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5月，戏剧节将要结束的时候，剧院管理部门寄了封信给我，通知我暂停在合唱团和芭蕾舞团的活动，他们认为唱歌与舞蹈对我无济于事；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是必需的；也希望我的朋友能帮我认清这点。否则，任何天赋都于事无补。
我仿佛再次成为汪洋中的一艘孤舟，无依无靠，孤立无援。我能想到唯一的自救希望和途径，就是给剧院写戏。于是，新的悲剧名字是《阿福索尔》，它是模仿撒姆索的短篇小说。我自己都被它迷住了，它使我认识了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的作家，已故的阿德米尔·彼得·伍尔芙。他的家及其生活圈子让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觉。许多年后，他给我描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节，开玩笑地说那是互相结识。他还记得我刚一进他家门就开始说：“您翻译的莎士比亚我非常喜欢，我也写出了一部悲剧，我读给你听听。”他请我吃午饭，可我没心思吃，只想快速将我的剧本朗读完。读完，我迫切地问道：“您认为我能成功吗？我太渴望成功了。”我将剧本塞满了衣袋与他告辞。他邀请我再来时，我爽快地说：“当然，新悲剧写完就来。”“那得好长时间的。”他说。“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写完的。”我说完就走了。从这段描述看起来我好像在装腔作势，但彰显的就是我真实的个性。我还向奥斯特德做了自我介绍。有如神灵的指引，我总是能准确地走近善良、高尚的人们，他们对我人生的影响，我难以言表，无以为报。从那时直到奥斯特德生命的终结，他一直以与日俱增的同情关注着我事业上的成长。在他人生最后几年里，我们成了真挚的朋友。他比整个那段时间给过我道义支持的其他人在诗歌方面对我的影响力更大。他预言我未来的成就甚至会得到祖国的认同，这给了我勇气。我很快在他家找到自己家的感觉，我常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他们也影响了我，我看着他们成长。在他家，我遇见了特费尔德教长，他在世的时候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他是我最年长又最忠实的朋友，他既给我热情的赞许，又给我最大的实际帮助。我把幼稚的悲剧《阿福索尔》拿给他看，看完后，他马上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剧院管理部门随剧本一起寄去。我生活在希望和惊恐之中，假如再被拒绝，真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了。那个夏天，我在经济上有点窘迫。当然，有许多认识我的人帮助我。所以，我羞于对别人说出我艰难的生活。我总是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地和对我亲切的人交谈。另外，我第一次接触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他的小说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沉浸在他的小说里，我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只想着看书，而忘了吃饭。
正是在那段日子，我与后来如我慈父一般的约拿·科林结识了。又过了几年，我就如同他的家庭成员，我与他的孩子们亲如兄弟姐妹。一提起他的名字，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他那时在国家枢密院工作。他这一生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帮助过的人，尽他所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他个性鲜明，既富有一颗高贵、善良的心，又有着果敢、坚韧的意志。他涉及的领域范围广且杂，其中一项职务就是皇家剧院的经理。提到他，我的每个朋友都说，你运气足够好的话只要受到他的青睐，一切就都解决了。特费尔德教长是第一个在我面前提到他的人。现在，我将要走进后来将成为我家的房子。
重返课堂
科林家族从早期发迹到后来光耀门楣，一直住在临近哥本哈根大街的这所房子里。当时，哥本哈根大街的尽头是城东门，皇家广场那里什么也没有，是一片空旷地。早在那个时候直到现在，它在那条街上是那么不起眼。这座半木结构的房子，看上去粗笨、不精致。老式的木制阳台连着第一层的入口，庭院被悬垂在屋檐下笨拙的木走廊环绕，篱笆把庭院围起来。一棵古老的菩提树生长在面向大路的地方。繁茂的枝叶穿过庭院直探到山墙外。这所房子是我新的父母的家，谁谈到自己的家不是激动的，谁又对自己的家能不留恋呢？现在，这所房子正在装饰，工人们唱着：“在新房子就像在旧房子，好运没准就在家里。”
是啊，旧房子就是意味着“留住过去的记忆”。
到科林家以后，我们俩聊着。他不太说话，但说的话却让我觉得严肃，甚至严厉。我感觉我见到的科林只是个生意人。我走了，我不指望他能帮助我。但事实是，就是他——科林，以他全部的热情与精力，考虑最适合我的将来。他的一生中帮助了许多现在还在为国家效力的人，像帮助他们一样，他在默默地帮助我实现梦想。但我始终不明白，他显然是很认真地听着别人的话，并常常被打动，但总是摆出一副漠然的样子。有时听人说完，他会在自己待着的时候偷偷落泪。随即，他便用自己努力工作取得的巨大能力来帮你走向成功。
我给剧院写的那个剧本，好多人看了都夸我，在他那儿却显得很审慎，以致我觉得他更像个反对者，至少不是支持者与保护者。几天以后，在剧院的管理部门，拉北克先生代表院方把《阿福索尔》的手稿退给了我，他说尽管这个剧本的“亮点”不少，但还是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院方还是希望我去上学，从头开始，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兴许终将有一天能为丹麦写出值得上演的剧本。为了我不被不安定的拮据生活影响到学习，科林代表我请求国王弗里德里克六世慷慨解囊，在学习期间用国库的钱来资助我几年的生活。他告诉我，斯拉格斯文法学校来了位充满智慧的新校长，他很快就会代表校董事会通知我可以免费学习的事。这太令我兴奋了，真令我无法相信。我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我欣喜若狂，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另一方面，我对于马上就要开始的学校生活，脑子里没一点概念。我乘了第一班车去了斯拉格斯。每隔三个月，科林就会给我寄来足够的生活费。我必须与他保持联系，他得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 ，是否把精力用在了学习上。
为了表示我对科林的感谢，我第二次去拜访他。这次他不那么严肃了，他温和地对我说：“不要惧怕给我写信，需要什么，有什么进步，有什么开心与不开心的事，尽管来信告诉我。”从那时起，他把心掏给了我。没有哪个父亲能像他对我这样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没有谁像他这个父亲那样，在我取得进步和认可时发自肺腑地欣慰；没有谁像他这个父亲那样，在我遇到困难时，在生活上给我解决实际的问题，在精神上抚慰我的心灵，如同呵护自己的孩子。他给了我如此巨大的帮助，却只字不提，甚至连一个会造成我心理重压的眼神都没有过。这次改变我命运的转折，我要感谢好多人，但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怕我忘掉本是受穷命的我是多么的幸运，并劝诫我一定要勤勉苦读。
我很快定下了动身的时间，我还要处理件私事。我有个从欧登塞来的年轻熟人，他正在为一个寡妇管理一家出版社。我把《阿福索尔》往剧院寄的时候，和他提起过我的作品，他答应帮我出版。我把《阿福索尔》和一篇叫《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的小故事一起拿给了他，他同意一起出版。手稿放在出版社，就再没碰过，他让我去拉赞助，可我上哪儿拉去。临走前，我碰巧路过那家出版社，门关着。于是，这件事被我忘在脑后，心想它要是出版了，可能会给我带来惊喜。不幸的是，这事在几年后真的发生了。书出版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我压根儿就不希望它出版。书是以原稿形式出版，作者的名字署的是威廉·克里斯蒂安·沃尔特，这是我给自己取的笔名。从我自己来说，当时选这个名字，可能是含有极大的虚荣，但更是一个孩子对最崇拜偶像的热爱的具体表现。我的笔名是用威廉·莎士比亚和沃尔特·司格特名字中的威廉与沃尔特，还有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组成的，因为我崇拜热爱他们，也爱自己。现在这本包含《阿福索尔》这幕悲剧和故事《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的书还在，故事里没有幽灵，故事里的情节只是从对沃尔特·司格特的作品的粗浅模仿。故事里的主人公在开篇中说，我“只有十七岁，现在将奉献……”太幼稚、浅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