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元曲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由来已久。经王国维（1877-1927）《宋元戏曲考》（1912）而论定。此书是中国戏曲史的奠基之作。此后这个领域所得到的一切进展，直接间接都得到它的启发。
元曲一词由两个单字组成。前一个字表示时代，后一个字表示艺术型式。细看来，问题不少。明代臧懋循编《元曲选》，收录杂剧一百种。不少人指出其中六种是明初作家所作，以往只怀疑其中有明初人作品。它有没有金（宋）人作品呢？拙作《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指出它完成于金亡前不久。不仅有金圣叹所依据的古本《西厢记》杂剧第五本第四折《清江引》“谢当今垂帘双圣主”为证，只有金哀宗的两位母后（同胞姊妹）在金宣宗于1224年去世时才与此相吻合，整个元代没有这样的情况。
王实甫的《丽春堂》杂剧也可能是金代作品。尽管那时《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研究我还没有完成，我把1990年写的一篇论文题为《金元杂剧的再认识》。
第二个单字“曲”的问题可能更复杂。曲只分只曲和套数两种。而套数才有清曲（按照明代胡文焕《群音类选》的分类）和戏曲之分。曲是一种演唱艺术，流行于勾栏行院之间，戏曲流行的场所与此类似。
现存有一本《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我曾在《臧懋循和他的元曲选》中批评王国维该书《叙录》所说：“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因为此书“只是简单地保留科白的梗概，甚或全部删除”。现在我仍不想修改上面的论述。但是我想王国维的话也有一些道理。因为就大多数金元杂剧而论，北曲只是抒情的唱段，它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和情节的进行。动作和情节的进行都倚靠科白表演。可以说在杂剧中以曲为主，以科白为辅助。
就这一点而论，杂剧和清曲中的套数可以说没有区别。
中国的戏曲迟于希腊大约达一千年之久。我想这同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特别有关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曾分析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载的335个曲牌，指出“出于唐宋词者七十有五”。他又分析宋元南戏所用的543个曲牌中“出于唐宋词者一百九十”。中国戏曲以唱为主，以戏为次。清曲的套数和杂剧、南戏的套数相同的一面占压倒地位，相异则居于次要地位。以前北京话中只有说“听戏”，有人如说“看戏”，免不了贻笑大方。我想道理就在这里。这是旧传统的因袭。
现在人说的戏曲与非戏曲之分，在古代只是同一种套数在歌场与舞台演出的区分。现在有人将非戏曲统称为散曲，既包括只曲又包括套数。
这是不通之论。散曲原本与套数相对，现在出了一个名词叫散套，虽然古已有之，非驴非马，缺乏逻辑性，现在虽通行于学术界，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非戏曲应以胡文焕所说的清曲为是。
起于唐宋词的词牌对杂剧和南戏中的曲牌有这么深远的影响，曲牌体戏曲实际上等同于中国古代戏曲。一直到清代中叶才有板腔体戏曲代兴。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史可以说就是曲牌体戏曲的发展史。
《宋元戏曲考》第七节《古剧之结构》结语说：“综上所述者观之，则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然宋金戏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始也。”
王国维说“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可是在他的着作中并没有具体落实，他的真实主张是“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始也”。这是王国维曲论的一大缺陷。如果真正存在过（宋）金杂剧，那么元杂剧一词应当更正为金（宋）元杂剧。
《宋元戏曲考》以大都、平阳、杭州为杂剧发展的三大中心，无视另一更重要的杂剧中心开封。不承认金（宋）杂剧的存在，必然无视开封作为杂剧中心的存在，这是同一失误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开封，即北宋的首都东京，金代改名南京。受到正统史观的影响，北方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以至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常常被忽视。他们受到汉化后在文化上的创造性被严重地估计不足。1127年，北宋徽、钦二帝被俘，此后金和南宋长期对峙，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到淮河一线为分界。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在一百年以上。南宋的建立对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开发起促进作用，一向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原和华北地区却在金朝统治之下。国内非汉族统治者汉化程度之深，在它以前的辽和在它以后的元都难以同它相比。它的文化繁荣发达在非汉族统治者中是空前的。1127年金人攻克开封，1214年金人被迫由中都（北京）迁都南京（开封），伴随着我国古代少见的两次图书文物大迁移，既反映了金朝对典章文物的重视，也反映了开封不愧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文化名城。
以开封（即汴梁、东京或南京）作为全剧（或至少其中一折）背景的杂剧，据查有38种。它们是《陈州粜米》、《杀狗劝夫》、《合汗衫》、《谢天香》、《燕青博鱼》、《合同文字》、《神奴儿》、《荐福碑》、《谢金吾》、《蝴蝶梦》、《陈抟高卧》、《救孝子》、《举案齐眉》、《后庭花》、《赵礼让肥》、《忍字记》、《灰阑记》、《留鞋记》、《刘行首》、《盆儿鬼》、《抱妆盒》、《罗李郎》、《生金阁》（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绯衣梦》、《遇上皇》、《金凤钗》、《紫云庭》、《贬黄州》、《风云会》、《升仙梦》、《替杀妻》、《小张屠》、《博望烧屯》、《千里独行》、《醉写赤壁赋》、《云窗梦》、《延安府》、《符金锭》等；再加上以洛阳、郑州、许州等地为背景的杂剧计《鸳鸯被》、《张天师》、《救风尘》、《曲江池》、《墙头马上》、《朱砂担》、《铁拐李》、《伍员吹箫》、《勘头巾》、《王粲登楼》、《鲁斋郎》、《范张鸡黍》、《酷寒亭》、《桃花女》、《红梨花》、《单鞭夺槊》、《魔合罗》、《百花亭》、《竹坞听琴》、《货郎旦》、《碧桃花》（以上见《元曲选》，以下见外编）、《裴度还带》、《圯桥进履》、《破窑记》、《降桑椹》、《三战吕布》、《伊尹耕莘》、《老君堂》、《刘弘嫁婢》、《蓝采和》等30本，合计68本，约占全部现存杂剧的42%。
以大都即中都及元代中书省所属河北、山西（平阳在内）、山东等地为背景的杂剧有《元曲选》所收的《赵氏孤儿》、《李逵负荆》等及外编所收的《拜月亭》、《西厢记》等37本，占现存全部杂剧的23%。
大都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平阳在内）、山东及塞外，面积大大超过河南，而以河南为背景的杂剧却大大超过大都及中书省所属各地。以个别作品而论，它不一定产生于故事发生地区，作者所在地同题材的提供地区不一定有直接相关；但就现存的全部元代杂剧同它们各个故事的发生地区的总的关系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也许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作为北宋的故都，金代的南京，开封应是中国杂剧的摇篮，然而不失为引人注目的一条线索。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既是前人曲韵的总结，又为同时及后世曲家所遵循。他的同乡前辈虞集为他作序时，明确地称之为《中州音韵》。
本人自序也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无论中原或中州，界限极其清晰，它以洛阳、开封一带的语言为标准。唐李涪《刊误》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也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言最正。”洛阳、开封为历代古都所在，历史悠久。北京音虽然同中州音相差不大，如果以它为标准，无论如何加不上中原或中州作为它的地区标志。联系上文所说，以中州为地理背景的元代杂剧达十分之四之多，以全国其他各地为背景的杂剧总共不超过十分之六，这是值得杂剧史研究者认真考虑的。
如果认为宋金时期只有周密《武林旧事》中所记的官本杂剧一种形式，那不免是严重的误会。由于杂剧不受文人重视，没有留下足以供人们参证的文献资料，那是事实。然而现存元代杂剧就保留着不一而足的金代印记，试列举如下：
一、石君宝《秋胡戏妻》
第一折说白：“自家勾军的便是。今奉上司差遣，着我勾秋胡当军。”
又说：“秋胡，我奉上司钧旨，你是一名正军，着我来勾你当军去。”
《列女传》卷五《鲁秋节妇》说：鲁秋胡子娶妻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妇污其行，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秋胡本来是一位文士，在剧中变为武夫——又不能完全摆脱原来传说的面貌，于是文武双全，“累立奇功，官加中大夫之职”。这显然带有金朝社会生活的痕迹。
刘祁《归潜志》卷七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成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合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艰哉。贞佑（1213-1216）初，下令签军。
会一时任子为监官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布萨齐勤（一作仆散七斤）大怒，促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1222-1223）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现居官外，无文武大小职事官皆拣之。”这是文士秋胡“娶妻三日却分离”的社会背景。
同卷又说，正军有别于副从阿里喜，待遇高下不同。
二、石君宝《紫云庭》
今传《元刊杂剧三十种》列题目正名为：“灵春马适意误功名，韩楚兰守志待前程；小秀才琴书青琐帏，诸宫调风月紫云庭。”完颜灵春马是开封府同知的儿子，女真人。他和妓女韩楚兰相恋，被父亲拆散，后来团圆。
三、石君宝《曲江池》
剧本本身未发现金朝社会生活的印记。此剧和《秋胡戏妻》、《紫云庭》的作者都是石君宝。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极其精细审慎，但由于资料欠缺，所考作者姓名和曲家相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人而又有杂剧传世的不到总数八十多人的十分之一，石君宝是其中之一，可说信而有征。他原来姓石盏，女真人复姓译为汉姓往往省作单姓。据王恽《秋涧集》卷六〇《洪喦老人石錥公墓碣铭》，生卒为1192-1276，金亡时42岁。三剧作于金亡之前或之后不久的可能各占一半。
四、李直夫《虎头牌》
天一阁本《录鬼簿》云：“李直夫，德兴（今河北涿鹿）人，女直，即蒲察李五。”蒲察氏是女真族的黑号之姓，比白号之姓次一等。随着女真族势力的扩张而南迁德兴。
《元曲选》载本剧题目正名：“枢院相公大断案，便宜行事虎头牌。”天一阁本，枢院作行院。据《新元史·百官志》：“行枢密院，有大征伐之事则置之，止曰行院。”但和本剧所说的金朝官制不同。第一折说白：“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枢密院事。”行枢密院，即以元帅兼管枢密院事，它同元代的行院即行枢密院容易混淆，两者性质不同。关汉卿《拜月亭》杂剧第四折《沽美酒》：“中京内做行院。”京师有枢密院，不会再设行院，它说的也是金朝官制。杂剧所说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是金朝官名都元帅的夸大。
《金史·百官志》说：“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1124）伐宋始置。泰和八年（1208）复改为枢密院。”又说：“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便宜行事虎头牌》，曹本《录鬼簿》作“武元皇帝虎头牌”，是。武元，天一阁本误作武文，不可解。金朝开国君主阿骨打，庙号为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见《金史·太祖本纪》。可能后人不了解前代掌故，又在无形中受到公案戏中势剑金牌的影响，将两者混为一谈，因而改为“便宜行事”。其实，由于它是武元皇帝所创制的虎头牌，才有便宜行事的权威，两者意思倒十分接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七说：“虎头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时，其叔饯之出镇。”此书将武元皇帝看作是剧中主角山寿马，这是明朝名士因读书不求甚解而造成的一大误会。山寿马只是佩带创自武元皇帝的虎头牌的一个千户。第一折山寿马唱道：“则俺那祖公是开国旧功臣。”从武元皇帝到他当时已经是第三代了。
第一折说白：“勅赐双虎符金牌带者，许你便宜行事，先斩后闻。”容易使人把它和公案戏中的势剑金牌看作是一回事。其实两者并不一样，杂剧还提到素金牌子、金牌上千户，分明是金朝的官制。
据《金史》卷五八，建国之初，即金太祖武元皇帝收国二年（1116）创制金牌，授万户，猛安（千户）所授者为银牌。天德三年（1151）罢万户之官。
杂剧提到金牌上千户，当是上千户也有带金牌的。千户分上中下三等，起于皇统五年（1145），天德二年（1150）后又废止上中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