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而翻译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外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的融合，而且也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发生着紧密的关联。实际上，正是有了文学翻译活动，有了翻译文学，世界文学才得以产生，一部世界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翻译文学史和文化交流史。
研究文学翻译，必然联系到本土文学和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正如我国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文学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它不仅仅是纯技术性的，也不只是语言性的工作。
这是一种民族语言的文学、文化文本，转变为另一种民族语言的文学、文化文本。因此，它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形式，一种特殊的创作，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中间，蕴含有语言的、民族的、文学的、艺术的、文化的、心理的、习俗的等等方面的内容。
浙江的文学翻译事业，在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上，不仅具有开创特性，而且成就异常辉煌。开始于19世纪后期并在清末民初得到迅猛发展的文学翻译事业，在我国思想解放、文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批出生于浙江，也主要在江南地区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的着名作家，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辉煌的翻译艺术成就，包括鲁迅所译的俄国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部分东欧文学作品；朱生豪所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戏剧作品；夏衍所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着作；郑振铎所译的泰戈尔以及其他印度文学作品；茅盾所译的欧美小说；徐志摩所译的哈代等英国诗人的作品；戴望舒所译的法国诗歌；傅东华所译的英美史诗作品和米切尔的小说；黄源所译的俄国小说；丰子恺所译的日本小说，以及现在依然活跃在我国江南译坛上的诸如着名译家草婴所译的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小说、飞白所译的外国诗歌、宋兆霖所译的英美小说等。这些作家的翻译成就，在我国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浙江翻译家辉煌的文学翻译艺术成就，不仅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领域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我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的进程以及思想的发展，是江南地域文化的宝贵的艺术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浙江翻译家之所以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在翻译文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与浙江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地处江南的浙江，尤其是杭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使人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文化氛围，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这一切都对翻译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浙江翻译文学的独特个性。仅以书名为例：飞白在翻译苏联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重要作品——抒情长诗时，并没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远方的远方”，而是翻译成《山外青山天外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浙江地域文化对浙江翻译文学的影响以及浙江翻译家的独特个性。
正是浙江籍作家在译坛的辛勤耕耘，汇成了浙江翻译文学的丰硕成果。浙江翻译文学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的浙江翻译文学”。在这一翻译文学的开创时期，主要以翻译家魏易、沈祖芬、吴等人的突出成就为代表。
翻译文学自清末民初开始真正呈现，在翻译文学开始萌芽、茁壮成长以及与我国民族文学融会的过程中，浙籍作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我国近代翻译艺术史册中，林纾的翻译独树一帜，但在林译世界文学名着中，由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的就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1901）。此外还有《吟边燕语》（即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1904）、《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司各特的《艾凡赫》，1905）、《孝女耐儿传》（即狄更斯的《老古玩店》，1907）、《块肉余生述》（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1908）、《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等一些重要作品。而且，魏易个人也独自译过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1928）、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1930）等作品。沈祖芬则翻译了《绝岛漂流记》（即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902）等作品。狄更斯、笛福、契诃夫这些外国着名作家和经典名着，都是被浙江译家以文言文“意译”方式首次译介到我国。这些作品对我国文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浙籍作家的作用下，翻译文学发生了文言文“意译”到白话文“直译”的过渡和转变。
第二个时期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这一时期，成就辉煌，是浙江翻译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高潮。茅盾、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由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参与发起的创造社，由鲁迅等人组织的未名社，由梁实秋、徐志摩等人组织的新月社等，既是新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社团，特别是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和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正是在他们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出现了现代翻译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各文学团体竞相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译者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以白话文“直译”占了上风，这在文学翻译的发展以及新文学运动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个发展时期是“三四十年代的浙江翻译文学”。这一时期主要以郑振铎、戴望舒、傅东华、朱生豪、夏衍等浙籍作家的翻译艺术成就为代表。由生于浙江永嘉的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是我国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名着的大型丛书。该丛书得到了浙籍文化名人蔡元培、鲁迅、茅盾的支持。参加编译委员会的浙人即有蔡元培、鲁迅、茅盾、胡愈之、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黄源、夏硏尊、陈望道、孙用、孙大雨、吴晗、方光焘、胡仲持、周作人、傅东华、王鲁彦等人。仅从1934年到1936年，该文库共刊出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部文学名着，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鲁迅、戴望舒、朱生豪、夏衍、梁实秋、茅盾、傅东华、曹未风、徐迟、黄源、林淡秋等众多浙江翻译家在这一时期翻译成就斐然，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第四个发展时期为“新中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当代翻译文学历史的序幕，我国的翻译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内，在浙江的以及在全国各地的浙籍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者，都以新的姿态、新的热情投入这一工作，为繁荣当代翻译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译坛的曹未风、朱维之、林淡秋、陈学昭、施蛰存、王佐良、孙用、丰子恺、叶水夫、傅东华、胡仲持、孙席珍等浙籍作家开始焕发第二个艺术青春，以极大的热忱新译或修订文学名着。在这一期间，许多着名外国作家的着名作品，是由全国各地的浙籍译家译出的，如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7种）等。与此同时，吕漠野、飞白、宋兆霖、翁本泽、郁飞等浙江本土新的一代翻译家登上译坛，开始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五个发展时期为“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文学事业都遭到了破坏，翻译文学几乎成了空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时出现了文化建设高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的翻译文学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极为繁荣的局面，出现了浙人草婴、飞白、宋兆霖等着名翻译家为代表的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翻译群体，以及《世界诗库》、《诺贝尔文学奖文库》、《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狄更斯全集》、《果戈理全集》、《普希金全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索尔·贝娄全集》等翻译文学方面的大型的重要成果。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罕见的繁荣。
浙江翻译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也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等方面进行紧张探索、科学的翻译观逐渐形成并且取得卓越成效的五个阶段。
清末民初，是浙江翻译文学的开创时期。严复在翻译《天演论》（1897）中提出的我国近代最为着名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在这一时期也被浙江翻译家所认可。张元济等人就曾高度赞赏这一翻译标准。此外，蔡元培的“横译”、“纵译”与“一译”的基本主张，以及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界流传的“文言文意译”，都是在我国翻译文学开创时期的可贵的探索。而且，这一时期的一些翻译家，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明确的翻译思想。与魏易合作翻译多种文学作品的林纾，就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抗欧洲列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一样愚蠢。张元济也强调“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可见，在当时的译学思想中，是极力主张“洋为中用”的。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翻译方法和翻译理论的探索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关于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直译”派，相对于“文言文意译”，是一个有利于翻译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的进步。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可见，他主张直译的目的是为了“形似”，是为了保存原作的丰姿。他声称：“我是不主张削鼻子剜眼睛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鲁迅倡导“直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强调吸收外国语言文化的养分，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从而可以“据为己有”。
郁达夫则坚持“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24年6月，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题为《读了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一文中写道：“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有声有色的抒情诗，比翻译科学书及其他的文学作品更难。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不过，这三字是翻译之内的条件，我以为没有翻译之前，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的了解，所以我对于上述的信、达、雅三字之外，更想举出‘学’、‘思’、‘得’的三个字，作为翻译者的条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翻译文学成果辉煌的同时，对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郑振铎在1935年写的《〈世界文库〉编例》中，对“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重新理解，认为“信”是第一信条，能“信”便没有不能“达”的，而不能“达”的译文，其“信”是值得怀疑的。
而对于“雅”，他则认为不应当是译者首先考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茅盾等人提出的“神韵”的翻译观，颇具代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茅盾、朱生豪都提出了这一观点。茅盾在赞同“信、达、雅”的同时，于1921年2月和4月的《小说月报》上两次发表文章，对翻译提出“神韵”的观点，认为“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朱生豪也提出了翻译中要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的标准，在1944年所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朱生豪认为“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档焉无存，甚至艰深晦涩”。
并且明确表示：“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浙籍作家茅盾和朱生豪的这些观点，在翻译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驱使着翻译艺术趋于成熟，也促使翻译标准趋于科学。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中，浙江翻译文学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对翻译标准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倾向。但是总体上说，与翻译文学的发展一样，翻译理论以及翻译研究的水平日渐提高。着名翻译家茅盾这一时期所体现的文学翻译观具有代表性。1954年，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茅盾在总结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茅盾认为，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对于文学翻译则还很不够，而是应该“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应该说，强调“艺术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并且把“艺术创造性的文学翻译”作为衡量译本的价值尺度，对我国的翻译文学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新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奋斗目标，相隔几十年之后才得以逐步实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浙江的翻译文学，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而对于翻译理论的探索，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些翻译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在继承和发扬优秀翻译传统的前提下，对一些翻译理论的热门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飞白关于诗歌翻译理论的探讨，郭建中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探讨等，都具有代表性。
飞白认为，翻译的方针和标准因翻译的功能而异。而以诗翻译为最典型代表的文学性翻译，须传达的是原文作者个性化风格化的复合信息，译者的职能相当于“演员”，而其立场首先是忠于作者，以体现作者艺术风格和原作艺术效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所以他主张“译者的透明度”，认为诗翻译不应标准化而应个人化，译者应努力把诗人原作的个性风格显现出来，而不是把它过滤掉。郭建中则在“异化”和“归化”等问题上有独特的建树。他认为“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并将永远同时存在。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
新时期在翻译文学领域，还有一个思想的突破，即强调经典重译的意义。其实，对于重译，前辈译家早就有过论述，翻译文学也是在不断复译和重译过程中得以发展和进步，鲁迅早就主张外国文学作品需要有“复译”，茅盾也极力主张重译。认为对不同的翻译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译事的进步。但是，尽管老一辈翻译家早就强调复译或重译的重要性，真正开始重视这一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这也是与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密切相连的。浙江翻译家在这一方面成就突出，经过他们辛勤的努力，“复活”了许多世界文学经典，为新时期的文学翻译事业开拓了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代表性着作，以及其他新涌现的外国当代着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成了浙江许多译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通过这些译家的译笔，新的西方文学经典被广为传播和接受。
浙江翻译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缩影。研究和总结浙江翻译文学的艺术成就，总结浙江文学翻译家的翻译艺术贡献，对于探索浙籍作家走向世界文学的艺术足迹，研究翻译文化和展现浙籍人士的文化贡献，以及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都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