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列子又邀季咸看壶子。季咸看后对列子说：“你先生幸亏遇上了我，有救了，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列子进屋把话告诉壶子。壶子说：“刚才我给他看的是天地间的生气，一线生机从脚后跟升起，他只能看到我的一线生机，再请他来看看。”
第四天，列子再邀请季咸。看后季咸对列子说：“你先生神态恍惚，无法看相，待心神安宁时再看吧。”列子把话转述与壶子。壶子说：“我给他显示的是没有征兆的太虚境界，你再请他看看。”
第五天，列子又邀请季咸看壶子，季咸还未站定便逃跑了。壶子叫列子去追，列子没追上。壶子对列子说：“刚才我给他显示的是万象皆空的大道，跟他随意应付，他弄不明我的究竟，像草遇到风就散乱了，所以他逃跑了。”
列子这才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学到，回到家里三年不出门，为妻子做饭，喂猪就像伺候人一样，对任何事物没有偏私，抛弃了浮华而恢复了真朴。
壶子战胜季咸，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沉默。沉默高深莫测，可以一举击溃对手。
有的人一天到晚叫嚣，其实是“满壶全不响，半壶响叮当”。季咸是个大巫师，好装神弄鬼，好预测，但他这一套在像壶子这样的得道高人面前全然无用。壶子一言不发就战胜了季咸，他的沉默已全然展示了他了得的本领。
列子因此受益匪浅，回家也沉默三年，做饭做出了味道，喂猪喂出了意思，在家务事中修炼，如此也最终得道，成为继老庄后的第三位著名的道家宗师。
有个日本武士道高手来到少林寺，想要挑战空言大师。空言大师说“好”，就让弟子把日本武士带进来。日本武士见面就抽刀，空言大师却让他喝茶。日本武士相信这老和尚不会害他，就坐下来边打量边喝茶。
空言大师倒茶滴水不漏，坐下时衣带无声。日本武士的全身杀气被无形中消减，心想即使不动手，也要与这老僧论学。于是日本武士大谈日本武士道如何厉害，空言大师只管听，不发一言。
最后日本武士话说完了，茶也喝完了，只好又口干舌燥地离去，回到日本后连杀数人。
同门问这名日本武士在空言大师面前为何不动手？武士说：“这老和尚太沉默了，当时气氛压抑如山，我稍有举动，就会遭巨石压顶。”
这个日本武士未入武学中至高无上的“沉默”境界，当然会大败而归。沉默会让人有如此震撼之感。
所谓“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静”的力量如此让人不可思议，怪不得庄子笔下的那只“呆呆”的斗鸡能够所向披靡了。
【原典】
物有本末①，事有终始，知所先后②，则近道矣。
【注释】
①本末：指树的根本与树梢。
②知所先后：意指能够知道和把握道德修养的先后次序。
3懂得“本末”“终始”“先后”是学习大学之道的关键
【译文】
世上万物都有根基和末梢，天下万事都有结局和发端，能够明白它们的先后次序，那么，就能够接近这《大学》之道的核心所在了。
（1）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
做人或者用人，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在历史的争论中，这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没有止歇。
那么按照古人的标准，什么是德？什么是才？
我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商书》中曾记载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意思是说，人君选人任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君主左右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贤臣听察，以便使君臣相济，始终如一。
周初，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挑选将才，姜尚又提出“五才”标准，所谓五才，即“勇、智、仁、信、忠”。
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无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诿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
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给百姓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既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与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入微；要能“饭糗茹草”、“手足胼胝”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们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称为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
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古人特别强调“智”，并赋予“智”以丰富的内涵。《孙子》一书多次论述到“智”，把“智”作为将帅的首条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将通于变九之利者，知用兵矣”。《吴子》认为，将是“总文武者”，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孙膑兵法·八阵》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
《三国演义》更对为将者的本领和才能做了泼墨浓笔的描绘。诸葛亮在出祁山劫寨破魏都督曹真后，给曹真的信中讲：“窃谓人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对高层决策领导者的才，则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在诸葛亮眼里，将才、帅才的能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和经验上，而是“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他对大将的要求是“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词若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能统筹全局，运筹帷幄；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胸怀；尊重人才，从谏如流；善于分析判断，决策果断。
选用人才到底应以德为重还是以才为重呢？
一种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帅。北宋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德和才比，德应占第一位。他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他还说：“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又应以德为帅的思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要求得非常严格。他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很不容易做到。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
以德为本是帝王用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为帝王的用人标准不仅仅在于为某一个重要职位选用一个合适的人，更在于引导人才的道德走向，进而引导社会风气。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理解帝王用人的深意。
（2）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
世间总有一些事、一些人令我们感动，让我们叹服。比如那些爱民如子的清官，比如那些舍生取义的忠臣。正是他们身上以民为本的浩然正气，我们的历史才有了这样浓厚的人文情怀。而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先民而后身”的精神所在。
晏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备受后人推崇的清官。晏婴清明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相齐期间做出了许多恤民厚民的政治决策，而从这些决策出炉、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一个清官政治决策的为难之处。
许多史料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部的燕国，西部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这些民工回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个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慑慑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