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安徒生自传:活出自己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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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求学之路(3)

我看过查尔斯·狄更斯笔下所描写的几个穷孩子,我曾想如果他能够了解我的境遇以及承受的苦痛,肯定不会认为比他笔下的那些人更加不幸或者有吸引力。一个人的生活和另一个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却得不到他的认同与欣赏。对于我当时的状态,我没有和谁说起,也从未向朋友们抱怨,我觉得是我自己做错了选择,才会让人笑话和同情。这些心境,我只在给科林的信里提起过,我表达出自己的忧郁。科林告诉我,我的信感动了他,但他却无法给我更多的帮助,他觉得是焦虑和压抑让我的神经过于紧张,才会有这样沉重的压力。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并不是来自于外界,是自己。只有一年一度回到哥本哈根度假时才能让大脑接触到太阳的光芒,感受到来自于生活的温暖,只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

来到哥本哈根,我才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家的温暖,这里和我在学校里那个所谓的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只有在故事书当中才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对照。在首都我借住在海军上校伍尔芙的家中,上校在一家海军学院担任院长,他的夫人就像我真正的母亲,他的孩子们也非常真诚地欢迎我,我们就像认识很久的密友。在他们的款待下,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就是这个家里真正的孩子,我原本就属于这个家。显然我是很快乐的。

海军学院的位置坐落在阿梅林堡皇宫,我的房间视野极佳,能俯瞰到整个广场。某个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站在窗口向外眺望,突然想起故事中的阿拉丁从他的宫殿里看向下面广场时说的:“我这样一个穷小伙,竟然也能站在这里。”而我就是这样的心情,这是仁慈的上帝在冥冥之中指示着我前行,感谢上帝对我的恩赐。

在斯拉格斯时,我写诗不过三四首,有两首收录在我的《诗歌全集》的早期部分里:《灵魂》和《致母亲》。在埃尔西诺写的诗更加少,只有《新年夜》和《垂死的孩子》,《垂死的孩子》是第一首被大众知晓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到哥本哈根时,我带上了这首“得意之作”,一有机会,便将它朗诵给周围的人听。有些人会调侃我的腔调,把我当成消遣,有一部分人则是真心把它当成诗来欣赏,还会表扬我,提醒我不要骄傲过头。其中我的一位资助人就曾经在给我的信中不断地强调:“如果我不停地对别人说我要成为巴西女王了,他们只会觉得我已经疯了。这就和你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诗人是一个道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因为自己写过几首诗就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诗人,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情。”虽然有些话我并不相信,但我知道那是大家的鼓励,他们是真心希望我越来越好。

重回哥本哈根

在哥本哈根待着的日子,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我笨拙的举止,还有我的直筒子性格。我是直肠子,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是在这段日子,我见到了诗人亚当·欧伦施莱格,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让我敬仰。我通过别人之口听到他夸赞我的话,他说的话比其他任何人都令我信服。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屋子里灯火通明。我明白,我的穿着是所有来客中最落伍的,于是我退到窗户的一侧。他居然朝我走来,拉住我的手交谈。我激动得跪下的心都有了。

后来,在伍尔芙家我们常见面。卫斯也是他家的常客,他每次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他常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布朗斯特德刚刚回到丹麦,他总是在那儿高谈阔论。还有高雅、睿智的埃达尔,他是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朋友。伍尔芙高声朗读他翻译的拜伦,使聚会增色不少,这个交际圈子十分完美。在这个圈子里我还见到欧伦施莱格的小女儿夏洛蒂,她的单纯、快乐感染着我。在哥本哈根度过的这些快乐的日日夜夜是最令人回味的美好时光。

假期结束,我又回到校长的家。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我仿佛被送进了一间精神拷问室。一天,校长拿着一封来自哥本哈根的信进来找我。信中提到我在哥本哈根朗读了《垂死的孩子》这首诗。他紧盯着我,要看那首诗,并说,要是他在里面能发现一点诗的影子,他就原谅我。我颤抖着把诗递给他。他读后,大声地嘲笑我写了一堆伤感的废话,又用严厉的语气表达了他多么地生气。假如,他这么做是担心我写诗浪费了时间,或者我本身还是个孩子需要管束——假如要反驳他所说的——这样的理由倒说得过去。但现在看起来,它是一时兴起的念头、过时的幽默,也是我精神遭受折磨的原因。我一天比一天痛苦。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是再没改变,这种精神折磨带给我的痛苦将使我彻底崩溃。不仅是在学校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遭追杀的猎物。在校长家的客厅里、我的房间,也是这种感觉。这是我人生中最阴暗、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我的其他任课老师也观察并注意到了这种情形。当时教我希伯来语的韦尔林已成为我的赞助人,到哥本哈根见到科林,他把我在学校和在校长家的情况都跟他说了。科林决定让我离开埃尔西诺,回到哥本哈根,请家教给我上课。听到这个消息的校长暴怒了,当我向他告辞,感谢他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他送我的临别赠言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参加毕业考试,我将来不管写了什么,即使是出版了,也没人要,躺在所有书店的书架上发霉腐烂。而且,我将会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他的话太让我震撼了。我终于离开他了。

许多年后,正是我的《即兴诗人》出版时,我在哥本哈根又遇见了他。他友好地向我伸出和解的手,温和地说,过去他不理解我,对我太差了。幸亏我现在踏踏实实地,不用再担心他。这些友好的表示,还有逝去的那些黑暗而沉重的日子,都是上帝赐予我的幸运。

过世的路德维格·缪勒牧师当时还只是一个学生,后来他一心钻研起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和历史,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他是我的导师。在《不过是个提琴手》中,我描述过一间屋子,是我在维因加斯特德所租住的阁楼,屋顶下有一溜倾斜的墙。在《未带图片的画册》中我也提到了这个房间,我写道,当月亮越过圣尼克拉斯教堂顶端升到空中,那是特意来看我的。当时,房子都没有教堂的塔顶高,圣尼克拉斯大街还不存在。我只剩下国王划拨的一点生活费,学费必须自己筹备,我只能寻求帮助。幸运的是有很多好心人愿意邀我吃饭,每天都能找到不同的去处,靠轮流吃着百家饭,我这个贫穷的学生竟然也能在哥本哈根顺利地生存。直到现在,哥本哈根依旧有着很多穷学生像我这样做,渡过难关。

首都的生活丰富充实,我遇见不同的人和生活方式,我仔细观察一切,受益颇深。我把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像数学、地理等都不用操心。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语言上,希腊文和拉丁文成了我的主攻科目。缪勒老师则认为我曾经得了优秀的科目里,宗教是我的最弱项。这位新老师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位优秀的人,他表示我最需要提高便是宗教课。上慈善学校的时候,我的宗教知识学得还不错,只不过到了文法学校,尽管我是个优秀的学生,可他还是觉得我的宗教知识很差。他觉得要对《圣经》作出最忠于原文的注释,而从我上学开始就认为,把《圣经》和我平时所经历的关联在一起就可以了,《圣经》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情感的表达。我觉得上帝是博爱的,如若忤逆,将会坠入炙热的地狱。

我敢用我的信仰保证,地狱之火并不“永恒”。我不再是那个在课堂胆小羞怯的孩子,现在我能信心十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当我天真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后,缪勒老师,一个对《圣经》如此忠诚的人,却给了我意料之外的关怀和慰藉。他和我一起探讨,心中燃烧着的圣火,是否和别人心中燃烧的同样明亮。我没有恃才傲物,不过性情有些古怪,他能和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是我最大的收获。

像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只是赶巧碰上了,我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他没有嘲笑和看轻我,只是觉得我有些感情用事。他一心想让我明白,想要真正理解《圣经》是世界上最不容易的事情。他的这种做派和风格让我经历了另一种新的心态变化。我想起在之前的学校时,校长完全没有弄懂我,才会对我不停地嘲讽,让我丰富的内心无法抒发,成了一个压抑的人。现在,我终于能将自己从压力中解放,变成另外一种人。我试图摆脱原来的自己,似乎并不成功,我胆怯的性格有了改善,却多了一些轻浮,这种转变让我觉得自己在感觉的处理上有些草率。我强迫自己相信,我成功地摆脱了从前,可我还是能深深地感到不快乐,每一天都陷入在忧郁里,我寻找友好与良善时,还是出现了一张不友好的脸。我改编了一些从前写好的饱含内心凄风苦雨的诗作,加上了刻意的标题,甚至配上了合唱。其中有几首收录到了《徒步旅行》、《猫的牢骚》以及情感充沛的《病诗人》中。整个时期内,虽然写的诗并不多,却都挺幽默,比如《夜晚》、《恐怖的一小时》、《抱怨月亮》以及《猪》,我的身心由内而外即将颠覆,羞愧和胆怯的幼苗被挖走,而新播的种子即将萌发嫩芽。

幽默诗的尴尬

亨丽蒂是伍尔芙上校的大女儿,她聪明、开朗。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她一直亲切地鼓励我,她见证了我那些年一路走来的改变。直到她离世,我一直觉得亨丽蒂是那个时候唯一了解我的人。我信任她,她带我出现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因为我古怪的性情,在我有可能受到打击的时候她总是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毫不犹豫地保护我,不让我受伤。她的幽默风趣对我的影响极大。

在那个时期,丹麦文坛正被一股新涌入的思想潮流影响着,所有人都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每天口中谈论的内容都不离文学还有剧院,政治上的影响反而小了许多。《幽灵》和《陶匠瓦尔特》的作者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因为这两首优秀作品享誉丹麦,但当他的《所罗门王》上演的时候有导演表示了强烈反对。这时科林在异议声中站了出来,支持他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舞台,最终成了“轻松音乐歌舞剧”的代表作。为此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写信向科林表达了谢意。人们都称它为丹麦式的轻歌舞剧,是专属于我们丹麦人的。当《所罗门王》成功上演后,我们乐意地接受了这种形式的表演,这种轻歌舞剧很快地取代了其他戏剧品种,成为了新一代的代表。

皇家剧院举行嘉年华会表演的时候,泰利亚就选择了海博格的轻歌舞剧作品。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师,是在奥特斯德家里,他正在举办一场晚宴。无疑海博格是场上最受欢迎的人,他温文儒雅、妙语连珠,我也折服在他的魅力之下,让我感到最舒服的是他没有一丝架子,非常亲切,这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后来我到他家拜访的时候,朗诵了我所写的幽默诗,海博格表示可以把诗发表在他所主编的优质周刊《飞邮报》上,我欣喜不已。最早发表的两首诗是《夜晚》和《恐怖的一小时》,只不过作品下面并没有署上我的名字,只标上了一个字母H,用来表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但是所有人都以为H是海博格的含义,不过从这方面也看得出来,这两首诗无疑是成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