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译释】
孔子说：“武王、周公大概算是最孝顺的人了吧！孝，就是善于继承先祖的遗志，善于继续先祖的事业。春秋两季，修整祖庙，陈列宗器，摆设衣服，献上时令食品。宗庙的祭礼，是用来排列昭穆的次序的。按官爵排列次序，是用来区分贵贱的。按职务排列次序，是用来区分贤与不贤的。兄弟间按次序敬酒，是用来表明把祖宗的恩荣赐给年幼的人。按年龄大小安排宴会的座次，是用来排列长幼顺序的。站到应该站的位置上，举行先王时的祭礼，演奏先王时的音乐，尊敬先王所尊敬的祖先，亲爱先王所亲爱的子孙臣民，事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现存者，这是孝的顶点了。郊社的祭礼，是用来侍奉天帝的。宗庙的祭礼，是用来祭礼祖先的。明白了‘郊社’、‘禘尝’祭礼的意义，治理邦国大概就如同看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吧。”
1用“孝”字影响别人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孝”字拆开看，上为老，下为子，上一代跟下一代融为一体，称之为孝。其义为养亲、事亲、敬亲和尊亲，主张以敬重、顺从作为子女对待父母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孔子认为，“孝”即是养亲，“敬”是人性有别于动物的标志。
孝是仁的根本，也是立国的根本，治天下的根本，为人的根本。如果说，一个人对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尚且没有孝心，为了一己私利，可以置父母于不顾，甚至遗弃、虐待、不赡养；为了争夺遗产，可以兄弟反目，甚至斗殴、凶杀。那么，这种既无仁心、更无人性的人，更不会对别人有仁爱和道德心，对社会有正义感和责任感。
康熙以帝王之尊，为人处世以孝字当先，堪为楷模。
康熙蒙祖母抚养教训三十余载，祖母病重之时，他不仅“检方调药，亲侍饮馔”，并对她说：“……此时不竭心尽力，少抒仰报之忱，异日虽欲依恋慈闱，竭朕心力，岂易得耶！”意思是说生前不报答，死后唏嘘是没有用的。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太皇太后谒五台山，因山路坎坷难行，乘车不稳，康熙命备八人暖轿。太皇太后念及轿夫之艰难，坚持乘车。不得已，康熙瞒着祖母，命轿夫远远随车而行。中途，见祖母乘车艰辛，请改乘轿。祖母为难地说：“已易车矣，未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康熙答：“轿即在后。”立即令轿近前。祖母见状大喜，抚孙儿之背赞叹不已，说道：“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
二十六年十一月，太皇太后病重，康熙亲自在慈宁宫护理，昼夜不离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馔”。祖母宁憩之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三十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竭力尽心。”
为满足祖母不时之需，凡坐卧物品、饮食肴馔无不具备，仅糜粥之类即备有三十余品，“随所欲用，一呼即至”。祖母屡次命康熙回宫暂息，“少宜自爱”，诸臣亦一再奏请皇帝保重身体，但他仍然勉强支持。他对内阁大学士等说：“朕念幼蒙太皇太后抚养教训三十余年，罔极深思难以报答。今见病体依然，五内焦灼，莫知所措，朕躬寝处何暇顾计？”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病逝，享年七十五岁。遗诰劝康熙“宜勉自节哀”，以国家大事为重；命“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以共承无疆之福”。康熙悲痛欲绝，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公疏奏请皇帝节哀，并高度评价太皇太后一生功绩，写道：伏念太皇太后顺德承天，徽音衍祚。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迄我皇上缵承洪绪，手定太平，克享耆年，流光亿祀。
康熙终生不忘祖母鞠养教诲的厚恩，将祖母葬于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并命将祖母生前最喜欢的新建寝宫五间拆运至墓地，原样重建，称暂安奉殿，并主动提议为祖母上尊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后人简称孝庄文皇后。
对祖母如此孝敬，对自己的母亲，康熙自然也是恪尽孝道。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公元1640—1663），是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佟图赖的父亲佟养真虽然原是汉人，但是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攻打抚顺之时即投奔后金。几十年里，追随太祖、太宗、世祖南征北伐，转战东西，卓有功勋，因而，早在入关之前，佟氏一家即深受重用，成为清朝皇室的依靠力量。入关之初，满汉畛域极为分明。佟氏以汉人之女而入宫为妃，对于佟氏一家来说是极高的殊荣。孝康章皇后佟氏比顺治皇帝小两岁，至晚在顺治十年八月顺治皇帝第一个皇后被废前即已入宫。顺治十一年三月，她为顺治皇帝生下玄烨这个儿子。当时，她只有十五岁。由于顺治皇帝子嗣甚多，而她又是一个普通妃子，因而此后七八年中，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顺治十八年，她才因所生之子玄烨被立为皇帝而被尊为慈和皇太后。即使如此，一则因为其时孝庄年正壮盛，正在全面主持宫中事务；二则在她之上，还有一个顺治皇帝生前被立为皇后的孝惠章皇后；三则此时国务处理，皆由几个辅政大臣主持，因而无论宫中或国家事务，她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她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个照顾康熙皇帝的高级保姆。而且，由于一场意外之疾，这件工作她也没有完成。康熙二年二月，她因突发之症，患病去世，终年二十四岁。她死之后，按照满洲旧俗，遗体火化，并于当年六月与顺治皇帝骨灰一起葬入孝陵地宫。
一个年方十岁的孩子，刚刚死去父亲，接着又失去生母，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怎样的铁石心肠，也要为之堕泪。康熙皇帝本人更是涕泪滂沱，痛不欲生。从此，他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只能在祖母的怀抱里，追忆母亲在日的幸福时刻。父母的过早去世促使了他的早熟，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在祖母和嫡母面前，他听话懂事，平时努力学习，勤于骑射，不曾沾染任何恶习。在朝堂上，则威而不怒，含而不露，从而对他成人以后事业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熙皇帝成人后，少年时期的丧母之痛逐渐淡化，因而，在他一生所作诗篇中，没有一篇涉及自己的生母。虽然如此，出于对自己生母的系恋之情，他先后重用了两个舅舅佟国纲和佟国维。康熙十六年，他将孝康章皇后的侄女，佟国维之女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又将其晋为皇后。康熙二十年，又以孝康章皇后之故，特别加恩，将佟氏一族由汉军镶黄旗抬入满洲镶黄旗，从而开创了后族抬旗的先河。当时，佟国纲晋爵一等公，任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维任领侍卫内大臣，参与议政。后来，佟国维之子鄂伦岱、隆科多也先后担任要职。终康熙一朝，佟氏满门贵盛，恩眷不衰。本为汉人而抬入满洲上三旗并在最高中枢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不是由于孝康章皇后的缘故，是断然不会至此地步的。
除了生母之外，对几个嫡母，他也从未有过丝毫怠慢。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嫡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公元1641—1717），这个皇后是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按照辈分来说，是顺治皇帝废后的从侄女，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她生于崇德六年十月，顺治十一年五月与顺治皇帝成婚之时，只有十四岁。因为顺治皇帝非常宠幸后来尊为孝献皇后的董鄂氏皇贵妃，对她不大满意。顺治十五年正月，她刚刚十八岁时，顺治皇帝以其“奉侍皇太后疾不勤”而下令“停其中宫笺奏”。只是赖有孝庄文皇后的保护，她才没有沦落到与第一个皇后相同的下场。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去世，这个年龄刚刚只有二十一岁的皇后便守了寡。而后，康熙皇帝即位，她和康熙皇帝生母佟氏并尊为皇太后。因为此后不过两年，康熙皇帝生母慈和皇太后便已死去，而她以名分而言，又是康熙皇帝嫡母，同时，以亲属关系而言，又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并且无儿无女，因而，她和孝庄文皇后一样，对康熙皇帝极为关心和爱护，在康熙皇帝成人过程中，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因而，康熙皇帝对她也十分尊敬。平常时节，向孝庄文皇后问安之后，即赴皇太后宫问安。逢到节令生辰，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向孝庄文皇后行礼之后，又一起向她行礼。
康熙二十二年夏，康熙皇帝奉孝庄文皇后北巡期间，特将所猎鹿尾、鹿脯用盐腌好，送至京师，请她品尝。她出生较晚，没有孝庄文皇后那样复杂的政治经历，兼之以康熙皇帝又非亲生，在康熙皇帝面前，她十分谦逊。令人代笔给康熙皇帝写信，总是将皇帝字样出格高写，而于皇太后字样，则“接书其下”。对于国家政事，也极少发表意见，不去干扰康熙皇帝。与此同时，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关心康熙皇帝的生活起居，如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康熙皇帝北征塞外，她怕塞外天寒冻着康熙皇帝，特地派人送去皮衣。次年春，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在其生日即将到来之时，孝惠章皇后又派人专程送去金银茶壶，以志祝贺。这使康熙皇帝对她愈加孝敬，将原先对待孝庄文皇后的礼遇都转加到她的身上。南巡、北狩以及出关谒陵，无不奉其同行。
康熙二十八年，他以孝惠章皇后居住之宁寿宫历年已久，特将其拆毁重建，“比旧时更加弘敞辉煌”，并奉孝惠章皇后迁居于此。康熙五十六年秋，康熙皇帝北巡塞外之后，奉皇太后返京。由于皇太后年事已高，回京之后，即感受疾病。这时，康熙皇帝也已六十四岁。十年来的诸皇子争储夺嫡斗争和繁忙的内政外交事务使得他心力交瘁，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当年冬，大病一场，头昏目眩，双脚浮肿，艰于行走，七十多日不曾下床。十一月间，病情还十分严重，为此，他还预拟遗诏，遍谕诸皇子、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但是在知道皇太后病重之后，立即从畅春园还宫，参与护理。十二月初，皇太后病情日益沉重，康熙皇帝不顾自己病情，在苍震门内架起帐篷，居于其中，同时，用手巾裹头缠足，让内侍抬至宁寿宫向皇太后请安。他跪在皇太后床下，轻呼“母后，儿臣在此”。此时，病情危笃的皇太后已经不能说话，只是一手障住光线，一手紧握康熙皇帝的手。眼见此情，康熙皇帝不禁泪如雨下。
三天后，皇太后病逝，康熙皇帝“拊膺哀号，即行割辫，孝服用布，哭泣弗辍”。梓宫发引之日，康熙皇帝又亲诣宁寿宫前祭奠，痛哭。“近侍人员，不忍仰视。”随上尊谥为“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殡宫自京发引，安葬于遵化孝东陵地宫。康熙皇帝虽因病未能亲送，但是，当年十一月，他又亲自谒陵祭奠“哀恸良久”。同时，在大学士、九卿共议将孝惠章皇后神牌安放太庙奉先殿时，他又特别指示，因孝惠章皇后分属嫡母，应将其神牌安设于自己生母孝康章皇后之上。
总之，出于感念孝惠章皇后对自己的抚育之恩，对于自己的这个嫡母，康熙皇帝也极尽孝养之情。
2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
孝的真意并不仅限于使父母衣食无忧，心情愉悦；更为重要的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正的孝，孔子认为只有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他通达、懂得孝道，真正所谓孝子“善继人之志”，善于继承父母祖先的遗志，所谓愿力、希望，给他达成。
周武王和周公为什么被孔子认为是符合孝道的人呢？
因为他们的孝道，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有些人没有做到，但他们做到了。他们不仅完成了祖先的志向，而且承续了祖先的事业，这是他们能够敬重祖先的志向和事业的表现。如果祖先有志向没有完全实现，子女就此而放弃了，那么，能说对得起祖先吗？如果祖先开创了事业还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发扬光大，子女就此而放弃了，那么，能不令祖先遗憾乃至伤心吗？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假如每个人都从自己开始创业，不能继承前人的事业，或者后人不能继承，那么，可想而知，事业是不会达到最大成就的。
孝道是“善继人之志”，重点是这个“志”。父母想当艺术家，是不是子女也要去当一个艺术家才算是孝呢？父母有着辉煌的经历，是不是子女逢人便说自己的父母如何如何才算是孝呢？显然不是。善于继承父母的志向，说的是要继承父母追求志向、努力前进的精神，要抛弃父母性格中的缺点、弱点，发扬父母的长处、优点；善于传述父母的事迹，说的是要记住先辈创业的艰难，体会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教育下一代人理解先人的奋斗历程。
从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继承父母各方面的经验，并加以创新、发展，在孔子看来是更为重要的，所以他赞扬“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他解释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善继人之志”，是他对周武王在政治上继承其父文王之志，推翻殷纣暴政的赞赏和评价；“善述人之事”，是他对周公承袭其父文王、兄武王的“政绩”，制定《周礼》的赞赏和评价，这都表明孔子言孝以推进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观点。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孝就是要人们在“继志”、“述事”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前人的实践经验，推动社会进步。
这使人不禁想起孟子的那句常被人误解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说，不继先辈之志有三种过错，没有传承下去为最大的一条。在《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里，孟子就曾援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开始制作陶俑的人，难道没有继承者吗？后来的秦始皇用了大量的陶俑来陪葬，其实就是“始作俑者”的继承人，也是他对殷商王朝和春秋战国时期用活人来陪葬的反对。因此，孟子实际上是说，没有继承先辈的历史经验，是不孝中最不好的一条。这是上承下传的教育思想，根本不关娶不娶妻、生不生儿子的事。
父母祖先已经有家庭、文化、道德、功业的基础的，做后代人能够发扬而光大之，这个是孝子。但是我们看了几千年以来，子孙能够发扬父母的基业的，没有几个。创业固然很难，能够守成也不容易；守成而能发扬而光大之，更加不易。所以孔子再三提到武王、周公了不起，是大孝子。
继往是为了开来。此又如学中庸之人，一旦体悟到了天道，固然要“敬贯动静，存养察识”，不可让良知本性受到一丝一毫之遮蔽，不可让私情私语夹杂于意。但对于良知本性的敬，恰如对于父母的孝，其真意即在于格物。只有积极入世，去格物，才能使世界趋于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才是对性与天道最大的敬！
3“礼”是不能错乱的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客观上已经成为与自然界相分离的独立存在，但并未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的区别，这时的人还是“本能的人”或“野蛮的人”。只有当具备了与天相分的自我意识，或人格初步觉醒的时候，人才能真正与自然分开。而只有天人相分、人物相分之后，人类才可能有对天的认识，才有了中国古人“天地者，生之本”的主体认识。同时才有了人应该对天、对大自然持什么态度，如何处理天人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提出，也有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及“循天道、尚人文”观念。礼——这一基于中国独特的人文创造便诞生了。
随着男女之分及与他人、与群体区分的实现，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由来，即人类社会本原的探讨成为可能。于是才有了所谓“混沌”、“洪元”、“阴阳”之类的概念，才有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及黄帝、颛顼等所谓皇帝及人文始祖，也才有了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并导致以“反本修古”为目的，旨在规范和调整人际关系的“礼”的正式诞生。
“礼”明确了人伦之分，即夫妇、父子、兄弟及后来出现的君臣上下之分，也就是所谓“五伦”的名分定位。而只有明确了社会人伦关系，才会有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的定位，才能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
中国文化是“礼”的文化，其核心是儒家的中庸观念。本章就是从祭祀着眼来讲述礼数的。
孔子认为，祖先已经去世了，子孙能够完成他们的遗愿、继承他们的事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不要忘记祭祀祖先的在天之灵。祖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同时，又是祖先之灵位平时所在的地方，这就像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需要洒扫和修缮一样，所以，到春秋两季，应该到祖庙去洒扫修缮一下。洒扫修缮是不忘祖先的体现，祭祀则表示对祖先的敬意，就像祖先仍然在世一样。摆放那些祭祀用的器具，准备好象征所祭祀的人所要穿的衣服，献上当时的时令食品。这些做法，与奉养健在的父母有何不同呢？略有不同的也只是奉养父母是时刻都需要的，祭祀祖先却是有时限规定的。
高高地升起先祖的牌位，是不忘祖先；举行祭祀礼仪，是表达对祖先的敬意；演奏祭祀的音乐，是与祖先同乐；敬重那些先祖所尊贵的人，是继承先祖的遗志；爱护那些先祖所亲近的人，是效法先祖的仁义。贯穿于其中的，以一颗诚敬之心，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人。
在祭祀的时候，祖先牌位的顺序不能错乱，其道理与树木不能本末倒置一样。始祖是一个家族的根，排在中间最上位；左侧排列二世、四世、六世，称为“昭”；右侧排列三世、五世、七世，称为“穆”。这种昭穆的排列，犹如枝干虽分而又相互交错，并非各自完全独立无关，他们共同尊敬着同一个始祖，共同担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和义务。所祭祀的祖先在上，参与祭祀的子孙在下。所有参加祭祀的人，都是按照爵位来排列顺序的，由此区别贵贱。所谓贵，是指爵位高的人，他们的地位高而且责任大、人数少；所谓贱，是指爵位低的人，他们的地位低而且责任小、人数多。在安排祭祀事务的时候，根据贤德情况来确定，以贤德者为主，体现“任贤”之义。所祭祀的祖先，用自然的顺序来排列，合乎天道；参与祭祀的人，依照爵位高低来排列，合乎地道；主持祭祀的人，根据品德来安排，合乎人道。
祭祀祖先的仪式完毕之后，举行宴饮，主持祭祀的弟子依次向来宾敬酒，体现对贤德者的尊敬与感谢；参与祭祀的子孙依次向长者敬酒，体现对长辈的敬意与感谢。敬贤则能见贤思齐，敬长辈则能尊老爱幼。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天的卑贱者，知道见贤思齐、尊老爱幼，来日就可能是高贵者。
宴饮时，众人根据头发来判定年龄大小，用来大体确定长幼之序。根据头发来判定年龄，只能是大体判别一下长幼，以便尽量做到长幼有序，其中同样体现着尊老爱幼之意。宗庙之礼，虽然体现了昭穆、贵贱的秩序，分别了贤与不肖，尊与卑的不同，但是也在发而皆中节的礼仪中引发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情感沟通。
在宗庙之礼中营造出来的浓烈气氛，置身其中的人们将不同程度地受到熏陶，这是孝的教育。宾主上下，和乐融融，协调有序，足以告慰祖先，足以使家族团结兴旺。
4把“礼”上升为政治的合法性
自从人类进入等级社会以来，合法性的问题就一直是政治统治集团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卢梭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卢梭所说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所指的就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简单地说，合法性是统治者为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现实的内心服从而进行的自我辩护。合法性不仅是法的渊源，更是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的渊源，是一个政治体系赖以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古今中外，有所不同的只是在寻求合法性实现的方式上。在西方文明中，合法性的基础是由宗教及神学等外在于人的、彼岸的东西建立的；而在古代中国，构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路径是“礼”。
礼的政治合法性价值主要是由儒家阐发的。在家庭关系中，父父、子子是基于血缘的自然秩序，它的正当性、合理性毋庸置疑，无需论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的自然秩序，也是社会秩序。儒学大师们推家及国，把国视为家的放大和延伸，君君、臣臣也被视为无需论证的、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于是，礼不但成为家国一体的制度与秩序，而且赋予了评价这一制度与秩序的合法性功能。
礼不仅凝聚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行为规范体系。礼乃国之干、政之本、法之源、刑之宗。古人对礼的界定中，原本含有一个将礼视为法上法的合法性功能。所以，孔子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在中国古代，礼首先被视为人效法天地的产物，是天意在人间的体现，代表的是一种宇宙秩序。祭祀之礼为中国古代王权提供了一种符合宇宙秩序的意识形态支持，使王权假借“神”（上帝、天）的意志而赋予自身以统治合法性。
孔子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郊社之礼”分为郊礼和社礼。郊礼就是祭天地，比如封禅、祭泰山；社礼比郊礼小一点，每一年，代表国家的帝王祭祖宗。宗庙之礼是什么呢？宗庙之礼是将王权神化、物化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表示秉承祖先的遗业遗命以治国，既是受命于天又是受命于祖。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部落联盟时期，便以祭坛作为重要公务活动的中心，在此进行祭祀、集会，商讨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奴隶制国家更是以宗庙为先，认为“宗庙严故重社稷”，使之与国家等同起来。
各种祭祀中，最大的莫过于禘尝了。“禘”是什么呢？在《说文》中，“禘”被解释为祭。在《尔雅》中，它的意思是大祭。什么样的大祭够级别可以拥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呢？那就是新的天子登基后，扛着老皇帝的牌位到皇家公墓去之前，要先到太庙祭祀。从第一个皇帝开始，一世、二世、三世……这样的“集体”祭祀，就被称为“禘”。禘相当于“国祭”，主持祭祀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享受祭祀的是曾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四书集注》说：“先王报本追源之意，莫深于禘。”提高到这个层面后，我们确实了解了“禘”的重要性及其对皇室的特殊性。
可以看出，郊社之礼、宗庙之礼以及禘尝这些以显示王的地位独尊的礼，都是为了突出天子所掌握的王权，都是为了加强它的权威和实际统治效能，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王权神化、物化，从而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必要措施。
礼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终极理据功能的三个方面分别为祭祀之礼、道德之礼和制度之礼。祭祀之礼担当的是“奉天承运”的超自然神意合法性功能，道德之礼担当的是“德配天地”的道德合法性功能，制度之礼担当的是设范定制构建政治秩序的制度合法性功能。
祭祀之礼与道德之礼无论是对于开国的合法性还是继位的合法性而言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开国的合法性论证中，为了确保新的王朝得到民众的心悦诚服，这二者对于合法性的建构更是关键，所谓的天与人归，就是从天命与道德的角度来立论。而制度之礼中的嫡长制度则主要是确保王权继位的合法性，是从程序方面实现王权的顺利传承。在制度之礼中，还有一个名分制度占着基础地位，它是从制度规范层面保障王权“名正言顺”的合法性，这无论对于开国君主或者是继位君主，都是同样重要的。制度之礼使得礼对王权的合法性支持真正落实到现实政治操作的层面，成为王权合法性构建环节中的制度性基础。如此，礼的三种表现形态——祭祀之礼、道德之礼及制度之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权，提供了全面的合法性支持，展示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状态。
可见，礼决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其已成了君主权力合法性的载体，有博大精深的含义，明白了这种含义，然后应用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建构一个全民崇拜的宗教，治理国家又有何难？所以，孔子才很有把握地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