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和宋佩韦的《明代文学史》给八股文以专章的地位，大概是受其影响，近年编写的诸多文学史，在明代文学中也多缀上这么一章。但八股文是具有固定程式的一种科举制艺，统治者变本加厉用它来禁锢士人的精神思想，使他们耗尽毕生心血而不自觉。即令其中有少数文章能令人拍案叫绝，把它们算做文学作品也很勉强。当然，如果从对明代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看问题，那另当别论。但把它作为明代文学的一体来大加褒扬，则为我们所不敢苟同，因此弃而不为它留下位置。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编着者的主观倾向性。细大不捐的文学史似乎能够给人以完整的印象，但即令可以毫无节制地扩展篇幅，也还是难以做到囊括所有。因此，撰写者必须有所取舍。优胜劣汰的规律同样表现于文学发展史。即以作品而论，经历了无情时光大浪淘沙般考验而至今仍被公认的经典或佳作，自然应当成为文学史论述的主体，大同小异的作品则不值得一一罗列并细细加以评价。相反，对文学史的考察，本书并不忽略一些看似微小的迹象，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某种转机或新生事物的苗头。以多种方法相结合，去探究明代文学现象并揭示明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是我们始终关注并努力达到的目标。我们竭力在文学个案与相关领域坚实的研究基础上揭示明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而不以本时期社会历史的分期或体裁的分类作为结构方式，并大体依据小说、戏曲、诗文自身发展演变的事实构建明代文学史的基本体系，以便比较清晰地描述明代文学进程的真实面貌。
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文学史演变过程中各个层面、各种因素的集合与相互制约，决定了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既不能没有一个主导思想，又不能单一、机械，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提供了以多元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能性。我们既着意避免因求新求奇而削足适履，也避免因求平求稳而抱残守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是有利于学术研究深化的方法，都不妨继承和拿来。要言之：（1）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而避免庸俗社会学倾向。全书不安排专门章节论述时代背景对文学的种种影响，在具体的分析和规律的总结中却不忽略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对文学发生的作用。（2）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反对机械进化论。如既看到由南戏发展为传奇是明代戏曲史的主流，也看到事实上在整个明代，民间南戏的创作和流传从来都没有中断；既看到昆腔从四大声腔中脱颖而出，也看到同时其他声腔仍在以一定的规模流行。（3）以文学个案研究为基础，资料考证与规律总结并行。如通过对“四大奇书”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成书过程的考察，去揭示明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4）在纵、横比较中看发展，识本质。如重视同一文学体裁和同类作品在不同发展阶段因袭变革的比较、中国与西方小说戏曲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的比较。（5）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之关系进行考察。如注意《金瓶梅》的创作方法与创作实际的关系、汤显祖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的关系、各个诗文流派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6）文学鉴赏与学术研究并行。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但它有自身独具的审美特质，只有鉴赏并发掘这种审美特质，而不仅只是把作品作为论据来看待，才能把握文学本体而不是偏离之。上述诸方面的结合能否使所谓文学史体系的建立在本书中落到实处？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并不一定能时时、处处达到统一，这本文学史的情况也可能如此，望读者诸君正之。
最后，谈一谈在明代文学背景中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前后传承，相当稳定，这是为人公认的事实。那么，对晚明崛起的反传统思想应当怎样理解？如李贽的《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批判的矛头直指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唐甄的《潜书·室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是对“君为臣纲”的否定。《戴东原集》下编下《与某书》说：“后儒以理杀人。”五四时代的礼教吃人说源出于此。这些旗帜鲜明的反传统思想是不是还包括在传统文化之内？如果不包括在内，传统岂不成了不值一顾的破烂？如果包括在内，那还说得上是同一传统吗？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我们要对这些进步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就要看到持论者与他们所批判的儒家学说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贽的“童心”（《焚书》卷三《童心说》）同孟子的“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放心”（《孟子·告子上》）之间就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就进步文学而论，《牡丹亭》对礼教的批判作为特殊环境中的产物而被容忍，但杜丽娘在梦中和成为鬼魂后可以同柳梦梅成就好事，而还魂后就必须遵守礼教。单就这一情节而论，不妨说男女主人公并未违反礼教。《水浒传》对绿林英雄的赞颂和描写他们的忠义思想同时并存，《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奋起大闹天宫而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要对这些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就应当看到它们在各自不同的方面已同传统思想决裂，或说是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思想的范畴，但在总体上我们仍然应当清醒地看到，进步思想并不妨碍它们仍然归属于传统文化。进步思想的出现，使传统文化在局部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其中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在今天的研究中固然不会有人看不到进步思想在明代文学中的影响和表现，可虑的倒是脱离实际的拔高。
由于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上所占的特殊地位，解释它们之所以兴盛于晚明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萌芽说与巿民说甚为流行。论者以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者有之，在宋元者有之，也有人说在唐宋。如果以《史记·货殖列传》为例证，未始不可以提早到西汉。然而问题就来了：萌芽，顾名思义不是成长就是蔫黄，哪有延续上百年、上千年而既不成长，又不蔫黄的道理？英国工业革命由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引起，而中国则早在《史记》中就可以看到城巿经济高度发展的记载。但无论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或是后世各式各样的“奇技淫巧”（《尚书·秦誓下》），都不可能掀起一场工业革命。城巿商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恐怕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同样，中国古代是否真正形成过巿民阶层也令人怀疑。并不是要抹杀商业经济和巿民成分的存在，而是不能把微量扩大到超乎实际的程度。
还有封建社会的问题。欧洲的封建时代，一般认为始于公元46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延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结论几乎为西方史学界普遍接受，其概念也被中国史学界套用。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在彼此很少交往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从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可以自然而然地适用于中国吗？以欧洲历史而论，封建社会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分封制。欧洲封建制（feudalism）源于普遍存在的封地即采邑，中国则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建立郡县制，西汉曾倒退为封建制与中央集权分治的郡国并行制。在以后两千年的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愈来愈有威力，而分封制只保留了封建主个人或一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布局。
就这一点而言，“封建”一词只适用于汉代以后很小的一部分领土。我们说的中国封建制，实际上指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在西欧封建制下农民是没有独立身份的农奴，而中国自唐宋以来，农民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这在欧洲封建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以研究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往中国历史上硬套，这是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殖民主义老调。在此只是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并不想改变学术界公认的说法，不过在本书中将尽可能不用这样的话语。
（《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