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历史上的英国学校德育
一、宗教教育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kheim）曾经指出：“低级社会的道德，其特征就在于它主要是宗教的道德……在这种情景下，道德教育只能像道德自身一样，主要以宗教为特征，只有宗教教育的观念才能成为当时进行教育的基础，教育的目的也首先是使人学会对上帝应有的行为方式。”
在英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教育代替了学校德育。
公元597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派教士奥古斯丁到英国传播基督教，他到来不久后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个教堂，并规定教会的职责之一是提供两种形式的教育：即文法教育和歌咏教育。在他们看来，宗教和教育是不可分割的，都无可争辩地是教会的职责。从奥古斯丁的到来至宗教改革的近一千年时间内，教会绝对地控制着除学徒制和贵族教育以外的一切有组织的教育。这一传统在英国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对于英国的许多代人来说，对学校的理解总是与宗教机构相连。通常认为，一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习者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礼拜祈祷是学校生活的主要方面。事实上，那时的许多学校从外观上看和宗教场所没有什么区别。
古代中世纪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从事神职的人员，如神父等。
教堂以传授基本信仰为基本的教学方式，因而民众在其他方面所学甚少。
当时的教育理论体现在大约1490年由伊利的阿尔考克主教所写的布道词中。他根据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神学的理论来论述儿童的教育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婴儿的头脑既没有美德也没有罪恶，而是一块什么也没有写的白板。人的知识是对感觉经验进行理性操作的结果，但是，神的知识——根据阿奎那的说法——依赖于神的恩典和对神的皈依，不如此人不可能达到合适的目的。儿童由于缺乏推理和认知，需要上帝的特殊帮助，所以当他刚进学校时.他的首要学习内容是“耶稣的十字架是我的光荣”，这通常是儿童识字书的第一行字。当时的教学内容完全限制在教会的利益和教义范围之内，宗教的训诫就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因此，从一开始，宗教就承担起了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职责，在英国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基督教不只是一种偶然生存下来的宗教。在一个不开化的社会里，基督教是一种道德准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明力量”。
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社会进入了激烈的宗教斗争和社会变革时期。变革使得教会屈从于王权，极大地削弱了宗教历来拥有的权力，社会及其教育开始世俗化。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权威可以取代教会，所以教育仍然被认为基本上是宗教活动。但是在此期间因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广泛影响，英国教育的目的和重心开始转移。人们接触到大量的新观念和新知识，对政府、宗教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
随着教育世俗化的发展，18世纪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逐步增加。按英国教育史家赫·巴纳德的看法，初等教育之所以有某些发展，原因之一是，统治阶级看到在小学里对工人的子弟进行宗教教育是以顺从和驯服的精神培养儿童的一种手段。当时这些教育的基本目的是道德与宗教训练和社会服从，而且这种道德就是对富人的责任和尊重。这一基本目的的达到就是通过宗教教育来进行，通过他们唱的赞美词，通过他们背诵的祈祷词，通过他们听的布道，教育儿童自觉地、深深地信仰上帝。
19世纪，由于一系列社会和教育的变化，国家开始干预教育事业，这使得学校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1869年成立的伯明翰教育联盟（Birmingham Education League）呼吁推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和非教派利益的初等教育，其中的少数世俗派更是要求在公立初等学校完全取消宗教礼拜和教学，这些主张遭到了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各个教会的抵制和反对。为解决这一难题，1870年初等教育法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其中的两项重要条款为今后学校的宗教教育奠定了一个大致基础。考泊坦普尔条款（Cowper‐Temple Clause）规定学校委员会可在非教派性质的宗教教学与完全放弃宗教教学之间进行选择，所谓非教派性质的宗教教学是指不使用带有任何特殊教派性质的教义手册和宗教礼仪书籍进行宗教教学。“课时表信仰条款”（The Timetable Conscience Cause）则规定家长有权不让子女接受宗教礼拜和教学，因此学校必须将宗教课安排在每天课时表的开头或结尾。但是在德育领域，宗教教育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学校的课业每天都是从祈祷开始，宗教作为一门必修科目列入学校的教学大纲，此外，其他科目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贯串宗教精神。儿童的运动和游戏同熟记祈祷文、放映宗教内容的电影和各种讲道交替进行。
直到1944年教育法颁布以前，宗教教育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以宗教教育为主宰，强调权威灌输和绝对服从，遵从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价值观，是这个时期英国学校德育的主要特征。
二、古典绅士教育
绅士教育思想是近代欧洲三大教育思潮之一，对英国的学校德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绅士教育的理论根源一方面来源于经验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观，另一方面则源于自由主义的宗教观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主张。绅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身体健康、精神健全的各种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即绅士。其代表人物前期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后期为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英国教育史上，约翰·洛克是一个名垂青史的教育家。在现代的英国教育发展历程中，仍然能够看到洛克教育思想的痕迹。以至于18世纪德国教育家堪比（Canpe，1746～1818）说，洛克与卢梭开拓了大道，后来人只是追随而已。洛克所着的《教育漫话》曾风靡世界，该书中论述的绅士教育思想对英国的德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洛克的绅士教育是为当时已经夺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子弟设计的教育方式。所谓“绅士”，除具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要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洛克的《教育漫话》中，道德教育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他说：“我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要把子弟的幸福奠定在德行与良好的教养上面，那才是唯一可靠和保险的办法”。他认为一切德行和美善的原则在于用理智控制欲望，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早期性格形成的重要性，主张在教育中运用榜样的力量，及早实践，及早管教，奖惩结合，说理与提出规则相结合，以形成儿童良好的习惯。此外，他还提出教育要适应人类的天性，要顾及儿童的能力和兴趣，启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注重培养“高尚的人”，以与“下等人”相区别，因而，仍然注重贵族风度与气派，强调挑选优秀导师进行家庭教育，认为未来绅士应当学习拉丁语。在近代英国教育史上，绅士教育思想对形成17～19世纪英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教育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英国的学校都将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尤其是英国着名的公学。英国公学的目标是，通过宗教和纪律，通过培养心智和强健体魄，使一代学生自觉地为社会服务。1864年九大公学调查报告（即克拉伦敦报告）主要是对公学的课程设置所提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公学对当时英国上层社会青年所施的思想品质、能力、性格教育的肯定。这种教育基本上就是绅士教育。报告中说道：“这些学校更大的一件功劳（前一件功劳是继续将古典文学作为英国教育的主体）是创建了一个儿童的管理和惩罚制度，这一制度的优点得到了普遍承认，它对国民性格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英国人民感激这些学校使他们具备了最令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品质-管理他人和控制自己的能力，将自由与秩序合为一体的能力，热心公众事物的精神，充满生气的、坚毅的性格，十分尊重公众舆论，但不盲从，热爱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这些品质在塑造一位英国绅士的性格方面可能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传统惯例、宗教教训、有纪律的共同生活、体育运动、为学校、社会和伙伴服务，在当时的公学中都受到重视。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绅士教育已经无法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以至于有人认为绅士是虚有其表、毫无作为的存在者（the gentlemanis，rather thand oes），是昂贵的装饰品，到了现代已变成公共的危险物（public danger）。着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批评英国公学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贵族主义性质，强烈呼唤传统学校德育的改革。他指出：“这种教育目的实在是以一系列牺牲为代价的：为了培养对‘劣等’民族和被统治者的优越感与使命感，牺牲了同情心；为了培养意志，牺牲了想象力；为了培养刚强，牺牲了仁慈心；为了信仰，牺牲了智慧。总之，为了贵族主义，牺牲了理性、科学和民族主义；而这些被牺牲了的品性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他强烈呼吁改革传统教育特别是传统的道德教育。
但是，绅士教育已经在英国的文化教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奥尔德里奇说，直到二战后，“培养绅士的目标并没有被培养专业人员的目标完全取代”。
三、1944年以来英国学校德育的进展
二战前，英国的德育基本上是由宗教教育和古典绅士教育代替。当时的学校大多因循守旧，课程非常古典和传统，强调背诵大段的材料、规则、文字段落和诗文。这种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蔑视人性、践踏人类理性、以服从和强制为表现形式的教育方式。英国着名的道德教育哲学家威尔逊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和文化所建立的教育形式，无论是“绅士教育”、“宗教教育”还是其他形式的“品格训练”，都是政府、政党、教会或特定利益集团宣传、传播其价值理想的工具，这种教育的基础是权威主义，性质是道德上的洗脑或灌输（brain‐washing or indoctrination），随着二战的结束，英国的殖民体系开始全面崩溃，海上霸权丧失，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军事上受制于美国，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一切英国国民曾经为之骄傲的东西都成了泡影。在精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得有更多的人开始考虑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上帝和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过去的怀想，对现状的无奈和对未来的茫然与恐慌，这些问题最后导致了战后西方的道德危机和持续已久的信仰危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宗教已经无法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绅士教育与现代生活也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现代化社会带来的大量道德问题迫切需要传统的学校德育作出变革，确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教育仍然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传统与现代处于一种激烈的碰撞之中。
1944年，英国颁布了着名的“巴特勒教育法案”，确立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公共教育体系，为战后英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传统宗教教育的影响，在该法案中，宗教教育继续占有一席之地，规定全国郡立、民办和领取公费津贴的学校应当进行全国统一的宗教教育，同时又准许父母有让孩子不参加集体礼拜和宗教教育的自由。
20世纪50年代以来，暴力、吸毒、犯罪、离婚以及一些扰乱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加。据统计数据表明，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年增长率为11％。1955年，暴力犯罪总数是5869起，而这个数字在1968年是21046起。犯罪年龄逐渐年轻化使得人们对青少年的德育问题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忧虑，对当前学校中的“道德真空”状况，人们表示出极大的不满，“用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从那时起，一些大学相继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及咨询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英国的教育哲学家、道德哲学家彼得斯、威尔逊、麦克菲尔等人也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对英国学校德育产生了一定影响。自此，英国开始了艰难的世俗化德育变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