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19世纪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变革
美国大革命和1812年战争后，19世纪以前道德教育折中的特点保留了下来。但到1820年之后，当美国开始经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地理变化时，原先的道德教育受到巨大的冲击，并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政治领域，民主化的进程加快，选举制取代了世袭贵族制。1828年，新当选的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一位白手起家的平民总统，成为所有美国青年的榜样；在经济生活中，19世纪美国人创建了新的企业形式，西部开发如火如荼，城市不断地扩展，而与此同时，原先社会规范的传统源泉——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文化和政治的顺从模式，广泛的家族关系网络和组织严密的社区被削弱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熟悉的家庭和社区，到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实现他们自我价值的机会。19世纪的美国人抛弃了18世纪所提倡的自我约束、道德纯洁和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追求自由和个人幸福。
美国社会的变迁使人们普遍意识到早期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成为19世纪早期教育的一项首要原则。正如被称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贺拉斯·曼（Horacemann）所言：“德育是社会存在的首要必备条件。人们无克制的情欲不仅是杀人的，而且是自杀的；一个没有良心的社区立即自行灭亡”；“道德的萌芽必须在儿童生活的早期植入他们的道德天性中”；“早期道德教育目标是使孩子像那些橡树，经过干旱的季节，当所有周围的植物都枯萎或变成焦木时，它们却还保持叶子的新鲜和绿色”。
19世纪，家庭和学校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机构，它们的作用如同当时的一位教育家所说：“年轻人生活中最危险的转变是他离开家庭和学校的权威控制，进入不受制约的自由社会中，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应该通过有效地教育孩子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为这一转变做准备。”
一、家庭中的道德教育
19世纪曾有教育家说过，早期家庭教育的失败意味着儿童一生道德品质的失败。许多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复杂的世界中迷失方向，在孩子懂事起便开始了早期的道德教育。母亲一如既往地在道德教育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温和方式，通过榜样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举止行为以及一些普遍的道德规则，从而培养儿童对道德事实的判断力和道德良知。殖民地时期普遍的问答式教育法不再盛行。当时流行的女性杂志、大众文学和儿童哺育手册丰富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并为母亲如何教育孩子提供了大量的建议。母亲从中选择一些道德作品的章节，并结合圣经和星期日学校小册子，教育儿童。19世纪的早期家庭教育的重心在道德教育，很少注意智力教育。人们担心过早的智力活动会损害儿童的健康，扭曲情感和精神的发展。
二、学校中的道德教育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帮助父母进行道德教育的正规机构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星期日学校和全日制公立学校的出现正是这一需求的一个重要表现。18世纪末从英格兰传入的星期日学校起先是为美国东部城市中的贫困孩子服务，教他们读写和道德价值观。到19世纪初，在福音派教义的影响下，星期日学校的任务逐渐集中于道德教育，而把特定宗教教育的任务留给了家庭和教会，并向所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开放。从此，星期日学校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基督徒间迅速普及，并向美国各农村，郊区和城市发展。
在星期日学校在全国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一周一天的教学时间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新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开始酝酿。公立学校建立初始只得到了零星的支持，在大众教育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美国大革命后，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加快，为了使孩子免受社会不良事物的影响，美国人希望通过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培养孩子的道德品格；而且随着美国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人们也逐渐重视移民后代的道德教育。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在美国北部和中部各州，父母把5～12岁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3～4年的教育已变得相当普遍。
公立学校免费或低费用地向所有儿童开放，向他们灌输共同的文化知识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公立学校把道德教育置于学校工作的中心地位，学校管理者认为道德教育与培养勤劳的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以及有德行的美国人一样重要。这一传统从19世纪30年代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到该世纪最后10年一直保持着。
公立学校的教师以女性为主，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母亲在道德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旦有可能，女教师应教“学校的低年级”。如波士顿教育家爱默生（George B.Emerson）认为：“现在已有一部分（女教师），希望将来学校教育的更大部分由女教师来完成，女教师与生俱来的性格更适合教育这一工作。”人们常常忽视女教师语法水平和不高的学术成绩，只要求她具有一般的常识和善良的心。教会、传教团体号召女性积极参加为学校提供合适教师的改革运动，大众教育国家委员会派了近600名单身教师到西部，保证新开发地区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正确的基督教文化。其他组织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如向国内战争后新建的南方派女教师。
女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对儿童施行强大的道德影响。通过榜样，鼓励良好的习惯，惩罚不良作为，加强早期教育中母亲教导的正确行为。
同母亲一样，19世纪的教师担负着重大的道德责任。“教育者不仅为这世界培养品格，这一品格还将被人们评价，而且同样一种永恒的品格也要受神圣和公正的上帝评价”，这正是对教师责任的准确概述。从19世纪20～90年代，教师心理学流行。它认为人的思想包括道德、情感和智力，通过练习得到强化。受教师心理学的影响，教师鼓励学生自我约束、勤劳、诚实、善良、守时和遵守秩序，不鼓励不整洁、疏忽、不诚实和不仁慈。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时，教师运用更多的是温和的鼓励而非严厉的惩罚。他们进行课堂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赞同某些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心以及养成贯穿一生的道德行为。
道德教育在初等学校课堂中占主导地位，很少有关于政府或政治的教育。圣经是道德和宗教教育的主要教材，学校的其他教科书也充满了道德教育的内容，甚至在拼音和算术课本中也是如此。麦古菲（William Holmes McGuffey）的《选粹读本》不仅收入了许多优秀的圣经故事，也选编了众多诗歌、劝诫和英雄的传说。儿童在学习阅读和算术的同时，也学习有关诚实、爱邻居、爱动物、勤奋、节俭、爱国主义和勇气的故事。各种教材提倡爱国主义和服从纪律，但很少关注民族英雄或政治传统。书中提及着名政治家名字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一个道德真理，而非赞扬民族的历史，像美国的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在教科书中就是以他的诚实而不是他的政治或军事能力而着名的。书本所教的价值观是传统新教徒的道德和19世纪好公民概念的结合，包括热爱祖国，热爱上帝，对父母的职责，培养节俭、诚实和勤劳的习惯等。教师从教学和讨论的课程中精选出故事，培养学生运用道德判断的原则，从而抵制诱惑或从德行道路上偏离的危险。例如麦古菲的《第三册选粹读本》（Third Eclectic Reader，3）中的一个道德小故事：两个男孩，查理和罗本，在砍树时讨论他们的未来。查理讨厌砍树，希望找到能使自己富有的简单办法；罗本也有成为富人的愿望，但他并不打算逃避责任。后者从挑战中学习，干其他艰难的任务，甚至当查理嘲笑他时，他也未放弃。最后故事提问：“你认为两个男孩，哪个会成为富有和有用的人？”
19世纪早期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面对道德两难问题，不受传统或他人观点的影响，而受早年已内化的价值观指导的有主见的人。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说，19世纪的道德教育是创造了天生抵制罪恶的强有力的超我，而借用贺拉斯·曼的话来讲则是培养人的良知。曼认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在正确和错误的原则间，建立一堵分离墙，非常厚实和高大，在人们心中，未来的公民不会逾越或打破它。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无论他渴望什么，对他的诱惑，他的嗜好，只要他接近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它就比中国的长城更不可逾越。”
19世纪的美国学校逐渐取消学费，使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而且以前不愿纳税的美国人也花大量的钱支持公立学校，这些举措直接导致儿童入学人数的急剧增加。但由于只有不到10％的儿童进高中或大学进一步接受教育，大多数儿童在初等学校后将结束学业。儿童接受初等教育正是的是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初等学校更偏重道德教育，而中等学校和大学则更多提供宽泛、实用的课程。大多数中等学校提供不正规的道德教育，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学生上大学或就业做准备，此外，它也很少提供系统的宗教教育。大学则经常与特定的宗教派别相联系，尤其在19世纪中期，它们继续提供正规的宗教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出现在大学课程的许多地方，但道德哲学依然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正规方式，而且它被认为是大学课程的最高点，道德哲学的教师在19世纪的学术界有特殊的地位。道德哲学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正确的家庭关系到犯罪审判问题。
受苏格兰实在论（Scottish realism）的影响，当时的道德哲学强调基本的道德原则，把道德看作人的意愿与绝对和普遍的道德规则一致的事情，而不像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那样重视作出道德决定时思考的作用。大学在加强道德哲学正规教学的同时，还辅之各种手段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大学建在小城镇，使学生免受城市的诱惑，并让学生住在寝室，以便密切地监督他们的行为，同时也加强校园宗教的仪式。但总体上，大学在道德教育方面做的只是加强了学生童年期在他们母亲膝上学到的基本价值观。在J·W·希勒思艾姆等着的《美国教育史上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到的1818年确定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址、课程计划和政策的报告中，杰斐逊提出的高等教育目标包括发展青年人的推理能力，丰富他们的心灵，养成他们的道德，给他们灌输美德和秩序等内容。
在19世纪各种宗教派别多样化的美国，道德教育一直是困扰许多美国人的一个问题。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道德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所有美国人对基督教价值观达成一个共识，同时保留他们特定宗教教义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道德教育存在于一套不带教派分歧的、普遍的基督教价值观中，于是他们希望通过无宗派的公立学校教育和宗派的星期日学校教育的相互结合，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实行无宗派教育并不意味着禁止宗教教育，而是在公立学校教一种无宗派的基督教；与此同时，星期日学校则可进行特定教派的宗教教育，神学教义的责任由其他机构承担。19世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教徒希望通过单一的无宗派公立学校教育体系，用来消除不同宗派之间在宗教和道德教育上的分歧，结果却使得各教派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从无宗派学校体系建立开始，新教徒就把自身置于中心位置，企图把自己特定的价值观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低估了其他宗派的力量，加速了众教派的分崩离析，最终导致他们建立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由此可见，在宗教、文化呈多元化景象的美国，试图建立“大一统”的学校教育体系，进行新教普遍教义和价值观教育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学校道德教育也需要不断的变革、妥协、再变革，直至产生适合不同宗派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19世纪的美国培养与清教徒传统和崇尚个人奋斗相适应的性格品德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依然不分彼此。
第三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美国学校道德教育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变，道德教育在学校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现代社会更需要具有技能、效率和社会能力的人，而不像以前只注重人的品格。同时，由于社会对学历和技术要求的提高，学生受教育时间延长，1890年到1949年间，高中的入学率比以前增加一倍，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大学进一步深造。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为休闲娱乐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舞厅等娱乐场所发展迅速。特别在20世纪20年代，收音机和电影相继问世，个人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在城市化的影响下，核心家庭减少，社区衰退，曾经是道德教育重要场所的家庭和社区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19世纪人们活动范围狭窄，简单的价值观就足以指导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如今，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家庭、工作、市场、娱乐场需要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因此，学校一方面不得不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做准备，更加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职业技能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讨论传统道德教育方法的合适性并探索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道德教育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