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
《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钅夫钺。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德车酋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译释】
《诗经》上说：“穿着锦绣的衣服，外面罩上麻布套衫。”这是为了避免锦衣花纹大显露，所以，君子的道，隐含不露却日益昭显；小人的道，显露无遗却日益消亡。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知远，由风知源，由微知显，这样，就可以与达到圣德的人相匹配了。
《诗经》上说：“潜藏虽然很深，但也会很明显的。”所以君子自我反省没有不安，心志也没有惭愧。君子的德行之所以高于一般人，大概只是在这些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能严格要求自己吧。
《诗经》上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否能无愧于神明。”因此，君子就是在没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是恭敬的，就是在没有对人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信实的。
《诗经》上说：“奉献祭品，诚心诚意，感通神灵，肃敬不语，没有争执。”所以，君子不用赏赐，老百姓也会勉力从善；不用发怒，老百姓也会很畏服。
《诗经》上说：“弘扬那德行啊，诸侯们都来效法。”所以，君子诚实谦恭，天下也会太平。
《诗经》上说：“我怀有光明的品德，不用厉声厉色。”孔子说：“用厉声厉色去教育老百姓，是最拙劣的行为。”
《诗经》上说：“品德像羽毛一样轻。”轻如毫毛还是有物可比拟。又说：“上天覆载万物，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1君子之道不可急功近利
这是《中庸》全文的最后一章。作者在把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目的、意义尽兴阐发之后，在这里苦口婆心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我们，君子之道不可急功近利，要有一颗平常心，耐得住寂寞。要退藏己身，修明道德，反身而诚，慎独笃恭。它向我们展示了君子那“德”化的生命由显入隐、不大声以色、以至于无声无臭的行程。随着这个行程展开的是“进德”的“功夫”越来越细密无间、绵延不断、纯粹唯一、彻始彻终。换言之，是无息的至诚。
真正有道之人，他的一言一行，皆是真性自然流露。其兴邦济世，普利群生，也是进退适时，无丝毫牵强，完全遵循本心和道义。其德行之高妙，乃至无声无息之中，感动天地，变化人心，匡扶大道。学者必须专诚务本，力戒浮嚣，这样才能日臻至善，克除种种迷误，最后达到本性的彻底复归，体悟天地，顺应时代，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事实上，在《中庸》文本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德”的意义的强调：“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之道必须由中庸之“德”来开启，而中庸之“德”展开为一个由浅而深、由疏而密的动态过程：由修道者“智仁勇”之“三达德”、到君子在“诚之”过程中打开的“诚”、再到圣人无息的“至诚”之德。通过上述循序渐进的行程，《中庸》在最后一章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行如何来到自身？它与生命究竟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没有实质内容、没有真实性情做基础的“文”其实只是浮华与装饰，由此，衣锦尚纟冋，锦而衣之，表达了由“饰”返“文”的内在要求。在浮华尽去之时，也正是真淳呈现之际，君子由此而生活在“文明”之地，而伴随着“文明”到来的，总是那“黯然”的、“不大声以色”的质朴。唯其质朴无华，不急功近利，因而内容充实；由于内容充实，所以，那黯然的不在声色之中表现自己的东西又必然不可遏制地“日彰”不已，将自身开放在烂漫的光辉中。正如生命往往在其晚年才重返回天真，文化在它的盛极之时，抵达的却是平淡、简单与纯粹。在那时，生命与文化皆为诚所化，那不是在虚伪的克制中、在虚假的抑制中就能达到的境地，而是天真地自然而然地绽露、涌现与发生，是天文之自明、自行给出自身的过程。
但只有对那“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的生命来说，“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君子之道才能打开，也只有对这样的生命，才得以在无声无臭的天命的滋润中，发现君子的真正居所：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到达纯粹。只要文明还由浮化来规定，还仅由主体的意志与欲望所推动，那么，人文就处在与天文相互脱离的过程中，“朴散为器”——从质朴、纯真走向功利主义（器具化、实用化）就是一个难以阻止的过程。
只有质素平淡，才能革去偏杂，而进入中庸境界。在修身活动中，君子始终倾听着来自生命深处的质朴与真诚的要求，安居在“不大声以色”的平淡之地，正如天道在不言之中给出了百物与四时，一切声色唯有在平淡之地被收纳，这种接收也是淡化；在平淡之中，世界（包括声色等）被具体地给予。
如果说从“己所不睹不闻之地”到“人所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表明了君子动察之密、静存之固，那么，从“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则表述的是其德日彰之实。如果说在这里德之日彰还表现在君子个人的身体中，那么，从“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钅夫钺”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之道以德行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于无声处影响着、滋润着、化育着世界。从“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到“德车酋如毛”再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一步一步地将德行的力量引向精密神妙的地带，此时，至德不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然而，也正是在寂静神妙之中，那不显之德，反而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生育抚养的力量，其日彰之实，也达到了盛极不可加的极境。
2把民众培养成有德的君子
本章是《中庸》全篇的结尾，重在强调德行的实施。从天理到人道，从知到行，从理论到实践，从“君子笃恭”到“天下平”，既回到与《大学》相呼应的人生进修阶梯之上，又撷取《中庸》全篇的宗旨而加以概括。各段文字，既有诗为证又引申发挥。难怪朱熹要在《中庸章句》的末尾大发感叹：“这样反复叮咛以教人的用意是多么深切啊，后世学者难道可以不用心去钻研体会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提升自身的德行，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有德的君子，特别是对于居上者来说，还需要把民众培养成有德的君子，否则，用“警察抓小偷”的管理模式，居上者会疲于应对，也难以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如果民众都成了有德的君子，管理起来自然轻松很多。
子思在《中庸》的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所以，居上者要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通达人性，人的一些毛病，如怠惰懒散、自私自利、浮躁，都是外表的，都是因为现实的污染。人还有他超越的、深刻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能力。
人人都有光明的天命之性，人形而上的原初的天性，具有永恒的力量，但它常常被埋藏了。为什么它被埋藏？因为有现实的种种障碍，有的人是埋藏得已经比较深、比较隐秘，这种人生命就比较混浊；有的人埋藏得比较浅比较薄，这种人就比较清明。所谓“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尧舜的德是从他们的天性而发，所以几乎没有障碍。自从汤武以下就要反一下，反省一下，回归一下，就要冲破一下。他们要冲破生命现实的限制，才能发显天性。
连汤武周公这样的圣人也要反一下，何况一般人呢？人有现实的驳杂混浊，但人类能够冲破现实的污染，消化现实的污染。
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就是要引导民众回归光明的本性，真诚地对待民众，信任民众，渐渐引导他们，把他们变成君子。让民众能够自己喜欢做一个有德的人，让他们自己回归到光明，这是最大的“仁”，也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人们回归光明的思想一旦确立，其实就是他光明的自己和现实的自己合二为一。用光明的自己引导现实的受限制的自己，当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内心的喜悦是不可限量的！这种人是有智慧的人，并且能保持一辈子这样的智慧，因为当自己跟自己有摩擦的时候，他会很快警觉，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让居下者永远自觉，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依旧独善其身。
不过这种德行，很难由民众自己来养成。因为我们刚才说尧舜性者也，汤武还要反之也。汤武这个反之也，是障碍很少的反之也，孔子的障碍也不大，孔子的学生颜回更厉害一点，所以颜回的天性比孔子还要更加清明一些。孔子大概和汤武一样，所以孔子不敢说自己和尧舜一样。尧舜是理想中的人格，因此不要寄希望大众成为尧舜，都是要“反之也”，要冲破一些难关。因此，居上者要对人们光明的本性有无穷的信赖，要协助他们冲破难关。
3含而不露比暴跳如雷更有效
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钅夫钺”。有明德的人是不会经常大呼小叫变脸色的。
《中庸》意在表明，那根源于天命之中、人性深处的德行所具有的不可遏止、不可名状的伟大力量，“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那在无声无臭、渊深静默中的德行，积攒着惊天动地、变易世界的巨大能量。
很多杰出的领导者都是和蔼可亲的，他们不用发怒，居下者也会很尊敬、很畏服。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领导，希望下属注视你、尊重你，就应当含而不露。你越是大事张扬、暴跳如雷，下属就越不怕你；相反你越是默不作声、含而不露，下属就越是对你毕恭毕敬。
寓言故事《黔之驴》中，老虎被驴一开始的声势所震慑，但渐渐地就发现这只不过是驴的“日常工作习惯”而已，老虎心中暗喜，内心盘算着驴“技止此尔”（就这点儿本事了），于是便饿虎扑食，驴便一命呜呼了。
谨慎的沉默乃是精明人的庇护之所。心中一有事情就暴跳如雷，决不会得到尊重，还会招来评头论足。倘若还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则他的不幸还会加倍。
李强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脾气相当暴躁，经常在办公室大发雷霆，动辄扬言要把某某开掉，一开始大家都挺害怕，于是做事都很小心谨慎。但后来大家渐渐发现发脾气只不过是他的“日常工作习惯”而已，并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革，于是大家便继续我行我素。李强看到这种没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形，于是便恼羞成怒发更大的脾气。就这样，大家渐渐地都习以为常了，感觉这位经理发一发脾气只不过是为了彰显他的地位，并没有实际性的意义。真正的哪一天他不发脾气了，大家反倒感觉很奇异。
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领导者都喜欢自觉不自觉地在下属面前耍一耍威风，大事张扬，以此来显示他是个领导。许多领导者认为，做领导的就要对下属吆五喝六，指挥周围的人，否则就失去了乐趣。
这种管理方式是《中庸》所不赞成的。对下属大发雷霆并不是什么好办法，有时适当的沉默、宁静可以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作用。至于那种声色俱厉、急风暴雨式的做法，正如孔子所说：“末也！”已谈不上什么境界，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罢了。
通常来讲，当你训诫下属时，他的情绪波动是很大的。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成年后更是觉得面子是很重要的。也许你的大发雷霆只是想劝导他一番，并无他意，但是无形中却伤了下属们的自尊心，让他们觉得颜面挂不住，索性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那你的大发雷霆岂不是得不偿失？不要让到处都充满你的斥责声，在你的适度批评之后保持一个沉默的空间，让下属有时间冷静地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相信这更是一种对当事人的威慑。一方面，下属会因为你的“点到为止”感谢你为他们保留了颜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你宽广的胸怀。你的默不作声并非是对错误的迁就，而是留给对方一个自省的余地，这样做要比大发雷霆好得多。
所以，最好不要第一次就用尽自己的全力。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从来不轻易大呼小叫，让别人猜测他会不会发火，要比一开始就发威而且一成不变更有效，自己也更能获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