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存在于某些作家中，我说的是那些所谓的文学追随者，而绝不是那些伟大的作家。倘若他们真的知道创作是什么，那么将完全可以成为名家，然而他们却总是在对某些思想家或艺术家进行模仿。他们一直认为写作是一门值得大力颂扬的神圣行业，他们还认为写作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理解，是一件脱俗而神秘的事情，一般的庸俗之人是不能从事这项工作的。对此，我很是怀疑，在我眼里，这不过只是为了引起公众对作家的羡慕和尊重的一种装腔作势罢了。这就和男巫的“道具”一样，有着同样的预设作用，比如长袍和魔杖、手工做的鳄鱼、角落里的骷髅等。只要给箱子加上两把锁，就能成功引发人们的好奇心，猜测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玩意儿，引发骚动。我有个哥哥在小时候很喜欢把他的宝贝们锁进盒子，然后再向我们炫耀，将盒子的锁打开，笑着偷瞄一下，然后故作神秘地合上，轻轻锁好，再期待地看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可是，后来我们通过侦察，才知道里面只不过是一些羊毛、干豆子和子弹壳罢了，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
因此，我也很明白，某些作家或艺术家表现出一种虔诚，将他们的工作神秘化，仿佛需要想象力的写作行当与艺术创作的过程极其复杂，无法向公众解释，只有某个同业协会才拥有所有权。于是，各种派系和圈子就这样出现了。倘若他们的作品没有获得承认或掌声，那么同一圈子里的人就会互相安慰与赞美，想要以这种亲密的方式将公众的冷漠抵消掉。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那些对艺术真正感兴趣的群体。不管是何种艺术，只要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志趣相投的圈子，热烈、坦诚地对各种创作方式、喜好、见解、绘画以及音乐进行讨论。这样浓厚的兴趣很难受到外界的影响，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事情。这种热情通常会因为为了排斥而排斥的欲望变得低俗甚至病态：沉溺在孤独的迷恋中，渴望别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眼睛时刻关注着公众的反应；想在别人面前变得高深，试图使人不解。人类天生就有一种欲望，即利用别人好奇的本能，每个人都想了解某个群体的内部，仿佛里面会有什么使人兴奋的交易。
比如，拉斐尔前派画家就不是一个排外的小集团，而是一个团体。他们充分享受着艺术带来的乐趣，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创作当中，时刻探寻着艺术的发展道路，用心去迎接和赞美如女诗人罗塞蒂所认为的那种“使人震撼与绝妙”的作品。对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很有信心。他们的兄弟会与其创办的《萌芽》刊物，以及神秘的首字母签名，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队伍。他们齐心协力，渴望能对时下庸俗的伤感艺术给予如同刺杀暴君一般那样深入的批判。不过，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让流动的河水泛起阵阵涟漪，却不足以掀起真正的革命，并且分歧很快在他们内部出现，大部分成员另辟门户，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创作。这场运动将他们对艺术迫切的追求以及对美的呼唤体现出来，就如同切斯顿先生所说：就像普通人对啤酒的喜欢一样。不过，他们并非想把艺术神秘化，也不是想将自身的重要性扩大，为了创作出更多、更优质的作品，而对持有怀疑态度的人进行引导、同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性格中有种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对运动或群体活动不太适应；许多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界的伟大人物，也与传统规范针锋相对，这群孤独的人性格都极强，不太在意常规流派，创作思路完全遵照自己的意愿。盎格鲁-撒克逊人尽管习惯了服从，但是却不喜欢对别人效仿；他们的脑子中充满了别出心裁的灵感，都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就比如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这几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他们相互之间就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而再想想司各特总结自己艺术信条时说的话：我已经取得了成功，而我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在于能够坦诚而又快速地进行创作。当然，他这么说也是为了取悦那些热诚的年轻人们。华兹华斯对于自己的作品的确保持着庄严的威望，他承担着近似于祭司的职责，对来访者进行热情的招待，将自己的创作过程向他们进行讲述与介绍，并告诉他们自己的某些作品是在哪里写出来的。不过，就如菲茨杰拉德真实的描述一样，华兹华斯非常骄傲，他并不是自负，只是向漂浮在高空上的云或者孤傲的山一样骄傲。他并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或赞美，他只是想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责任，并得到他人的理解。
再来说说后来的伟大诗人，丁尼生喜欢陶醉在自己所写的宏伟壮丽的诗篇之中，就如孩子一般。他曾表示，公众渴望对艺术家的私生活有所了解，但这是一种最为羞辱与庸俗的好奇行为。随后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段时间对于他声誉的赞美似乎没那么多了，这段时间，他竟然连赞美自己的信件都没有收到！
而勃朗宁则完全不同，他将自己的爱好以及写作进度严格地对外进行封锁，他好像从未将自己的思路或写诗的状态透露过给别人。他就像一个有修养的股票经纪人一样，谨慎地对待着自己的职业，从不轻易开口。他尽全力将自己完美绅士的形象展示在别人面前，高雅、不失传统，他努力表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连与人闲聊时的奇闻逸事都不是那么有趣。没错，于文学领域相关的工作在18世纪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我想勃朗宁肯定一直被这个观念所困扰着。此外，勃朗宁还希望自己像格雷那样被人看作一位隐居的绅士，而写作只是他的兴趣而已。为了摆脱让他疲惫的社交应酬，恢复自己的精神面貌，他在后来的几年中经常外出度假，显然他并不仅仅为了找个可以沉思的地方。勃朗宁内在的诗人生活与他外在的社交生活是完全疏远的，不得不承认他在此方面的确是文学界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在他的内心中，总是无法平静，他对人类激情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那些可耻灵魂的秘密积极地进行揭露，之后再将自己从写作状态中脱离，化身成为一名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的绅士，看上去他就像一个退休的外交官，谈吐却又如一位精明的商人。也许，他希望与大家一样，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这样表现自己。
我们又该从哪个角度去了解狄更斯呢？是他热爱的私人戏剧，还是他华丽的马甲与金表链？是他伤感的激进主义，还是他率直、友好的性格，喜欢饮酒与社交的生活方式呢？同样，狄更斯也很痴迷于孤独地写作，他好像并不太喜欢对创作的思想及方式进行讨论。后来狄更斯为了专心写作而辞去工作，一方面是这样更有利于写出更多作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赚钱。他这一古怪的举动，也是很值得文学界研究的。狄更斯在这一点上与莎士比亚有些接近，他在实现资产阶级繁荣的理想上投入了自己后期生活的全部激情。创作在他的眼中，出了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以外，还能给他带来收入。他的这种想法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窘迫的生活，让他备受耻辱，这种悲惨境遇在他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无法磨灭。不过，他并没有结束创作活动，只是在此基础上他又有了实现资产阶级繁荣这一新的目标。
至于卡莱尔这位作家，他对自己的职业看得并不太重，写作只是为了发表自己的预言而已，他喜欢把表达思想放在第一位。比起文人及其小圈子，他更喜欢贵族社会，可是他同时也会说，贵族社会有着一种难以言喻、使人厌倦的气氛。为了去参加在公共浴室举行的晚会与酒会，卡莱尔会不顾劳累地走上数十英里，这种举动有谁能理解呢？难道原因就是因为有阿什伯顿人住在那里吗？还是他对贵族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卡莱尔作为苏格兰小农场主的儿子，在准贵族阶级的圈子中，有着肯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在这种环境中他很无意识地让自己的自尊有所满足。而他最终移居克雷干帕托这一行为表明，能够在他或者说是他夫人的地盘里，成为毫无争议的领主，让他有了足够的尊严，使他极为舒坦，这点毋庸置疑。我并不是想指责卡莱尔的势力或者贬低他。他并不愿意用一种奴性般的服从艰难地挤进上层社会，他更愿意直接走进去，并且不用忌惮任何人，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素质就像一块大镜子，照出了他独特的一面。不过，卡莱尔在评论自己的同行时，却是最为严厉与犀利的。他称查尔斯·兰姆是一个“身体孱弱、喘着粗气、行走不便、结结巴巴的大傻瓜”。这可是极不近人情的话语！再来看他记述下来的对于华兹华斯与他握手的描述：“这并不是握手，他只是伸出了几只麻木并且没有什么反应的手指头”；他还说华兹华斯的演讲是他听过的最糟糕的，“烦芜累赘、枯燥无趣、毫无内涵”。尽管他承认华兹华斯是个天才，但却又说他“在本质与非本质两方面都只是一般的天才而已，他们想唱或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唱去说吧”。实际上，卡莱尔对自己的职业极为鄙视：他是最生动与健谈的作家，却对自我表达的欲望进行讽刺。作为演讲次数最多、效果最好的演说者之一，他却在主张与称赞沉默的美德，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不说废话的实干家。罗斯金曾犀利地指出了卡莱尔的问题所在，他说卡莱尔在自己的生活中，总是对难以忍受的工作压力一再抱怨，感到精疲力竭，总是发出哀叹。这是他一生都在困扰的难题。可是，在卡莱尔的作品中，却总是充满了活力，四处都是奔放与生动的细节，从某些方面来看，似乎并没有耐心去搜集素材，反而更像他公开表示自己喜欢这样做。此外，还有卡莱尔谜一般的演讲风格，他的演讲总是充满了热烈、雄辩、感人以及口若悬河的侃侃而谈，但是他却表示，自己在每次上台前都会非常忐忑，演讲前夜总会因为焦虑而失眠，需要靠药物来镇定；他还总是说，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听众将一个大浴盆倒扣在他身上，可是他却总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中走下讲台，这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靠敲诈榨取钱财的浑蛋，一个靠四处演讲谋取利益的骗子。
丁尼生曾在布拉德利担任马尔堡学校校长时与他住过一段时间，在他们中间发生过一件趣事。在一个傍晚，丁尼生很真诚而又严肃地告诉布拉德利，他忌妒布拉德利。在他眼里，校长的生活充满了真实感与成就感，工作也都是踏踏实实的内容。丁尼生承认，有时他会对自己的诗进行深刻的反思，费尽心血写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价值呢？他与布拉德利，到底谁会更加快乐呢？
实际上，同样的想法也在困扰着那些忙人。比如说，一个人批阅了一整天的试卷，或者开了一整天会，假如有所深思，也许就会自我抱怨道：“我整天都像在做苦工一样，审阅了无数份卷子，或是对那些无足轻重的琐事做无休止的讨论，这些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到底在哪里呢？”阿尔弗雷德·莱尔爵士曾说，一个人倘若参加了重大公共事务，那么他对文学的看法就会有所改变，这就好比乘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人可能会想起在泰晤士河上划船的人一般，彼此可以相互理解，感同身受。在英国上议院大法官利奇菲尔德去世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大作家约翰逊非常愤怒。鲍斯威尔对他说，你约翰逊假如当初选择法律作为职业，那么你也许就会有和利奇菲尔德一样的头衔，当上大法官了。约翰逊听完很是恼火，他说，在这时提醒一个在这一领域有潜质却又没有成就的人，实在有些不友善，而且也太晚了吧。
通过以上这些插曲和叙述能推断出，即便是最杰出的作家，也会有所感叹，尽管从事着文学创作的职业，也并非都觉得那就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并且他们时不时会因为这种想法而痛苦，因为相比起来，通常那些在类似于政界这些领域中的政客们，所取得的成就要实惠和荣耀许多。
然而，我们必须问下自己，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从成功的方面来看，究竟代表着哪种象征，人们究竟是因为什么才有了这种想法。抛开诸如物质、地位、影响力以及名誉等这些明显的优势不说，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开阔视野的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得到了走入政界担任高层公职的机会，在示范、戒律的影响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之下，做出一些能让自己的理想与蓝图变成既成事实的事情，从而对道德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变迁有了深刻的影响，其自身也能流芳百世。
从以往的例子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通常只有在死后伟大作家才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声誉，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慎重，不能只把某个还健在的作家对于未来甚至现在的影响，单单归功于他的见解。毋庸置疑，罗斯金与卡莱尔的确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潮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讲授艺术理想时，罗斯金概括了他对美以及其影响力的追求，而卡莱尔为了表明自己积极的正义行为和对伪善、虚伪的仇视，不停地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灌输给公众。然而，罗斯金在之后的几年却一直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着，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他觉得读者在欣赏自己美妙诗句的同时却在对他的思想进行嘲笑；而卡莱尔也觉得自己在海底捞月，白费工夫，因为对物质的享受以及虚伪的体面才是人们想要追求的东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