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ulkins（2001）认为，对于民族和种族认同的研究应该兼顾文化内容和群体边界。他和他的同事们（Caukins &； Hyatt，1999；Caulkins，Trosset，Painter &； Good，2000；Caulkins，Offer‐Westort &； Trosset，2005）从威尔士人、美国籍威尔士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中抽样，运用共识分析原理，通过假想“场景”的使用，进行文化认同测试。在一项研究中（Caulkins等人，2005），他们提供给被测试者（一个威尔士人、两个美籍威尔士社团）印在卡片上的假想场景：①经过了5年的城市生活，一位银行职员仍然会在每个星期天害思乡病，想象着他的父母姐妹们吃晚餐时餐桌边并没有他；②一对老夫妇去世了，他们成年的子女在卖掉他们的房子之前清空了整个屋子，把所有的旧东西，包括家庭照片扔进了垃圾箱。
第一场景是积极的，第二场景则是消极的，但两者都反映了乡愁的主题。受测者被要求对21种假想场景进行5分值的评分，1代表非威尔士，5代表非常威尔士。受访者也被要求从多少“威尔士”、多少“美国”、“场景是好是坏”这三个方面对每个场景进行打分（只在美籍威尔士人中进行）（Caulkins等人，2005）。场景的分类，是在现场研究工作的早期按照“个人”或“认同”的概念设计的（平等主义者、殉道者、情感至上、乡思、表现、个人主义和成就）。
运用文化共识分析方法，Caulkins等人发现，（威尔士的）受测者在场景的“威尔士特色”和“行为可取”这两方面有高度的一致。他们把共识分析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如，“文化上正确的”回答）与受测者的回答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后期的威尔士后裔、美籍威尔士人在什么是“威尔士特色”这一点上有一致的见解，而早期的人则并无一致见解，虽然两者对“（行为的）可取与否”意见相似。
Caulkins等人的研究在种族研究（尤其是在休闲领域）方面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上所述，种族群体一般是通过文化和／或边界加以区分的；有些研究人员强调文化，有些则侧重边界。可是就文化分享而言，那些被假设存在的种族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真正同质同源的呢？Caulkins等人（2005）的研究显示，这至少是一个跟实际经验相关的问题。不幸的是，有关种族、其他群体变数以及休闲的许多研究（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所研究的这些群体有着共同的文化（而不是其他任何跟经验有关的证据）。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将回顾一下近年来种族和休闲研究的一些发现。
基于文化认同和休闲研究的证据
1978年Washburne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论述了从事荒野游憩的人群中很少黑人。该论文为基于种族和／或人种多样化的休闲差异研究打开了大门。
Washburne就这一现象，即为何一些群体的参与荒野游憩要低于另一些群体？提出两个理论：①边缘化，②种族划分。其一，他指出参与太少的群体受困于贫穷和社会经济歧视。尤其是黑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利用荒野的机会。然而，正如Floyd（1998）所注意到的，虽然边缘化能够解释经济上弱势的少数民族的命运，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上不处于弱势的群体也不参加荒野游憩。种族划分的观点认为，只要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控制，参与休闲的差别比率来自文化差异。因而，人种和种族是文化内容的差异指标。就是说，如果某一人种或种族的标签被贴在某一群体之上，就可以假设该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文化同质性（Hutchison &； Fidel，1984；Hutchinson，1987；Floyd，1998），并有别于其他群体。
不少作者（e.g.，Allison，1988；Allison &； Geiger，1993；Dwyer，1994；Dwyer &； Hutchison，1990；Klobus‐Edwards，1981；O"Leary &； Benjamin，1982；Stamps &； Stamps，1985）根据边缘化和种族划分的观点对人种和种族群体的休闲进行了探讨。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划分假设要较边缘化假设获得更多的支持（如，Floyd，Gramann，&； Saenz，1993；Floyd，Shinew，&； McGuire，1994；Hutchison，1987；Irwin，Gartner，&； Phelps，1990；Williams &； Carr，1993）。
这些研究讨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华裔的爱好、态度和行为模式，也有少量针对美国亚裔人群的。Washburne（1978）等人（如，JohnsonBowker，English &； Worthen，1997，1998；Talbot &； Kaplan，1993；Virden &； Walker，1999）探讨了荒野的资源模式，而其他人则调查城区公园的爱好、态度和使用模式（如Gobster，2002；Hutchison，1987；Payne，Mowen &； Orsega‐Smith，2002；Tinsley，Tinsley &； Croskeys，2002）。Florian &； Har‐Even（1984）考查了以色列的犹太和阿拉伯青年休闲选择的文化模式。好几项研究探讨了不同群体赋予休闲的含义（如，Allison &； Geiger，1993；Azoy，2002；Blanchard，1982，2002；Gramman &； Allison，1999；Khan，1997；Tirone &； Pedlar，2000；Tirone &； Shaw，1997）。不足为奇的是，研究显示同样的活动可以被不同的群体给予不同的诠释，也可以被相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给予不同的诠释。最后，几项最近的研究从休闲制约的角度考查了种族划分（和人种）（如，Shinew，Floyd，&； Parry，2004；Stodolska，1998，2000，2002；Stodolska &； Jackson，1998；Stodolska &； Yi，2003）。其中与休闲制约相关的特别有趣的发现是：休闲中的歧视（因而也就是制约）取决于别人在多大程度上看待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人群的差异。
文化认同与休闲活动和爱好
黑人爱好使用城区公园，白人则爱好使用地区公园。West（1989）在解释这一情况时解释说是因为前者的边缘化，尤其在交通方面。他没有采用种族划分假设来解释这些差异。Dwyer和Hutchison（1990）报告了与此一致的发现；即芝加哥的黑人偏爱已经完成开发的户外活动设施，而白人喜欢尚未开发好、较为自然的区域。Philipp（1993），Johnson等人（1997），和Talbot和Kaplan（1993）报告了类似的结果；黑人往往喜欢更都市化、开发较好和更加开放的区域，而白人则寻找尚未开发好、人迹较少的荒野地区。
当增加其他种族群时，类似的模式不变。Gobster（2002）发现，亚洲人偏芝加哥林肯公园的风景而黑人则更关心那里的设施和维护情况。白人访客喜欢被树木和植被环绕的更自然的环境。Virden和Walker（1999）断定，黑人和西班牙裔视森林地带具有威胁性，白人则不然。
对于公园使用模式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与爱好相符合。Dwyer（1993）发现，黑人更多参与公园内的运动而白人较频繁使用尚未开发好和边远的地区。Floyd，Shinew，McGuire和Noe（1994）报道了公园里黑人类似的活动模式（运动，健身和社交）。在另一方面，Dwyer（1994）发现黑人参加露营、远足、背包旅行、打猎，利用荒原一般都少于白人。Johnson，Bowker，English和Worthen（1998）以及Payne，Mowen和Orsega‐Smith（2002）所做的调查结果与这些早期研究相符。
把亚洲人加入进来，他们的爱好和活动模式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例如，Dwyer（1993）发现亚洲人和西班牙裔较黑人更喜欢野餐，而亚洲人更喜爱打网球而不是棒球。Gobster（2002）发现少数民族（亚洲人、西班牙裔、黑人）群体的成员趋向于参与被动的社交活动，而白人则参与个人运动或健身活动，如行走、跑步。然而Dwyer（1993）和Gobster（2002）也各自发现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和亚洲人在娱乐爱好和参与上有诸多相似。Winter，Jeong，和Godbey（2004）在一项涉及旧金山地区四个亚裔群体的户外游憩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其他潜在相关因子得以控制后，群体归属感在决定参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Ho等人（2005）最近在美国两大城区（费城和亚特兰大）调查了性别、种族、公园特色的爱好、逛公园以及公园带来的益处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据受访者的自述将种族分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华人、美国日本人、美国韩国人和白人。他们发现女性较男性注重公园的某些特色（传统公园风景，和对种族的敏感度／代表性），但从总体上说，性别并不重要。不过Ho等人（2005）的确发现各种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一般看来，这些发现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吻合，即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喜欢已经完成开发的设施和空旷环境。但与早先调查不同的是，他们发现西班牙裔与非洲裔美国人相似，爱好已经完成开发的设施和传统公园风景。
他们也发现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较美国华人、美国日本人和美国韩国人更倾向独自一人去公园，而后者较偏好群体活动，如野餐和社交。他们认为亚洲人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倾向，或许能够解释这一差异。他们也说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符合种族假设的文化表现，因而可观察到的差异是由于（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造成。这一结论与Walker，Deng，和Dieser的（2001）结论相符，即，自我建构，一个类似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建构，是一种调节种族、文化适应和户外游憩动机关系的干预性变量。
文化认同和文化变化
人类学家Jocelyn Linnekin（1990）认为，太平洋诸岛上的文化和种族因为全球化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文化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地代代相传，而是产生于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强调的那部分文化，而这些文化使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原住民群体可以使用殖民政府、传教士、媒体和旅游者所散布的西方思想意识，以构建他们自身传统的理想形式。
文化和认同在遗产旅游的背景下也被强调（Palmer，1999；Pretes，2003）。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如，Light，2001；Pretes，2003；Richter，1999）认为遗产旅游景点是精心挑选的文化切片，与主流政治所关心的内容相符合，然后经包装后供旅游消费。因而，旅游变成政治社会化和认同形成的工具。例如，Light（2001）断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人民之家的含义已经变化，以适应该国的后社会主义认同。
Chronis（2005）发现在美国内战的哥特斯堡国家公园——在那里南部军队将领RobertE.Lee的突击被击退，局势开始转向对北方有利——给游客讲述的故事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文化价值观。Morais等人（2005）显示中国台湾17-19世纪港口城镇鹿港，给游客提供机会，了解当地文化和强调台湾人的文化认同。最后，Morais等人（2005）发现游客和当地人都把鹿港视为台湾两个诞生地之一和台湾的移民、定居和贸易的象征。因此，鹿港的遗产之旅帮助宣传民族认同的象征。
截至2006年7月24日，美国人口统计局估计美国的人口已经到达299299234。其他民族和种族的少数族裔在美国人口增长最迅速，并将于2050年与英美裔美国人口持平（美国人口统计局，2004）。西班牙裔将会成为最大的少数种族，占总人口的25％，而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将略微上升，从2006年的13％增至15％。亚裔美国人的人口将翻倍，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占总人口比例上，2050年达到美国总人口约8％。如果种族认同对于休闲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有重大影响，这便意味着了解美国人口的各种休闲生活方式和休闲需求对于休闲研究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