把本地或外地的社会、人民生活、自然灾难等介绍给世界，引起人们对问题的重视和讨论。尤其是让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了解到在同一地球上还有人那么苦，分配是那么不公平。”
2.人类意识
从灾难图片报道及传播的实际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摄影记者跨越国界，进行异域灾难题材表现。这种现象虽然也曾出现在其他题材的摄影活动中，但灾难图片报道表现得更为普遍。这种特殊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意识对于摄影记者的内在驱动作用。肤色的差异，语言的障碍，都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因为，灾难是对人类的共同威胁，苦难是人类共同的苦痛，在灾难面前，生命是人类共有的名词。因此，如果不具有深厚的人类意识，摄影记者是很难真正融入情感去看待和表现各种灾难的。
3.个人意志力
摄影记者本身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相当的勇气。在灾难图片报道活动中，摄影记者长时间在“苦痛”和“死亡”中穿行，这对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情感控制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许多摄影记者在回忆起第一次拍摄死难者近景时，都能记起极其清楚的细节，甚至还有一些余悸，但正如凯文·卡特所言，“这是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干这行”。意志力是摄影记者在灾难图片报道中特别值得珍视的宝贵个人财富，它可以帮助摄影记者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4.社会洞察力
许多灾难图片报道作品，与其说是摄影记者的采访成果，不如说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洞察力的社会关注者借助摄影方式表述的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对于灾难的初期发现以及对于灾难题材表现价值的评判，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摄影形式的评判，而更多地体现出摄影记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力，尤金·史密斯的《水俣》摄影集表现日本工业污染危害时，人们对于环境污染与保护的认识并非今天这样。威廉·布莱恩因以一幅简洁抓拍作品《枪》表达自己对于枪支泛滥的忧虑和思考。玛丽·艾伦·马克对于青少年流浪街头问题的揭示，则完全可以称为一部特殊的社会学研究“手稿”。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图片报道是摄影记者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的必然表现结果，摄影记者的社会洞察力则是灾难图片报道体现社会功能的必要保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保障，摄影记者最终才能真正以摄影方式为人类减少灾难危害做出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