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答陆原静书》作过跋（参见中卷），而这篇“跋”，是专门为下卷而作的，不包含上卷和中卷。
【原典】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
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力，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去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唯恐传习之个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
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
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唯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译文】
嘉靖七年（1528年）冬，（我）和王汝中听闻老师逝世，奔丧至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商定三年内收集完先生的言论。这之后，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我挑选了其中有关学术问答的部分，加上我自己的记录，共若干条编辑在一起。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未能遂愿。当时，天下讲学之风气愈来愈浓，先生的学术宗旨又是非常鲜明的，也就没急着刻印出来。因此，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
去年，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收录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先生的语录附在后面，命名为《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表。我读了《遗言》之后，觉得采录的不够精确，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刻印于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今年夏天，我到湖北蕲春，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早已流传于四方，但只有这里还未流传到。蕲春的学者读到《遗言》，就像亲身领教了先生的教诲似的，说知晓了良知就像重见日月的光辉一般。只怕收录传习的不广博，不怕重复繁复。请您把其他未曾收录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您看怎么样？”
我答道：“当然可以。先生致知格物的宗旨就在于开示来学，学习的人也只是躬修默悟，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的体认而有所心得。因此老师终日讲这个不厌其烦，学生终日听这个也不厌其烦。因为主旨专一，领悟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对学术的理解越过老师言语之外，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之诚。但现在先生逝世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可他的格言和宗旨渐渐地模糊黯淡起来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践行不够、空说太多造成的恶果吗？弟子的目标不一致，我们师门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
于是，我就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学术宗旨的部分，合成一卷。其余不忠实于先生学术宗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全删掉了。并把“中卷”改编为问答的形式，让黄梅县令张君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而要踏踏实实去体认良知，就不会对这本书有疑惑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夏四月，门人写于蕲春崇正书院。
此段文字是已经编完《传习录》，自己附加一部分内容在最后，然后才写这个跋语。跋语主要说明此书的编辑情况。由落款可以看出，此书编成之年，在嘉靖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此文写作的时间也可以理解成此书最后编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