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一“家”之和睦，就没有一国之安宁，齐家，任重而道远。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事实确实如此，家，并不好治理。《大学》说“齐家必先修身”，所以，齐家之前，首先要做到自我完善，不断提升自己。只有自己的修养和道德情操达到一定水平了，才可肩负起一家之重担，才能使整个家庭走向和睦幸福。
【原典】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①焉。
【注释】
①之：同“于”的用法，意为“对于”。辟：偏见。
1对自己的亲人不能过于偏爱
【译文】
所讲的如要治好家族，关键就在于需要先修养自身之品德。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不修身的人对于所亲近相爱的人往往多有偏爱。
对家人的“爱”过了头就是“害”
《大学》的观点并不是反对一家人相亲相爱，而是说任何事都应该适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一旦过了头，一味地宠爱甚至是溺爱，那就会适得其反，给家人带来祸害。
后汉孝明帝的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十四岁入太子宫为太子妃，明帝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儿子章帝即位后，因为年纪小，马皇后临朝称制，处理国家大事，史称明德马太后。
章帝和自己的几个舅舅感情很好，便想依照惯例，封自己的几个舅舅为侯，太后却坚决不同意。
章帝向母亲请求说：“从西汉以来，国舅封侯和皇子封王已经是国家的制度，您自持逊让却要让儿子背上亏负舅家的名声。”并以建国初期，阴、郭两家的国舅都得以封侯为例子。
马太后耐心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得谦让的美名，让皇上落个刻薄的名声，而是鉴于西汉那些后族几乎没有不因荣宠过盛而导致灭亡的。阴、郭两家乃是先皇的后族，我也不敢比，先帝在封皇子为王时，国土和赋税收入比较建武时期减少了一半，我曾问过先帝为何这样做，先帝说：‘我的儿子怎敢和先皇的儿子一样。’此言我一直铭记，然则我的娘家又怎敢和阴、郭这些开国的后族相比。”
这一年大旱，有一名投机官员想趁势讨好皇上和后族，便上奏说天灾乃是因为不封国舅为侯之故。
马太后看后大怒，下诏严词斥责：“你不过讨好我而已，怎敢妄言天灾与不封侯有关。汉成帝时，一日之间封侯王家五人为侯，当时大风拔树，黄雾四塞，这才是天灾示警，乃是后族过盛，乾纲不振之故，终于导致王莽篡汉之祸，从没听说后族谦逊守礼而导致天灾的。”大臣们见太后执意坚决，便没人再敢做这种“投机生意”了。
章帝总觉得舅舅不封侯，自己心有愧疚。大臣们碰了钉子不敢说话，便亲自向母后苦苦哀求：“舅舅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多病。万一有所不讳，生前得不到封典，儿子可要抱憾终生了。”
马太后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实在拗不过儿子，只好同意章帝封其舅舅们为侯，但却常为此而郁郁不乐。
临下诏册封的前一天，马太后把自己的兄弟们召进宫，告诫他们切忌权势过大，自蹈覆亡之祸。
马太后的兄弟们体会到太后的良苦用心，第二天接受封爵后，便坚决辞去在朝中的职务，以列侯归第。
后汉选择皇后大多是开国功臣之家，主要是邓、马、窦、梁四家，而邓、梁、窦之族因权势过盛而遭灭门之祸，只有马氏一族谨守礼节，不敢稍有逾越，得以保全。
明德马太后能深明古今成败大义，在她在位期间，始终压制自己娘家的势力，既不是不爱富贵，更不是不愿意娘家与自己同享富贵，而是深知富贵乃祸患之门，稍有闪失便会有不忍言之大祸，明理达义，巾帼何让须眉，真是少见的女中圣贤。
世人都说“女生外向”，其实最终还是“内向”的，尤其是皇后或皇太后，趁自己得宠或临朝称制时，恨不得把全天下的富贵都搬到自己的娘家，真如烈火烹油，一时间煊赫无比，待到自己失宠或者失去权利后，自己的娘家反而因为权势过盛，恃势胡为而遭灭门之祸，纵观两汉后族，几乎没有例外。
这些人也并非愚蠢，他们错就错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面对摆在眼前唾手可得的权势富贵，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家人，却不知这“光宗耀祖”的事最后都成了祸害。所以，《大学》提醒大家，要想让家庭获得真正的平安幸福，请先端正自己的心态，修身为先。
【原典】
之其所贱恶①而辟焉。
【注释】
①贱恶：指所鄙视与厌恶的人。
2对厌恶的人不能存有偏见
【译文】
对于自己所鄙视厌恶的人往往多存偏见。
（1）对手也可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对于自己鄙视或者厌恶的人多存偏见，几乎是人的通病。比如，对于自己的对手或敌人都恨不得一棒子打死而后快，而对于他们身上的优点都视而不见。事实证明，一个只会向朋友学习的人，其视野一定是狭隘的，其进步也肯定有其局限性。只有知道并懂得如何向对手或敌人学习的人，才是真正豁达的、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向敌人学习的典范，他就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军事改革家。赵肃侯之子。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赵国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发生，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诸侯。当时赵都邯郸的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古部落名）、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想而知。赵武灵王即位前，赵国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实力为二三流的小国，如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十八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重压之下，几乎没有喘息之空，更别谈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有一天，赵武灵王对他的臣子楼缓说：“咱们东边有齐国、中山，北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我们要不发愤图强，随时会被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来一番改革。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干活打仗都不方便，不如胡人（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短衣窄袖，脚上穿皮靴，灵活得多。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不知您认为可否？”
楼缓听后非常赞成，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饰，就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步兵，进攻十分缓慢，就是打败游牧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马跑得快，我们也很难追上他们；即使用马拉车，道路不好走，也是追不上他们；要想学习胡人的服饰，就得学习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遭到一些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就去找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赵武灵王说：“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大事不能犹豫，优柔寡断是办不成大事的。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武灵王听了十分高兴，说：“我看讥笑改革而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理的人都会赞成我改革的。”
第二天，赵武灵王就直接穿着胡人的服装上朝了，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穿着胡服，都吓坏了。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一遍后，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自己国家的服装，反而穿胡服，这是对国之不尊，对祖宗不敬！
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对改革，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
赵武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成，对他反复讲解改穿胡服学习骑射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胡服。第二天的朝会上，文官武将看到老将赵成也穿着胡服来上朝了，自然反对派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就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次年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打败了邻近的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几个游牧民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征服了。赵国从此强大起来，可以与当时的霸主一较高下了。
赵武灵王是战国历史上一位精明能干的封建君主，是古代屈指可数的军事改革家，为赵国的强盛做出了许多功绩。他目光高远，思想敏锐，勇于学习。别人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完全可以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所进行的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就是向他的敌人学习的结果。
向“敌人”学习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最具智慧的表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我们要学会向我们的竞争对手学习，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对手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的不足，使自己做得更加完善。对手是同行者，也是挑战者。大家也许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可怜羊群被狼追杀，于是让狼在草原上消失了，没有天敌的羊群可以在草原上悠闲地生活，可是羊群却日渐衰弱下来，而且草原被践踏，许多羊因没有吃的而被饿死。上帝知道后，又把狼放回了草原，羊群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由此可以看出，是敌人在背后的追赶，才激发了我们身上潜在的力量，使我们变得强大起来。因为对手，我们能创造奇迹；因为对手，我们不断地走向完美。在人生长途中，最好的老师是对手，最好的朋友也是对手。但竞争也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拼杀，是当仁不让的较量。
当我们明白对手的价值、地位，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进步和突破都与对手分不开时，那么竞争就是兴奋的、刺激的、可爱的、美丽的。让我们用豁达的胸怀，勇于面对挫折，勇于面对对手。让我们在竞争中得到提高，在挑战中得到完善。对手的优势就是我们应该完善的，对手的不足就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对手的目标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思考、实践，就会有进步、有收获。
向竞争对手学习不仅是方法的问题，还是价值和境界的问题。我们要学会向对手学习，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尽快赶上和超越对手。
（2）用人要唯才是举，切忌存有偏见
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心存偏见也是用人的大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如果眼里只有他们的缺点，而忽视他们的优点，那肯定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也会失去很多机会。
在帝王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无民主可言，赋予谁权力，全在一人之口。李世民是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正是他的不因人而废，唯才是举，兼听纳言，开创了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清明政治之风，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将大唐推向昌盛繁荣。
即位以后，李世民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以充满朝气和进取精神的政治面貌，开始励精图治，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世民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于是李世民首先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地广泛吸纳人才。他把举贤荐能、广招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
有很长一段时间，宰相封德彝没有推荐一个人。李世民于是就责问他，封德彝却回答说是天下没有贤才可以推荐。
李世民不禁气愤地批评封德彝说：“用人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只要各取所长，自然就不乏贤才奇士。你不善知人，怎能说是世上没有贤能之才呢？”
李世民不仅让大臣们推荐选拔人才，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重用。只要是有才之士，李世民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在一次上朝的时候，中郎将常何所提出的二十多件事，全都符合朝政的情况。然而，常何是武将出身，不通经文，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见解的，这不禁让李世民既高兴但又感到奇怪。
经过询问，李世民这才知道，常何所提交的议论其实都是他家中的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李世民立即将马周召进宫，和他一番详谈之后，发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不仅机智敏捷，深识事端，而且处事公允，敢于直言，于是李世民当即就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对他大加重赏，后来又任其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直至中书侍郎、中书令等要职。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较恩怨，大胆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硅、韦挺等人，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推崇他的才能，委之以宰相重任。他前后共向李世民进谏了二百多次，大多数都被采纳了，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李世民大发雷霆，魏征也坦然处之、神色不移，毫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