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货币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而伪币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甚至危及封建统治的稳定，因此有效地控制货币铸造权，维持官钱的信用，严防伪币，成为自西汉以降历代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颁布刑律，严禁伪币的制造和流通
针对民间的货币作伪，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的惩戒，来遏止作伪者的行径。历数各朝各代的法律，无不有关私作货币犯罪的条文，即使在汉文帝时允许民间铸四铢钱，但“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仍被视为犯罪。而且各代政府除了制裁直接伪造货币的行为以外，还规定与伪造货币有关的一切行为都为犯罪。如邻居知情不报者要治罪，对有关的官员失察者要追究责任，贩卖、使用私钱和伪钞者都要受到轻重不等的处罚等等。
汉初币制混乱，私铸盛行，当时由于官钱一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对于是否允许私人铸钱曾争论了很长时间。在禁止私铸的时期，但有私铸者，都是“罪皆死”，以严酷法律，使得民间私铸者不敢再铤而走险。在王莽时期，由于多次发行大额货币，因此私铸众多。
对于日渐严重的私铸，也采取了残酷的惩罚办法，最初是“私铸钱者死”，凡有私铸行为者，一律处死，后由于犯法者众，“不可胜行”，遂改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并且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因此“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当然，汉代对于私铸犯的惩治，也是根据其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的处罚，如“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知）为及买铸钱具者，与同罪”。城旦舂和下文的鬼薪白粲、隶臣妾、收人、司空都是秦汉时期的徒刑名称，可见对作具已备但尚未来得及铸钱者以略轻一级的惩罚。
盗铸钱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经济犯罪，因此汉代政府除了严厉打击以外，还着力加强人们的举告义务，大力嘉奖告发、捕获盗铸的行为，而不举告者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张家山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
捕盗铸钱及佐者，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而能颇相捕，若先自告、告其与，吏捕颇得之，除捕者罪。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有（又）复告者一人身，毋有所与。告吏，吏捕得之，赏如律。
鼓励自首告发，并可免去内部告发者之罪；同时奖励相关官吏积极抓捕私铸犯，如抓捕到盗铸犯死罪者，可授予一级爵位，甚至可以要求免除案犯的死罪。至于那些不积极告发者，也有相应的处罚：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
同居者有举告的义务，如不举告，则处以赎耐之罚。据汉简《具律》可知：“赎耐，金十二两。”这种经济惩罚是相当重的。而那些基层主管官吏如果知而不告，或者在盗铸钱犯被告发后，没有及时加以捕获的，也要罚金四两。
隋开皇元年（581）铸开皇五铢，严令禁止前代的各种钱币流通使用，并规定非官方铸钱一律销毁，其铜入官。但是由于在根本上解决不了铜钱的充分供应问题，所以对抗不了经济规律，最后只得随波逐流，任其自然发展。开皇十八年（598），颁布敕令，要求各地官吏遍查邸肆中流通的铜钱，一旦发现有非官铸的，一律没收，销毁后作为官铸的材料。而若在京师用私铸钱交易的，都被收入官府治罪，“为吏所执，有死者”。这次严禁私铸，由于执行比较到位，因此“数年之间，私铸颇息”。
唐代对私铸钱的惩处措施更加完备。高祖武德四年（621）谕令：
“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籍没。”其后正式将“私铸钱”写进法典，针对私铸的不同情形而分别处以轻重不同的刑罚。唐律规定：“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但由于流通中铜钱的缺口太大，盗铸者可以获取暴利，私铸还是日益增多。因此永淳元年（682）五月，高宗颁敕：
私铸钱造意人及勾合头首者并处绞，仍先决杖一百；从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决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长，老疾不坐者则罪归以次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决六十。若有纠告者，即以所铸钱毁破并铜物等赏纠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赏。
不仅对私铸者本人处以死刑，而且还株连乡邻以及各级地方基层长官，惩处更为严厉，而对告发和同犯自首者也作了相应的行赏规定，真正做到了赏罚并行。
宋朝由于铸钱日多，盗铸也随之增多，相应的惩治手段也更加严厉，甚于前代各朝。颁布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收录了北宋以来对于防禁盗铸的不少法令和法规，其中对于私铸相关人员的处罚，条法中有如下的规定：
诸私铸钱者绞（原注：谓私铸当三、当二、小平或铁钱、夹锡钱，余条称私铸钱者准此）。未成百减一等。指教人及工匠为从死罪，从及至流者配千里。以渣垢夹铸罪至死者奏裁。以杂物私造（原注：以铜淬铁钱，以铁钱染为铜色者亦是）可乱俗者，减私铸法一等；不及百文又减一等。并许人捕。厢耆巡察人失觉察私铸钱，徒一年；巡检、县尉、都监减一等；县令、州城内知州、通判各又减一等。若杂物私造者，各又递减一等。以上知而不举或故纵者，减罪人罪二等；内厢耆巡察人故纵犯人应配者，仍配五百里；邻保知而不纠，加五保不纠罪一等（原注：若杂物私造，止依五保知而不纠律）。即保内如能纠举免罪，获者给赏如法。
对犯私铸罪的主犯、从犯、乡邻等同保人以及有关的责任者都规定了具体的处置方法。
太祖即位初，便于乾德元年（963）七月颁行《宋刑统》，其中对私铸及其相关人员的处置，尚沿用唐律中关于禁止私铸的法令，私铸钱仅流放三千里。但乾德五年十二月即下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对于私铸铜钱者，不计铸造数量的多寡，皆处以死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限外犯者罪之有差，私铸之人作法处死”。
端拱元年（988），内侍萧延时出使广南，回到京城后，“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于是朝廷又下令民间私铸铜钱，以及销熔好钱私作薄恶劣钱的一律处以弃市之刑。以后宋代历届政府多次申明这方面的法规。随着官钱的铸造逐渐增多，政府防止盗铸也逐渐制度化，而盗铸现象也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对违犯禁令的刑责渐有减轻的趋势，先是对于死刑的惩戒，改为配隶，即发配到边远山穷水恶之地。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进一步减轻为：“诏曰配隶之人，刑科至重……私铸钱……皆比旧法咸从轻减。”
到了徽宗末年，由于当十钱的推行，民间盗铸大盛，因此刑惩又略有加重。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次为相后，即下令收缴私钱，并采纳知开封县曹沔的建议：“自今犯私铸钱人依伪造符印法，遇敕降特不原免。巡捕官司故纵亦如之。”在古代，伪造符印罪是最重的一种犯罪，将私铸钱罪等同于伪造符印罪，且遇大赦也不予赦免，可见政府对私铸者的刑惩之重。
南宋偏安一隅，由于疆域面积大为缩减，故铜产量锐减。为了确保现有的铜材，对私铸铜钱者又逐渐处以重刑，高宗绍兴六年（1136）规定，铸、熔铜钱和私造铜器者，一两以上皆徒二年，罪重者从严判刑，罚偿钱三百贯，准许他人告发；邻居失察者，亦罚偿钱二百贯。除“私铸钱者绞”之外，对于相关失职人员亦有轻重不等的惩罚。宋金议和以后，宋廷把禁私铸钱作为一项重要的事务，于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下诏：“民间所用私铸当二毛钱悉毁之，违者抵罪，自不及百钱以上，皆许告赏。”两年以后，又再次下诏令民间捶毁所有的私铸轻薄当二钱。同时，从光宗绍熙初开始，对铁钱的私铸问题也有所注意，绍熙元年（1190），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许及之“以铁钱滥恶，不职，贬秩知庐州”。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唐叔玠因原在知舒州任上时“私铸铁钱过于正额之数”，被降一官放罢。三年正月，“诏刘炜与宫观差遣，张涛降两官，钱之望、许及之降一官，坐部内行使私铁钱故也”。
朝廷一方面对私铸犯者处以重刑，对失职的官吏予以惩处，同时也对认真稽查的官员给予奖赏。绍熙三年六月，下诏增捕获私铸铜钱的赏格，旧法是查获私铸钱“不满五火，减磨勘半年，五火以上减一年，十火以上减二年，二十火以上止减三年”。后来有官员认为奖赏太轻，因为稽查私铸并非易事，能查得三四伙已相当困难，而官吏在一任之内查缉二十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能查出二十伙，所受到的奖赏也只是减磨勘三年，赏格太低，根本不能激起官吏的积极性，因此建议提高赏格。朝廷听从这一建议，改为“查获一火以上减磨勘一年，三火以上减磨勘二年，五火以上减磨勘三年，十火以上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即将赏格大幅度提高，以激励官吏认真稽查。
由于私铸活动向来比较隐蔽，官府很难抓获，因此朝廷又鼓励民间抓捕举告私铸，给以相应的赏钱或一定的官职。《庆元条法事类》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方面的内容，即：
诸色人获私铸钱，未成，（赏）钱一百五十贯；已成，钱三百贯。所铸钱一百贯以上，仍转一资。五百贯以上，百姓愿充进武副尉者听。一万贯以上，与承信郎。
获私以杂物造钱，虽未成者（原注：不及一百文减半），（赏）钱一百贯。
对于纸钞作伪，也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具体说来就是惩罚伪造、包庇、转用伪币者，处分失察的官员和乡耆；奖赏告发者和自首者，奖励查获伪钞的官员。
仁宗时官办四川交子之初，即并定下了针对伪造的奖惩条文：
“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不过初时宋政府对伪造纸币行为的界定，与伪写“官文书”同，而非视为与盗铸铜铁钱同类，依照刑律，“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余印徒一年”。而宋初对于私铸的刑律则为“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刑罚显然较“流二千里”为重。与后世相比，此时对伪造者的处罚相对较轻，这可能与交子流通初始，作伪情况尚不甚严重，政府也未有足够的重视有关。
熙宁元年（1068），交子用纸由成都抄纸院专造，至此始立私造交子纸的刑法。熙宁三年，伪造官文书的刑惩由原先的“流二千里”改为“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可见伪造纸币律逐渐和“伪写官文书律”出现了区别。
随着纸币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官方对伪造纸币的禁令也从伪造官文书向盗铸钱币的处罚条文靠拢，从神宗始即加重了刑罚，开始对伪造纸币者处以绞刑。时枢密使文彦博曾上书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而宋代至神宗时已承平百年，当用中典，却仍因循唐五代的重典，甚至“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
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但此后各朝仍逐步扩大对涉及伪钞犯罪处罚的范围，除伪造者本人外，知情不报者、转用伪钞者等均受惩治。徽宗崇宁三年（1104），官方拟将四川交子推广于他路，“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仿川陕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当时还发行小钞，“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规定“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
进入南宋以后，由于铸币额锐减，纸币发行在财政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流通中主要的货币，其行用量大而广。和铸币相比，纸币作伪更简单易行而获利更丰，因此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伪造，并进一步加重对违犯者的处罚。当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例，支赐陈告人的奖赏也增加了。绍兴元年（1131）十月，婺州发行关子时规定：“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绍兴三十一年二月诏：“伪造会子及扇摇之人并依见钱关子法。”这说明当时伪造关子和会子与上述伪造小钞所受罪罚是一样的。绍兴三十二年，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