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机与传播技术的社会构建理论
Raymond Williams（1990）在他对电视传媒及其影响的专着中挑战了技术决定论中的核心观点，即把新技术视为决定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的自主的力量。Williams主张新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新的传播系统是技术、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经济背景一系列不同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多重因素将使某种技术产生，并得到使用和流行，而另外的技术却遭到舍弃。他的观点意味着新媒体技术不再是从外界进入并影响社会的外来产物，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因素和利益团体争斗和协商的产物。这些利益团体或是新的抑或是老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倾向变革的或偏向保守的。对于Williams来说，他所关注的是这些机构的力量是如何塑造媒介技术（在他的研究中是电视），并最终把它构建成一个机构的。
Claude Fischer在对美国电话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与Wil‐liams相似的传播技术社会构建的观点。他不认为技术发明源自社会以外并且只依循技术逻辑而使用和发展。Fischer建议放弃使用“影响”（impact）一词，因为它导致机械化和理想化地理解技术“效果”（effects）。他说：机械的性能不能主宰一种发明的发展和使用。反之，利益集团的斗争和谈判才能塑造历史（Fischer，1992，16）。
与Williams着眼于从大的社会层面，如利益集团、社会机构等来考察社会因素对媒介技术发明和使用的影响不同，Fischer特别关注技术的终端个人使用者，他们是如何发展自己的使用逻辑，构建技术（电话）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新媒体逐步使用是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
手机作为一种媒介交流技术，与它的使用者有着高频率的互动关系；它已经密切地融入使用者的生活节奏中，正成为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一个成分。传播技术社会构建理论研究西方手机现象的核心是描述和揭示手机的后现代特征与意义，强调手机是与维持社会生活并与文化表象相关的一系列议题，例如自我认同、微型社区、权力、抵抗、流动等的竞技场。手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一系列复杂的角色。它是社会交往、等级制度和人际传播的推动器；它是一种能增强自我身份认同的拜物品（fetishisedo bject）；它是一种变革我们商业经营形式的技术；它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管理模式。它是发送短信的工具……最特别的可能是，手机正在成为“出席”的代名词。
用固定电话，我们连接的是一个地点，用手机，我们连接的是一个人（Glotz，Bertschi，&；Locke，2005，11）。
手机意味着对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自主，也摆脱了社会、文化准则等的限制（Castells等，2004）。它把交流传播的权利交个人，把他们从受地域、时间局限的交往中解放出来（Geser，2001；Green，2003；Geser2004；Crabtree，Rodden，Hemmings，&；Benford，2003）。因为手机，人们不再受限于时间的约束，不再受限于预先制订的时间表（Geser，2001；Green，2003；Ling&；Haddon，2001）。此外，手机重新构建了人们交流传播的环境，模糊了公共空间、工作场所、社区以及家庭之间的界限（Gant&；Kiesler，2001）。因此，手机可以影响人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意识。
手机传播扩大了小圈子社交的范围。手机交流维持了一种在亲密社会群体中的选择性的关系。它维持了自我控制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但是同时区隔了使用者和广阔外界环境的联系。伴随着手机技术的发展，用户可以识别来电者，并决定是否应答。比如说，运用手机铃声技术，用户可以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群组，设置不同的铃声，还可以决定操作的不同方式（Bell，2005）。手机同样使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父母和子女的互动交流成为可能。它被用来维持一种家庭中的等级关系，并提供一种安全感和感情的寄托（Bell，2005）。
由于手机的高使用密度，使用者产生了一种对手机的情感寄托（Gant&；Kiesler，2001）。这种情感的依附关系实际上不是针对手机，而是针对手机的内容，针对它维持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和它传递的信息（Vincent，2005）。因此，手机变成了一种附有情感的工具，甚至成了一种拜物品（Fortunati，2005）。手机的个性化意味着一种对自我认知不懈的实践、确认、展示和再审视的过程。手机的特征，例如造型、颜色、铃声、装饰、商标造型等已变成个人的标志，它们不断地表达出使用者现今的社会圈子（Castells等，2004；Vincent2005）。
这些物件变成了我们记忆和社会联系的仓库，把它们以电话号码、照片、信息的形式储存起来。手机变成了一种“我、我的手机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标志（Hulme&；Truch，2005，137），它不仅仅有助于我们的社会联系和感情生活，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缩影（Glotz等）。
在观察手机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意义时，英文文献的研究多聚焦手机的政治含义。它首先是政治动员和反抗的推动器（（Rheingold，2002），如在菲律宾（Uy‐Tioco，2003）和尼日利亚（Mudhai，2003）的政治运动中。手机还使下层阶级有了更多的资讯自由和更方便的社会联系，如印度的村民（Sawhney，2005），孟加拉国的农妇（Aminuzza‐man，2005），中国南方的流动民工（Law&；Peng，2004；Castells等），新加坡的海外劳工（Thompson，2005），卢旺达的个体户（Donner，2005），还有菲律宾（Ellwood‐Clayton，2005）和尼日利亚的基层宗教团体（Agbu，2004）。在另一方面，手机又被认为是紧张和冲突的符号，折射出传统与现代、农村价值与城市观念、本地认同与外来侵蚀、社区关系与外迁移民、家庭纽带与虚拟网络、个人主义与全球化的多重冲突（Alhassan，2004；Law等2004；Pertierra，2005；Snowden，2000；Strom，2002；Yang，2007；Zhao，2007）。上述诸多研究虽说涉及了手机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社会意义，但对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即手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商业活动却鲜有深刻而明确的阐述。
二、手机的现代性意义
手机是移动的电话。在西方社会，手机的引入是在电话已经充分融入社会几十年以后发生的。手机与电话是一个序贯过程。而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相同——它与电话的发展是一个同步过程。
手机的使用扩散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手机（而不是电话）是他们拥有的第一部通话工具。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电话的普及早于20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在美国，早在1909年，电话入户率便达25%，到1942年达到40%，1950年达到62%，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保持在93%（Fischer1992）。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时，电话入户率仅0.4%。①即使经过20多年的大规模发展，到2003年底，中国电话入户率从1998年的7.0/百人达到2003年的21.2/百人。②但即便如此，也只达到美国20世纪40-50年代的水平（郭镇之，吴玫，2008）。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手机使用状况也与中国类似。
郭镇之，吴玫认为，在发达国家，作为19世纪后期通讯技术标志性发明的电话是与工业化、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移动电话则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手机和其他科技发明在西方早已建立和成熟的通讯系统中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性的，更多的是与符号和身份认同有关的后现代性的。而在手机之前基本没有普及电话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技术引起的是雪崩一样的革命性反应。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几乎同步被引进和扩散，手机甚至领先于固话。这种同步性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技术环境，一个既是工业化、又是信息化的综合情境，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社会含义。他们将手机在后发达国家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社会角色，并认为在现有的研究中，手机成就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作用则明显被忽略（郭镇之，吴玫，2008）。
三、手机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社会角色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报道，手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发达国家的两倍。Garyand Scott（2000）对手机技术对全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作了总结：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电信领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竞争性网络，对贸易与经济的增长影响深远（Gary&；Scott，2000，893）。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Leonard Waverman在2007年研究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手机覆盖率增加一成的话，就会给人均GDP带来0.44%的增长（The Economist2007）。手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远大于互联网的影响。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2008）在阐述亚洲现代化崛起时，专门提到手机作为一个现代的工具给亚洲国家（如印度）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手机的出现使过去穷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电话”成为大众手中的日常用品。它带来了一种工具的平等，一种获取信息的自由，一种新权利的赋予，一个像工业革命一般的“移动奇迹”（Mahbubani2008，23）。
手机作为一个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工具，它与现代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这方面西方文献鲜有论述，因为对西方社会来说，现代化问题在手机出现以前的几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西方面对的是手机与后现代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的影响与问题。然而对于应用手机来推行现代化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何研究分析手机的现代性意义与影响至关重要。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先要追溯手机的前代工具“电话”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可惜的是电话与现代化的关系影响在西方文献中同样是凤毛麟角。迄今为止英文文献中关于电话社会作用的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Ithielde SolaPool主编的《电话的社会影响》（1977）（The SocialIm pactoftheTelephone）一书。该书汇集了关于电话在西方社会变迁中的社会作用，其中包括对城市发展和区域规划的影响，对农村社区交流联络的影响等。书中21篇文章，只有一篇涉及了电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并没有给予什么有意义的结论。正如Pool自己所说，电话作为一个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社会变迁时代的重要传播发明，并没有像其他传播发明（如电视、广播、电影甚至电报）那样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其中原因之一是当30年代技术发明社会学开始流行时，电话早已经成为日常工作中的必用品，已经没有了新科技发明的新奇性（Pool1977，2）。
在英文文献中关于电话与现代性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三点：①电话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②电话对现代社会关系建立的影响；③电话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与权利。
（一）电话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
Andrew Hardy是最早探讨电话与现代化中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在研究了1960~1973年间45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电话占有率的关系，他认为这两种因素的关系是互为影响的，高电话占有率既有可能是高GDP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Hardy1980）。Cronin等人1991年对美国1958~1988年GNP和电讯投资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是电讯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刺激了对电讯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Croninetal1991）。Northon（1992）认为电话活动带有提高增长和投资的特点。还有观点认为电话是信息生产工具，并可以降低经济生产中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信息再传递成本（Hudson1984）。电讯事业加速了信息交流、信息加工活动，提高了商品经济的效率（Hudson1984）。
根据国际电讯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提供的人均GDP与百人电话占有率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GDP与电话占有率的基本正向关系。电话占有率越高的国家其人均GDP的程度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