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南非的男女同性恋者，尽管在生活中面临普遍的压迫和逆境，却显示出力量、希望和乐观的迹象。他尤其注意到“同家人和朋友之间温暖和友好的互动关系”和“安全、社会空间”（如黑人教堂）在挑战歧视、对抗社会不公、尊重生命和维持希望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提到，“我对现有的幸福很满足。我会保持坚强”。另外，Bowleg等人的研究揭示，种族和性别上占少数的妇女表现坚韧意志的一种方式是她们对自己亲身体验的珍爱。例如，好几位参加者强调作为一名黑人女同性恋者的独特性，而其他人则珍视她们体验的自由和独立（如通过社会休闲活动），这些经历让她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顺从社会的成见。
前面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环境中已经提到了Wearing（1998）的休闲空间观点。
这个观点也被证明能解释世界各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力量和坚韧。例如，Wearing描述了波斯尼亚女难民的生活，她们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编织、缝衣来获取“生存意义、自尊、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为自己、也为同伴创造空间。
一名女难民说，“我对自己发现了很多。我是个坚强的女人。当我看到其他难民时，我看到许多坚强的女性”。Wearing总结如下：她们能讲述日常经历和对抗欺压的办法。她们讲到休闲时并不是用这个词的“非工作”传统含义，而是指在被压迫环境下她们为自己创造空间和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方式和途径。作为个人空间，休闲提供自我拓展的通道，这样就能够从自我走向他人和共同行动。
不久前，Lloyd和Little进行了一次定性和解释性研究，以考察参加户外探险游憩项目节目的妇女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以及生活质量同休闲（尤其是户外探险游憩项目）的关系。调查的参与者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20名妇女，其中3人无业，而这3人中2人为残疾人。这些妇女参加的节目叫“真正探险妇女（RAW）”，提供“在非竞争和有支持的环境下尝试户外活动机会”。Lloyd和Little发现这些妇女认为生活质量是下列因素的结合：获得机会（涉及经济安全、支付能力和可选择性），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培养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找到生活的平衡，以及体验社会归属感。她们也发现参加“真正探险妇女”项目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特别能通过提供一个机会影响上述中的四个因素：获得新机会、提高自我认知、找到平衡感和体验归属感。例如，体验的关键成果包括积极的自我认知。参加者提到信心增强，有一种成就感，觉得在为自己做事情，自我感觉更好。正如其中一人所言，“你更了解自我，也就能更好认识别人”。
整合与综合：什么是在跨文化环境下连接休闲与生活质量的主要通道
导言
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休闲和生活质量大量文献综述基础上，本人将在本结论性章节中，力图从国际和跨文化视角，通过强调休闲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主要通道或机制，整合／综合并诠释所收集的大量证据。从整体上说，上述文化背景中所考查的首要主题基本上都是休闲活动作为环境和空间来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作用，它们反过来又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要描述这一首要主题，上述文献综述清楚表明在休闲产生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制中文化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休闲创造意义似乎尤其与个人、社会、文化、精神、利他和意义密切相关。这些意义来自和特定文化相关的休闲追求。因此，通过休闲创造意义的活动似乎能通过适当的文化途径促进生活质量。这些观察结果似乎得到前面世界各文化背景的大量文献综述的支持。我将在前面所介绍的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证据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结合更多的休闲和／或生活质量的文献资料，讨论休闲创造意义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制。
跨文化环境下通过休闲创造意义
因为“寻造意义是生活的基本动力”，而找到生活的意义又是幸福和积极康乐必不可缺的，所以了解人们如何通过休闲获得意义是休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们也认识到，这种了解对休闲在提高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从休闲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和康乐
休闲创造的意义似乎主要来源于追求休闲所获得的积极情绪和康乐。正如前面各文化背景下的文献综述所显示，Folkman、Moskowitz和Hutchinson也强调，人们能够在日常事务和活动（如，社会休闲、精神休闲）中发现积极价值，拥有积极体验，找到积极意义。例如，如前所述，Yau和Packer对香港老年人的研究强调了太极拳的“沉思效果”，增进感情和心理康乐（如，认知功能、对生活的控制）。此外，Gong和Yang提出，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促进心神安宁是休闲的关键部分（如，山野远足、谒拜寺庙、喝茶和饮酒），并与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息息相关。Ritsner等人对患有精神分裂和心情紊乱的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研究显示，休闲是促进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休闲时间参加的活动与忧郁和精神压抑存在显着负相关。就积极情绪而言，Frederickson提出，“积极情绪来源于找到积极意义”。Tugade和Frederickson"s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提供证据说明通过在消极压抑的环境里找到积极意义，积极的情绪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控制情绪。找到积极意义同时也具有治疗功能，例如从忧郁心情和压抑中恢复、增进健康和康乐。事实上，的“扩大和构建”积极情绪理论就是建筑在“积极情绪是最佳康乐的标志”这一观点上。曼内尔在本书的文章提出休闲在促进快乐、积极情绪和康乐的方面的作用，而威廉姆斯的文章则证明接触大自然有助于康乐。
从休闲中获得积极认同和自尊
通过找到生活中的积极意义，人们似乎能够保持积极认同和自尊。上述文献综述中的例子表明，休闲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加强自我与社会认同，而自我与社会认同又与促进自尊密切相关。例如，谈到夏威夷、阿拉斯加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时，Salzman和Halloran描述了参与音乐、艺术、工艺、文学和传统典礼和节庆等活动如何能够加强他们的认同、激起自豪感和自尊心，并获得文化复苏和意义。Moore和Cosco"s在阿根廷的研究证明，小家庭、大家庭，以及社区组织机构在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玩耍和文化活动的空间，丰富他们的文化认同和克服边缘化的生活条件（即，贫困）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Patterson也指出严肃休闲（诸如业余爱好、嗜好、和志愿行为）能促进世界各地残疾人自敬和自尊，促进社区内更大的接受和社会融入，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自尊是与个人如何自我评价相关的一种意识。根据Hewitt的观点，自尊是文化的一部分，“自尊的语言将根深蒂固的文化议题变成个人术语”。事实上，休闲对个人和群体认同的贡献是本书各章节的共同主题（如，弗莱辛格的多种和多层次认同，锲克的文化认同，曼内尔的认同形成和确认）。
社会、文化联系与和谐
通过休闲创造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似乎与人际间和社区环境下社会、文化联系与环境和谐有关。上述文献综述提到的一系列与文化有关的例子显示，通过休闲建立的社会和环境关系有助于创造生活意义，提高生活质量。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中除了家庭纽带起中心作用外，Wang和Stringer描述道教对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包括休闲）有深刻的影响。人们推崇亲近大自然、整体康乐、艺术、文学、文化节庆和精神信仰旅游（即谒拜道观）。此外，Sharma指出在瑜伽中维持身体、心灵和精神的和谐是体验“真正自我”的关键，而Damodaran等人在印度孟买研究发现参加瑜伽和生活质量之间存在重要关联。通过给予失去子女的巴勒斯坦母亲声音，Shalhoub‐Kevorkian提供证据说明，在这些经历类似痛苦的妇女中间建立联系对她们创伤愈合和康复发挥关键作用。与这些证据相符，Baumeister和Vohs认为“［生活］意义的精髓在于联系”，而Lopez等人提出“看到事务、事件和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对于实现生活的意义极为要紧。Ryff和Singer强调，同他人保持高质量的联系是“跨文化和跨时代的高质量生活的核心”。正如上述文献中提到，Nagla将第三世界农村大家族共同进餐描述为“休闲的集体仪式”。在本着作中，苔丝·凯讨论的“家庭、社区和休闲”的章节同这一主题相关，而威廉姆斯强调休闲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再者，福克斯的章节探讨在原住民中一个“整体心灵，身体－精神－自然的互联视角”和“精神、生态、和社区流程”的重要性。
寻求有意义的生活：意义的主要需求
在回顾几个学术领域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Baumeister得出结论：意义的四大需求有助于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第一需求是目的。这一需求涉及现在与未来的联系，其关键要素是目标和满足。第二需求是价值，“能够赋予生活某种善良和正义感并能证明某些行动的正确性”。
第三需求是功效感，“相信人人都能作出贡献”，相信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控制自己。第四及最后的一个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基础。无论个人或群体，“大多数人寻找理由来相信自己是善良和有价值的人”。Baumeister和Vohs强调文化确实能提供多样和强有力的方式，来满足对意义的需求和帮助人们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正如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休闲的确看来能以文化上有意义的方式提供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机会。例如，Lopez等人andMcDonald和McAvoy强调原住民在寻求生活意义过程中精神信仰所扮演的中心作用，因为精神信仰引导他们确信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并发现自我价值和对生活的控制。Harada指出，为了寻求满足对人文价值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许多日本人越来越承认休闲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方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