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雅 聂振斌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六卷遴选六位中国现代美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丰子恺、朱光潜的相关论着组成。将中国现代美学卓具代表性和成就的名家作集中的文献整理，迄今可能还是第一次。
《文丛》所说的“现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并以此区别于通常的“近代”、“当代”两个概念。这5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西古今思想文化大撞击大交汇的时代。异族入侵与古老帝国的衰亡，洋务派师夷长技、戊戌变法制度改良的失败，使得国人应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被动转向自觉。20世纪初年，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新民”的主张和“学做现代人”的问题，倡导人的革新和“精神之文明”的建设。
由此，国民性改造成为进步的文化人士、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人、精神、心理、文化等的变革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美学开始进入中国文化视阈，“美学”、“美育”等专门学科术语引入，中西美学思想、观念、方法等撞击融会，走在时代前列的一部分思想家、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改造更新，并积极试图以美与艺术来启蒙民众、培育民族新人格。这个阶段的中国美学，既有学科建构与理论建设的探索，也有直面人生与关注时代的激情，并由此构筑凸显了自己的某些特点特征，既不同于西方美学，也不同于晚清以前的中国古代美学和建国以后的中国当代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具有特色、取得了重要成就的一个阶段。《文丛》所涉的六位大家，或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期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或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与繁盛期成为突出的标志性与代表性人物。其中，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既是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启蒙者，也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思想理论建构的重要先驱；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乃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思想理论的积极建设者，并取得了卓着的成就。他们的思想理论，虽不能说完全反映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全貌，因为在他们之外还有鲁迅、邓以蛰、吕瀓、方东美、蔡仪、徐复观等重要的现代文艺家、美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理论无疑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理论构架的主要部分和基本走向。六位大家各具特色，各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丰富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理论的库藏，这也使得六卷文集各具风采。同时，作为那个时代美学思想理论的引领者，共同的时代、社会、文化的语境，强烈的历史、民族使命感，相似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国学根基以及或游历或求学域外的直接外来文化背景，也使得他们的思想理论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特色和民族特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美学的性质与特点，探索中国现代美学的生命力所在及其价值意义尤为重要。
从《文丛》涉及的这些代表性人物来看，中国现代美学最为显着的标识是：它是关注现实关怀生存的人生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不是单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美学，它不仅试图去解决美学的学科与理论问题，更是直面现实中人的生存及其意义的问题。在学科意识与理论形态上，中国现代美学区别于中国古代美学，体现出一定的自觉性与积极建设的意向，从而在话语方式、学科形态上构筑了与西方美学、与现代学科对话的某种基础。而作为关注现实关怀生存的人生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也凸现出鲜明的人生精神、积极的美育指向、内在的诗性情怀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美学传承发扬民族美学固有的精神传统，并融会创化中西美学、文化、艺术思想的精华而形成的重要特征与品格。
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不仅要解决理论的问题，也要解决实践的问题；不仅要回答知识的问题，也要回答信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以六大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留给我们的最为动人的地方。中国现代美学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方面是它对于西方美学学科及其思想理论、观念方法、术语形态等的积极学习和吸纳，另一方面也是它传承民族美学的优秀传统、融会中西古今滋养而试图建构起来的解决民族自身问题的独特话语及其精神特质。学术与人生的贯通，知识与信仰的融会，开放与新创的激情，不仅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特质，也使它至今仍有启益于民族美学学术与国人精神生活的方面。
首先，鲜明的人生精神是中国现代美学重要的精神标识之一。
以美和艺术来介入人生介入生存，陶养美感与人格，提升生命活力，美化生命境界，这种针对当时国人人格人性弱点而潜蕴着启蒙意味的人生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突出的精神传统，并以蕴含现代意义的情感启蒙与生命启蒙的意向呈现着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人生精神亦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基本传统之一。理想人格实现处也即审美人生实现处，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刻的美学精神了。孔子主张完善的人格应将对社会的责任贡献与自我精神上的快乐融为一体。“仁者不忧”，“朝闻道，夕死可矣”。个体生的价值既在于生命过程本身，更在于以广阔的胸襟和宏大的理想作为支撑，让生命在美善相济中获得永恒的意义。庄子则追求生命之“游”。“逍遥游”不是某种具体的飞翔，它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消解了物累的心灵自由之“游”，因此，它也象征着不受任何现实条件约束、超越了世俗功利目的的精神的最高翱翔，这就是庄子所神往的生命美（至）境。但是，孔子的美善相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它真正的立足点还在于群体生命及其理性实现。而庄子则既赞美鲲鹏之高翔，也肯定鴳蜩之自适，他的神“游”实际上也潜隐着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某种消极色彩。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精神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这些现代大家又有着丰富的西方文化背景。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成果，尤其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情感学说、艺术美学等的吸纳，使得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精神具有某些新的色彩与意蕴。传统美学的伦理色彩、消极取向有所淡化，生命、情感、个性在审美中的地位与意义得到了强化。
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视野是广阔的、同情的。它并不倡导艺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技能优劣与作家自身的悲喜忧乐，而是希望从艺术从美通向人生，通向生命与生活。中国现代美学的这些大家都主张通过美与艺术来涵养整个生命与人格境界，把丰富的生命、广阔的生活、整体的人生作为审美实践的对象和目的，以艺术的准则、审美的情韵来体味创化人生的境界，倡导审美·艺术·人生之统一，追求人生现实生存与审美超越之统一。王国维“境界说”源自中国传统“意境”论。在中国古典诗论中，运用较多的是“意境”一词，重在探讨诗词中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至《人间词话》，“境界”则成为出现频率更高的概念，由此也将唐以降“意境”的侧重艺术品鉴推进到“境界”的艺术与人生相统一的审美品鉴。着名的《人间词话》定稿第二十六则将人生境界分为三重，又以三句古典诗词来诠释，明确地将艺术意蕴的品鉴与人格情致、人生况味的品鉴相融含，从诗词、艺术的意境来通致人生、生命的境界。“真景物”、“真感情”为境界之本，“忧生”、“忧世”的“赤子之心”为创境之源。于王国维而言，境界之美实际上也成为人生之美的映照。梁启超明确提出美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他的“趣味说”则是对中国传统艺术趣味论与西方审美趣味论的新创造。他以生命、情感、创造为趣味之本，要求生命秉持不有之为的趣味精神，以情感为根基，激扬奋发，融小我入大我，在与宇宙、众生的迸合中开拓与享受生命的美境。梁启超把“趣味化”的生命境界涵括为“生活的艺术化”，认为这是人类最合理的生活。他倡导通过学术、游戏、劳动等生命实践活动，尤其是艺术审美活动来涵养趣味人格。在梁启超，趣味生命的实现即创造的人生也即美的实现。与“境界说”、“趣味说”相映趣的，还有朱光潜的“情趣”、丰子恺的“真率”等等范畴与思想。朱光潜提出“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丰子恺强调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要把整个生活与生命创造为“大艺术品”。这些思想与学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共同丰富凸现了中国现代美学人生精神的情韵与特征。
其次，积极的美育指向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传统的突出特征。
关注美学的实践性，关注美育，是中国现代美学人生精神的重要落脚点。中国现代美学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家都倡导把美学研究的成果贯彻到教育中，把思想与理论落实到育人上。积极提倡美育，努力实施美育，强调与重视美育的情感功能，主张用艺术教育来改造国民性，这也是本文丛六位大家的共同意向与实践。
在现代中国，王国维最早提出“美育”问题。1903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认为健全的教育应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因此他建议清政府实施美育。但清政府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的美育思想影响只限于思想界。1912年2月蔡元培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就任时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演说，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美学见解，并且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之一。从此，美学思想理论通过政府行为贯彻于教育实践，甚至影响全社会。朱光潜也非常重视美育，对美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把自己的美学研究成果用优美的语言、通俗的实例写成美育小册子向社会普及，如《谈美》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美育的宗旨是情感教育，美育的主要途径与形式是艺术教育，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核心观念。蔡元培明确提出美育的目的是“陶养情感”，从而成为中国确立现代美育观念的第一人。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情感教育”的概念，强调学做“现代人”，即知情意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朱光潜强调美育的根本任务是解放人性，使人性自由，是“养性怡情”。对于美育情感品质的肯定，使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了区别于中国古代美学的新质，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走向独立的重要前提。
美育与艺术教育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有相互含容之处。美育涵义比艺术教育宽泛，它包含艺术教育；同时，除艺术之外，自然山水、现实生活、历史遗迹、文化名胜、城市建筑、乡村田园、各种博物馆展览厅以及人自身等等，也都存在一个审美问题，都是审美教育可利用的资源。但从教育的角度言，这些都没有艺术教育那种丰富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精致多样的美感形式，作用与效果也没有艺术教育那样强烈。中国古代一直重视艺术教育，但中国古代的艺术教育附丽于道德教育而没有独立地位。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美学中也得到了改变。蔡元培明确提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给予艺术教育以独立的地位。梁启超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他提出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鲁迅、郭沫若等人弃医就文以文艺救国的志向与行动，就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尤其是后期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教育”与“情感教育”实质上就是美育。
他提出人类不可能个个都做“美术家”，但应该人人都成为“美术人”。他以趣味人格和情感个性为核心，论述艺术教育的特殊意义和艺术家的重大社会责任，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丰子恺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独特风格的绘画创造（尤其是漫画）和极高的艺术鉴赏眼光（尤其对音乐），不仅为人生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也赢得了人们的无比敬佩。丰子恺主张艺术教育是“很重大很广泛的一种人的教育”，强调“事事皆可成艺术而人人皆得为艺术家”。他身兼艺术家与理论家为一身，不仅发表了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重要导师和身体力行者。
再次，内在的诗性情怀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人生精神的重要方面。
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精神不仅发展了关怀现实、重视实践的纬度，也发展萌生了艺术-审美超越及其诗性提升的纬度。
应该承认，艺术-审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理想，既不是科学实证的，也不是宗教幻想的，而是艺术-审美体验的。中国人的大多数都不信仰宗教，而把艺术-审美当成自己的理想追求，这也培育了中国文化的诗性之纬，在艺术-审美境界中挣脱现实物质的功利的束缚而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超越。这种超越，既不是世俗功利的，也不是虚无飘渺的，既超现实又不脱离现实。这种诗性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为文学家所衷情，也历来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哲人而言，最理想的安顿无疑不在彼岸不在来世，而在富有艺术-审美品格的现实人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