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政权，刘秀采取将地方政权机构改为三级制的措施。秦和西汉时的政权机构是郡、县二级，西汉武帝时的十三州刺史属临时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总揽。刘秀立国后，把刺史固定为州的一级长官，使地方政权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过宰相。这样，地方权力可集于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刘秀提出：“朝廷设立官吏原是为了人民。可如今县官和属吏多得无事可做。”于是一下子并掉了10个郡、四百多个县，削减了许多的官吏。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秀在确定政权制度的同时，努力扩大统治基础，实行封功臣、广泛吸收豪强地主参加政权的政策。刘秀在建立政权的第二年，封功臣为列侯，赐给食邑，最多的达四个县。对此，大博士丁恭曾劝阻刘秀，恐分封过大会影响“强干弱枝”的古制。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公元37年全国平定后，刘秀大肆封功臣授爵位，共封功臣365人，外戚45人。这些原本是豪强地主的功臣们，经过分封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成为刘秀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
公元35年，刘秀采纳他人建议，采取两种办法选用官吏：察举制或任子制、征辟制。“征”是皇帝下诏书特别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启用有才德之人做属员。实行这种制度使东汉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扩大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豪强占有奴婢制，使许多奴婢得到解放。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获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刘秀释放和禁止虐待奴婢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对封建统治的赋税收入有一定好处。
国家的稳定、富强还有赖于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与民休息。刘秀曾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自天下平定后，偃武修文不轻易兴兵，而是给百姓创造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公元30年，刘秀宣布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部分土地。同时，为了解决国家与豪族之间地租分配及限制兼并土地，刘秀于公元39年颁布“度田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便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和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他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刘秀重视节俭，特别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且专门为这件事发布诏书说：“人们都把厚葬当作美德，薄葬视为穷酸。富人的随葬品过于奢侈，穷人为了厚葬用尽了钱财，礼义不能禁止。在丧乱之世，厚葬者往往被人挖掘，人们这才明白它的坏处。现在布告天下，使所有的忠臣、孝子、慈兄、悌弟都懂得薄葬送终的道理，不要再做那样的蠢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所谓祥瑞和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刘秀本人不仅学问高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国家治乱盛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新政的学士名人更是悉力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饰宫室，又大力提倡经学。史称他“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正是由于刘秀尊贤重学，因而儒生学士包括不仕王莽新政的独行逸士也都愿为东汉服务了。刘秀还崇尚名节，允许知识分子结恩义、讲气节、交相引、兴清议。如此提倡的结果使东汉一代忠贞之气蔚然成风。
凡此种种使刘秀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任贤使能，外戚、功臣自觉回避政治。如把365个功臣封列侯的方法，让功臣们既不干预朝政，保持荣耀，又防止功高擅权。大功臣邓禹虽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亦急流勇退。他在战争平息后，就食邑不问政事，潜读佛书。外戚阴兴坚决辞去被封列侯，认为“外戚家若不识谦退，富贵有极，人当知足”。东汉当时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逐年增加，税收也随着增加。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恢复元气，进而繁荣兴盛。由于有刘秀的十多年和平治国的基础，东汉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垦田数和高税者也随之增加。公元57年，全国人口仅2100万，到公元105年，全国已达到5300万余人。垦田数到东汉和帝时达到73亿亩。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了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学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绝大部分是豪强地主出身。刘秀对豪强地主的势力采取妥协和保护的方针，使豪强地主得以兼并大量土地财产，控制农民。这激化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刘秀奉行柔道治国，采取一些积极的统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换来东汉的中兴局面。以德政来协调统治是他政治上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一个补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度田令的失败是他政治上最大的遗憾，更是大封功臣消极作用的集中表现。作为太学生的刘秀偃武修文、礼贤重学、广揽人才最终实现了中兴汉室。
【原典】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①。
【注释】
①先齐其家：齐，有治理之意。家，指家族。意为使家族齐心协力、和睦平安。
5欲治国，先齐家
【译文】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国）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族。
家和则万事可兴
中国有句俗话：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睦、“后院”安宁，才有可能专心做别的事，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伟业。但话又说回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齐家并不容易，这是《大学》留给后人的一道家庭作业题。
隋朝时，有个叫牛弘的人，学识很渊博，他的弟弟牛弼却时常酗酒闹事。一次牛弼喝了酒，酒后将给牛弘驾车的牛射死了。
牛弘外出回家后，他的妻子向他诉说道：“叔叔喝醉了酒耍酒疯，将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将牛肉做成肉脯算了。他妻子做完肉脯之后又提杀牛一事，牛弘却说：“剩下的做汤。”过一会儿他妻子又唠叨杀牛的事。这时牛弘才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脸色像平时一样温和，甚至连头也没抬，继续看他的书。
妻子见丈夫这样大度，感到很惭愧，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杀牛的事了。因此，牛家上下一团和气，再也听不到闲言碎语，牛弼也因此收敛了许多。
宽宏大量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使许多看似严重至极的事轻易化解。
家庭和睦首先必须是夫妻和睦，因为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主体，又是家庭的支柱。从历史上看，夫妻和睦不仅能使家庭稳定，而且能激发夫妻的创造力，甚至还能由此创立一番大业。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别号易安居士。其父是当时著名学者李格非，其母王氏也非常有才情，所以李清照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的词作感情真挚，语言雅隽，善于使用白描手法，为文俏奇，情调低回缠绵，有许多传世之作。
李清照是公元1102年同赵明诚结婚的。赵明诚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见识不凡、精通诗书、才气过人的女子，李清照也了解到赵明诚对官势利禄十分淡漠，醉心于历代文化、古迹的研究，特别长于金石碑帖。共同的爱好和清高的志趣大大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使他们成为一对为祖国文化事业而奋斗的夫妇。
这对夫妇的生活很拮据。为了得到文物书籍，他们常常把钱花光了就典当自己的衣服，务必把所发现的文字、文物买回家中。他们废寝忘食，相对而坐，把买来的东西反复欣赏、琢磨。后来，赵明诚当了知府，家境稍稍好转起来，但收购文物是耗资无边的事，因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贫困、清苦。有一天，他们夫妇俩在街上遇到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在出售，卖主要价很高。他们历来对徐熙的作品爱不释手，便将画取到家中，再筹措现款。但是，他们绞尽脑汁也没法凑到足够的钱。那幅《牡丹图》在家里放了两天，只好怅然归还了卖主。
共同的爱好使李清照夫妇生活和谐，充满高尚的情趣。李清照博闻强记，能够面对千万卷图书，回答出某人某事在某书、某卷甚至某页上。赵明诚常常故意考她，以茶为赌，谁胜谁先喝一杯茶，丈夫总是输给她。正因为对事业的倾心热爱和夫妇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们“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样，精心收藏、考证，日积月累，夫妇拥有了大批金石珍品和几万卷图书。到北宋灭亡的时候，他们已有书十五车，藏书占了十几个房间。
赵明诚专心于金石，在诗词方面李清照则高出一筹。夫妇之间互相敬重，很有情趣。相传赵明诚起初想同妻子比一下文才高低。李清照写给赵明诚一首咏菊花的词《醉花阴》。赵明诚埋头三天不出门，写了50首《醉花阴》，和李清照写的放到一起，让精通诗词的内行人、好朋友赵德夫欣赏、品评。赵德夫反复对比，认为李清照写的那首最好，并指出妙在哪里。正是由于赵明诚的支持、敬重与协助，李清照才能够在诗词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写下了大量婉约、曲折、新颖的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女词人。
可见，家庭的和睦确实是个人事业的基础，如若后院不得安宁，时不时地“起火”，那所谓的“事业有成”就只能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天天惦记着“灭火”了，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事？所以说，无论做什么事，请记住“必先齐家”。
【原典】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
【注释】
①修其身：指提高自身各方面的修养。
6欲齐家，先修身
【译文】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家族的人，一定要先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
（1）道德修养高于一切
无论是齐家抑或成事，古人凡有所作为的人都非常重视道德修养。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的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无用世的才能，终成穷酸，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颜氏家训》中则特别提到作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运用内省加强道德修养：我们颜氏的家风家教一向整肃严谨。从前我在童年时便受到了熏陶和教诲。常常跟随两个哥哥，早晚前往父母住处问寒问暖，行步端正，言语稳重，神色安详，毕恭毕敬，宛如朝见威严的君王。父母则以善言相劝，询问我的喜好和志向，并及时指出我的短处，表扬我的长处，态度恳切感人。不幸我刚到九岁，父母便双双亡故，从此家道中落，亲属离散，一个大家庭顿时变得冷冷清清。仁慈的兄长培养我长大成人，备尝艰辛。但他们对我仁爱有余，威严不足，因此对我的教育不够严格。尽管我曾经阅读了《礼经》和《春秋》三传，也稍稍喜欢写点文章，但因为深受周围世俗之人的熏染，所以常常随心所欲，言语不知深浅，对仪态容貌也不注意修饰。到了十八九岁才稍稍知道对自己加以约束和磨炼，但习惯成自然，因此也就难以一下子完全改掉。直到二十岁以后大的过失才少犯了。因为我的内心常常和口头相斗，习性常常和情感相争，夜晚回想白天，发现早晨说错了话，今日反思以前，后悔昨日做错了事，常常自己可怜自己从小失去教诲，以至到了这种地步。追忆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并非像读古书中的教训那样过目即忘。
一个人的名声和自身实际的关系，犹如物体和影子一样，如果德才兼备，那么他的名声一定非常好。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加强修养，却企求在社会上有一个好名声，这就像自己身材不佳，却希望看到自己美丽的身影一样。高明的人从根本上忘记了对名声的追求，中等的人希望通过立身行世求得好名声，最差一等的人则去窃取别人的名声。无意追求名声的人，其言行通常合呼道德的规范，而对名声不感兴趣；立志追求名声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谨慎行事，而且总是担心不够荣耀显赫，对名声自然不会轻易谦让；窃取名声的人，外表假装厚道，内里奸诈，而且时时都想沽名钓誉，其名声自然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
（2）读书是最好的进业修身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往往愚笨、贱鄙。在《颜氏家训》中对于如何读书有集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