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译释】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1中庸是极致性的标准
中庸之道是一个在我们身边存在，我们普通人可以实行的，但同时它是一个深奥、无穷尽的，可以包容宇宙万物间各种道理的一个大道，这个道，除了大得天地不能包容以外，还在于实行起来很难。
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治理国家的人，可以治理天下，并不难；人各有志，明天给你高官，给你高工资，但你可以辞掉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难的；我们遇见一件事，人家拿白刀子威胁你，面对威胁，你可以挺身而出，你不怕，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中庸很难做到，你想要不偏不倚，一点也没有偏差，完完全全达到那个标准点，是很难的。
中庸是极致性的标准。
比如说射击，射到十环，十环就是正中心，但肯定十环里头还有误差。再比如说我们航天飞机载人返回落到地球，我们给它限定一个范围，误差不超过多少，这就是准确了，你要完全没有误差，做得到吗？
所以，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很难很难，大体上做到可以，精密地做到很难，难到什么程度呢？难到比治理天下还难，难到比辞去高官厚禄还难，难到比面对刀枪剑戟还难。中庸是这样一个既易又难的大道理。
孔子把中庸之道的推行看做比“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更难以实现的事情，原因还在于中庸更为内在、持久、日常。孔子以他漫长的坚守而达到中庸之道。在孔子一生中，一直把恪守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一个人要实现中庸之道，不仅仅需要勇敢、智慧和忠义，更加需要坚守、坚持、不受干扰、不受外界的诱惑，最后达到至高境界。如果中庸不能坚守，很快就改变了，你可能永远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孔子对此有感而发，将中庸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实行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2中庸之道与对症下药
作为文化人和教育家的孔子，要守望的是人性的深远，文化的担当。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越是发展，人性则变得越难以坚守。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感到了这一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致命弱点。所以，他要高扬“君子喻于义”，为“小人喻于利”限速，要以“仁者乐山”的岿然不动来遏止人性流变。
于是他亮出了“中庸之道”的底牌。
“中庸”是德行、行为的一个完美的、极致的标准。这标准非常难以在实践世界中达到，但实践中的人们却不能不借这理想性的范本以提升自己、策勉自己。
比如医师的对症下药，一定配方的药剂总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疾患，药或稍有过量，或稍有不足，这过量与不足即所谓“过”与“不及”，作为一种并非随意的评判，其评判标准严格说来只是绝对“对症”的那个“度”。实践中的对症下药是不可能做到绝对“对症”或绝对恰到好处的，但衡量实践中对症下药的状况却不能没有一个标准。严格说来，中庸的“度”是超验的，但人们在由“过”或“不及”而趋向“中”的实践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它。它是不同于感性真实的又一种真实。这真实存在于价值取向所指的“形而上”，所以如此肯定这种真实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而不是那种确认其在彼岸有实体性存在的实体形而上学。
中庸可以说是一种“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所谓“成德之教”，是说它是一种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它是一门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它的经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所以孔子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说。境界的高下对于外部条件是无所依赖的，中庸的生命智慧就在于对这“无待”的人格境界的自觉。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帅之所以可夺，是因为它“有待”。任命你做帅的人不再任命你了，你这帅就被夺了；你率领的三军被打垮了，你这帅也就被夺了。志之所以不可夺，是因为它“无待”。一个人心存高尚的志节，即使不幸沦为奴隶（像《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那样），他也会是奴隶中的高尚者，如果不幸沦为囚徒（像文天祥那样），他仍可以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高尚的人。这“志”，只要有志者自己不放弃，任何外部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夺走它。中庸学说教人“立心”、“立命”，就从这“无待”处说起，一个人一旦在这里立住了，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他遭到什么境遇，都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