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对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点。例如在生理上，循环系动脉与静脉相对而以心脏为中点；消化系吸收与排泄相对而以胃为中点。在心理概念上，就空间言，有左即有右，有前即有后，有上即有下，而我等个人即为其中心。以时间言，有过去即有将来，而我人即以现在为中点。这都是自然而然，谁也不能反对的。在行为上，也应有此原则，而西洋哲学家，除雅里士多德曾提倡中庸之道外（如勇敢为怯懦与卤莽的折中，节制为吝啬与浪费的折中等），鲜有注意及此的；不是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便是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不是卢梭的极端放任论，就是霍布斯的极端干涉论；这完全因为自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投合的缘故。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有权威的学说来证明他：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儒家所标举以为模范的人物，始于四千年前的尧、舜、禹，而继以三千五百年前的汤，三千年前的文、武。《论语》记尧传位于舜，命以“允执厥中”。舜的执中怎样？《礼记·中庸篇》说道：“舜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说舜以典乐的官司教育，命他教子弟要“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宽与刚简，虽是善德；但是过直就不温，过宽就不栗，过刚就虐，过简就傲，用温、栗、无虐、无傲作界说，就是中庸的意思。舜晚年传位于禹，也命他允执厥中。禹的执中怎样？孔子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若是因个人衣食住的尚俭而对于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事都从简率，便是不及；又若是因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事的完备，而对于个人的衣食住，也尚奢侈，便是太过；禹没有不及与过，便是中庸。汤的事迹，可考的很少；但孟子说：“汤执中”，是与尧、舜、禹一样。文、武虽没有中庸的标榜，但孔子曾说：“张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不肯为张而弗弛的太过，也不肯为弛而弗张的不及，一张一弛，就是中庸。至于儒家的开山孔子曾说：“道之不行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又尝说：“过犹不及。”何等看重中庸！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求文质的中庸。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过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我无可无不可”，是求可否的中庸。又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他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都是中庸的态度。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篇，是传述祖训的。
在儒家成立的时代，与他同时并立的，有极右派的法家，断言性恶，取极端干涉论；又有极左派的道家，崇尚自然，取极端放任论。但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亡；道家的风习，试于晋而晋亡。在汉初，文帝试用道家，及其子景帝，即改用法家；及景帝之子武帝，即罢黜百家，专尊孔子，直沿用至清季。可见极右派与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所以沿用至二千年。现在国际交通，科学输入，于是有新学说继儒家而起，是为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
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尊民权的或不愿有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又往往蹂躏民族，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四权，专关于用人、制法的大计，谓之政权；给政府与五权，关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庶政，谓之治权；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是为人民与政府权能的折中。持资本主义的，不免压迫劳动；主张劳动阶级专政的，又不免虐待资本家；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生主义，一方面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资本家的专横；又一方面行种种社会政策，以解除劳动者的困难。要使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相冲突，这是劳资间的中庸之道。其他保守派反对欧化的输入，进取派又不注意国粹的保存；孙氏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一方面主张学外国之所长，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又如政制上，或专主中央集权，或专主地方分权，而孙氏则主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的，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的，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是为集权与分权的折中。其他率皆类此。
（刊1931年《东方杂志》，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