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看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唯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看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薛侃在给花圃除草时，顺便问：“天地间什么样的善难以培养出来，什么样的恶难以去除？”
先生说：“没有所谓的培养也没有所谓的去除。”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样看善恶，都是从表面上来说的，容易出错。”
薛侃没有懂先生的意思。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像花草一样，哪里会有善恶的分别呢？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你需要用草时，则会认为草是善的。这样善恶区别，都是因为你心中的好恶所引起的。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问：“那么就没有善恶之别了吗？”
先生说：“没有善没有恶是理的宁静，有善有恶是心的异动。心不动，就没有善和恶之分了，这就是至善的境界。”
薛侃问：“佛教也没有善恶的观念，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
先生说：“佛教只在无善无恶上下工夫，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这样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从自身私欲出发从而产生好恶之心，不要随感情的发出而动了本心。然而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归根结底不过就是‘循天理’这三个字，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敌之宜’。”
薛侃说：“既然草不该简单归于恶类，那么就不用将草除掉了。”
先生说：“这样说就是佛、道的思想了。草如果有碍花的生长，你除掉它又有何妨呢？”
薛侃说：“这样又是有好恶归类了。”
先生说：“不从私欲上产生好恶之心，并非完全没有好恶之分，那样岂不成了没有感知的人。所谓不从私欲上分类，是指人的好恶要遵循天理，不另外夹杂丝毫私心杂念。如此，就如同未曾简单分类好恶一般。”
薛侃问：“草该不该被除是怎样循天理，而不夹杂私欲呢？”
先生说：“草对花的生长有妨碍，理应拔除，那就除去；偶尔有些没有除去，也不要记在心上。如果心中有一分在意，那么心体就会被它所累，便会有许多地方被意气所动。”
薛侃问：“那么所谓善恶全然与具体事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的心是否循理。遵循理就是善，不循理就是恶。”
薛侃问：“那么具体事物本身终究是没有善恶的，是吗？”
先生说：“在心是这样，在物亦然。世儒不能够认识到这一层，才会舍弃本心的存养而去心外追求事物，因此将格物之学弄反了，整天忙于对外物的格除，最终只是做得个‘义袭而取’，终其一生，不过是做了好事也不知道缘由，习以为常后又不知其所以然。”
薛侃问：“对于人人都喜欢美女，厌恶恶臭，该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遵循天理的结果，天理本应当如此，本来也没有什么刻意地先分出个好恶来。”
薛侃说：“像喜欢美女与厌恶恶臭，怎么能说是刻意地事先分别了好恶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欲。诚意就是遵循天理。尽管遵循天理去做事，也不能先在主观上提前分出个好坏来。因此有一丝激愤、怨恨、喜欢、高兴，那么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平和。必须得是不先入为主，不带成见，这样才是心的本体。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未发之中’了。”
孟源在旁边插话说：“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理应拔掉。’怎么又说这是从外表上产生的私念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在心里体会。你要除掉草，是什么心思？周敦颐（字茂叔，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不拔掉窗前的草又是什么心思？”
凡欲除之，皆是人欲。除而未累于心，也是私心。后面薛侃一直追问，但没有追问到王阳明无理处。周茂叔窗前的草不除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仁。王阳明为什么主张除去花间草？是因为理。但阳明强调，“然则善恶全不在物，只在汝心”，这里的意思是不能执念于物而论善恶，只有将物置于整体意义结构中方才有善恶。不做好做恶，不动于气，就是至善。
8为学头脑
【原典】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译文】
先生对来访的学者说：“做学问必须有头脑，如此功夫才有着落。纵然做不到一遇即懂，融会贯通，但有了头脑就如船有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不然的话，虽然苦学用功，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是做了好事也不知道缘由，习以为常后又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天下的大本（根本）与达道（原则）。”
先生接着又说：“有了头脑，横说直讲你都能整明白。如果此处明白了，别处又不明白了，只是因为没有用脑。”
阳明上承了密宗先顿后渐的思辨方法，强调顿悟的先导作用，他把顿悟良知本体之理视做“为学头脑”。认为学问之要，首在头脑，次在志真，头脑正，悟门开，从心发明，从身悟入，则任何问题皆可自化。
9志向真切
【原典】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难免被科举中第所累吧？”
先生答：“要是这样，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也有碍于思想进步呀？程颐说‘只害怕丧失了志向’，是说只怕是求学的志向不真切呀！”
这是在批评为懒惰而以父母为借口的人。阳明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做学问要志向真切。只要志向真切了，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妨碍思想的进步和学问的增长。相反，如果志向不真切，而总是拉客观、找借口，做学问就很难取得成就。
10主宰常定
【原典】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欧阳德（字崇一，王守仁的弟子）问：“平时总是觉得意念思想很忙乱，有事时固然会忙，无事时也觉得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一刻是会停息的。但有了一个主宰，变化时就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而主宰却是安定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主宰安定了，像天运一般没有障碍，即使日理万机，也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不动，百体从撙令而行’。如果没有主宰，只是个意气用事，怎么会不忙呢？”
王阳明认为，“忙”并不是事多而繁忙，乃因“无主宰”而致“失序”，进而“失据”，与事之多寡无关。主宰常定，变化之先后急缓秩序确定，人事秩序也随之确定，有事无事故得从容自在。主宰缺失，意气用事，秩序无存，有事无事皆忙皆乱。这里阳明所称的主宰指的是心，这主宰就是一片纯然的天理，一个昭明的良知。人心如果中无所主，那还不会百欲交侵、心劳日拙吗？所以心有主宰，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头脑功夫。
11不务空名
【原典】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忘人？”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最大的毛病就在好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感觉自己这方面的毛病减轻了许多。近段时间来仔细地内省自视，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难道我一直很注意外人怎么看吗？听见夸赞就高兴，听闻批评就郁闷，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的表现。”
先生说：“肯定是了！好名与务实相对，务实的心思重一分，那么好名的心思就轻一分。如果自己全是务实的心思，那么好名的心思也就全没了。如果务实的心思犹如饥饿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哪有闲心去好名啊？”
先生又说：“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四声，和孟子所说的‘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是一个意思。实际和名声不相符合，活着还可以补救，死了就没办法再改了。孔子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中的‘闻’是没有闻道，并非没有名声。孔子还曾说过‘是闻也，非达也’。他怎么会用声名来对待别人呢？”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很多人总想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武人打仗打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要衣锦还乡，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王阳明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副其实。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排斥虚妄，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
12以改之为贵
【原典】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药，以改正为贵。若是留滞于心，怅然不去，那么又会因药而生病了。”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有悔恨改过之心是完善自我道德的良药，但最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下次别再重蹈覆辙就行了，没有必要以苦行来折磨自己。人应该有悔悟之心，但不该让它成为负担。
13道德实践
【原典】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王阳明的学生）说：“听先生用精金比喻圣人，以金的分量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金的锻造提炼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真是深刻呀！只是先生把尧、舜比作万镒重的金子，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金子，我怀疑不太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