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针对景点影响的工作是建筑在北美的研究基础之上，但许多基本原则已延伸至全世界范围的LRT背景中去。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应对影响的一种方法，是设法确定休闲及旅游点的承载量（Gartner，1996；Inskeep，1991；Saveraides，2000；Shelby &； Heberlein，1986；Wahab &； Pigram，1997），但是这些方法由于某些概念上的原因也遭到了批评（Lindberg &； McCool，1998；Lindberg等，1997；McCool &； Lime，2001；McCool &； Stankey，2001）包括一些有问题的臆断，如文化和机构在应用管理措施方面的倾向与能力（Williams，2001）。此外，因为有关影响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案例的基础之上，因此很难将LRT的影响从人的其他活动或自然过程中单独开来（Butler，2000）。不过，在景点的层面上还是有大量强有力证据表明，LRT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土壤、植被和野生生物等环境特征。
LRT相关消费的全球影响
LRT也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下降是由休闲有关的消费和旅游带来的（4b原则）。如同人的其他任何努力一样，LRT还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辅助性消费，以此来促进、享受该活动并从参与中获益，但是关于LRT消费对环境影响的直接研究很少。虽然LRT有时候被认为或是描述成一种相对清洁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与工业发展相比），但以上的环境影响研究表明，LRT对土地的固有影响本身并不小。而且它对资源的需求也不是很节约的，特别是涉及与休闲有关的旅游上（Gossling，2002）。但是，还是有些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刻意节约的LRT形式（例如，主动的简朴）（Buell，2005；Cherrier &； Murray，2002；Pellow，2005），如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搭建房屋、校舍和医院（Cooney，2001；Wearing，2001）主动帮助科学研究和自然恢复工程（Arai，2000；Campbell &； Smith，2006；Probst等2003；VandeCruyssen，2001）。社会指标研究也显示，主观上的（心理上的）身心健康与环境友善行为是与某些特征兼容并且联系的。这些特征包括：价值取向，主动简朴和处处留心（Brown &； Kasser，2005）。不过，从总体上来看LRT，还很少有证据能说明，和其他人类活动相比，它必定多消耗或少消耗资源。
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针对LRT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分析经常根植于环境和社会冲突这一范围更广的评估中（Schnaiberg &； Gould，1994）和全球消费影响的大背景中（Biesiot &； Noorman，1999；Cohen &； Murphy，2001；R宝pke，1999）。这样，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追踪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气候影响这一块（Armstrong，2001；Himanen等，2004；Schipper等，2001；Sommerville，2004），并且有点奇怪的，一些研究评估了潜在的气候变化对于旅游的影响（Hall &； Higham，2005；Lise &； Tol，2002；Uyarra等，2005）。根据Gossling（2005），有些研究表明，游客旅途中60％～90％的气候影响（CO2排放）来自于往返目的地之间，其他的来自地方交通、住宿和其他活动及服务。
少数调查者提出了评估LRT相关消费的环境成本的一些方法，虽然这一内容应属于家庭消费对环境影响这一更深分析的一部分。然而Gossling等（2002，2005）已经提出并评价了估计旅游“生态系数”的方法（CO2排放量／所创造的欧元收入）。在这一方法和有限的一些案例的基础上，他们表示，相对于世界范围其他经济活动的平均系数来说，旅游的“生态系数”通常要低。然而，他们的案例研究也显示，旅游的生态系数大相径庭，其中旅途距离和乘坐飞机旅游是影响系数的两个最不利因素。能够使旅游系数相对提高的因素则包括长时间逗留和每天高消费。不过，旅游密集型的LRT模式会大大减少旅游——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他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贫穷国家的发展战略，旅游在生态系数方面常常需要付出高成本，但他们承认，这往往是少数几个可行方法之一，可以用旅游为社会创造效益的理由来证实其正当性。
消费LRT服务的全球影响不只是对生态服务系统的要求，它还与其他支持人的健康发展的要求进行竞争。LRT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些特殊的生态和社会变化。研究者常常把这些变化和生态系统（例如气候、疾病、生物分布）的“控制、管理性”服务联系在一起。当休闲旅游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疾病传播和攻击性或异常物种从一生态系统迁移到另一生态系统的时候，娱乐和文化服务的消费可能降低这些服务或其他服务的质量。
在文献资料中，除了描述与旅游相关的LRT对气候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外，还有一些说的是和旅游连在一起的人口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其他全球性影响（Mooney等，2005；McNeely，2004）。与LRT明显相关的两个领域是异常物种和人类疾病的传播。尤其是，淡水捕鱼和划船运动是导致异常水产物种传播的重要机制（Cambray，2003；Hinkley &； Chare，2004；Kats &； Ferrer，2003；Muirhead &； Macisaac，2005）。这些会在生物捕食、角逐、疾病、杂交、习性破坏等方面产生特别的影响，使捕鱼、水力利用、内陆航运等商业活动付出重大的代价（Mooney等，2005）。研究也考虑了商业性航空运输的增加所带来的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Mangili &； Gendreau，2005）和船运（Rooney等2004）以及全球性旅游带来的一般性公共卫生问题（Richter，2003；Wilson，2003）。这一研究工作的价值在于使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风险保持警觉，帮助确认潜在的策略，以降低风险（Muirhead &； Macisaac，2005）。
本节的观察结论
尽管有大量关于LRT环境影响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涉及一系列不同的学科，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杂志、语言、模式和方法。相对于研究环境因素对LRT经历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在广泛的地理环境上。从本质上讲，研究LRT对生物物理学的影响无需太多考虑文化背景，虽然这些影响的重点以及对人类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因文化和地理条件不同而有变化。尤其是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在起源和范围上都相当国际化。然而，由于研究受特定地点的局限，本文主要反映的是北美地区的起源和那里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LRT环境影响的评估，任何概括都会遇到四个问题。第一，很难总结出哪一种LRT活动产生的影响最大。第二，很难将各种不同的影响“加在一起”或汇总。第三，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社会之间，LRT的环境效益和成本分布不均。例如，Cole（2004a）从景点的层面上讨论了对践踏植被造成的影响进行总结的问题。
在一项研究中，一个森林集水区的植被由于宿营遭到的损伤低于总损伤的0.2％，然而在宿营地，植被损伤率却经常达到总损伤的90％。同样，Gossling（2002）认为，要评估旅游对环境的积聚性影响或总的影响都不容易。第四，环境影响经常不是立竿见影，这就使因果难于加以区分（Butler，2000）。最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讨论了影响在社会中的不均匀分布。成本经常是由最穷和最易受伤害的人承担，而收益要么在全球分散，要么集中在富裕的人口和国家中（Gossling，1999）。总之，具体影响和总的影响（积极的或消极的）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层面都经常不同（原则6）。
结论
对于决定LRT经历和利益的环境因素的认知，从定义上来说就更为严格，也更易追踪。不过，尽管这一研究的范围很广，它还是集中在西方中产阶级对LRT活动的参与上。然而，最近几年，有更多的研究着眼于亚洲文化中环境对LRT的影响，不过关于非洲的研究仍然很少。要评估人们对LRT环境影响的认知是一件更难的事，因为涉及的疑问和议题会更加跨学科，研究结果在空间、时间、规模上会呈现复杂的模式。这样，如果要找出LRT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重要问题就是要认识到LRT参与者或政策制定者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涉及收益与成本，而这些成本和利益在人口中的分配并不平等。
关于以上1～4个原则，一些LRT参与模式的直接质量更依赖于环境质量，同样的，一些参与模式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良性的，甚至是有益的（原则5）。自然导向的LRT经历所带来的利益，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或生态服务的质量。
其余活动有非常具体的背景要求（例如，球场，登山缆车），但是其中一些要求通过设施管理可以轻易实现。说到LRT对环境的影响，给环境带来的某些利益——这指的是LRT会促进人们更多地关心环境、支持环境——可能会因为LRT参与引起的资源高消耗而减少。与此同时，LRT的有些做法包括了从道德或精神上承诺自愿实行简朴，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有时则自愿努力，提升环境质量。
本文一个总的发现是，环境（作为一种生态服务系统）会直接作用于人的健康发展，而这一发展现在被界定为休闲的能力。但这一发现需要由别的发现加以补充，后者告诉我们，参与LRT的能力会对有利生活质量提高的生态服务系统造成潜在的严重压力。同时，生活质量（如休闲机会）可以被理解为保持生态服务系统流动的一个必要因素。这一切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归根到底，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更多地参与LRT活动究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他们指出，如果不断增加的财富和闲暇时间继续主要被引导去追求资源高消耗活动的话，那么前景会显得渺茫。
为了保护环境质量，继而使个人乃至整个社会从生活质量上得益，LRT能够并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和强化个人对环境的友善行为，鼓励并扩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职责（原则7）。从长期来看，LRT似乎既是追求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一种必要手段，同时（作为生活质量的同义词），也是环境质量经常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