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同我见面的时候，送给我一本他在一九三八年用罗马字翻译的H．G．Wells的名著《世界小史》，四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三版，可见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酷爱西洋音乐，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用罗马字翻译和著作了四部有关歌剧的巨著。每部都有二三百页。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使人惊叹！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橘田广国先生把我的《汉字改革概论》翻译成日文。村野先生邀请有名的几位学者对这个译本进行订正，经过三年之久的精心工作，然后出版。这种认真的学术精神，使人万分钦佩！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九八五年我同中国文字改革参观团到日本，承村野先生和日本罗马字社各位先生们热情招待。特别是在三和银行的高楼上举行座谈。从那高高的楼窗里，可以俯瞰日本皇宫的花园。这使我想到，时代改变了，一个自由的学术时代来到了，罗马字运动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东方语文的现代化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了。我从楼窗向外观看，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一片新时代的光明！
村野先生去世了。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东方语文现代化的光明时代。
（本文由日本著名的罗马字运动者橘田广国先生翻译成为日文，刊登在《罗马字的日本》期刊第四七七期，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之后我被调来文改会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会的委员，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向他请教。
我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和专著，我是他的一个未及门弟子；我对语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点语言文字知识主要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可是学得一知半解，实在惭愧。
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五十年代的文改工作，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对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极为重视。他不反对当时领导要我们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后，他积极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哥科喝”来兼差，另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蚩诗”来兼差。两种意见难以调和，工作不能快速前进。我问建功先生，这怎么办？他说，他不偏向于哪一方，这件事不必着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种使双方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后来，产生了“基欺希”用独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编辑原则在当时的字典中是最新颖的，一直由他亲自指导。《新华字典》在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学术要求，这对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响。在多年中，《新华字典》这本印数巨大的小书，是唯一可以用来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几乎被迫放弃拼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争之下终于保持了使用拼音。
我和建功先生见面，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谈的文改。他对文改有长期经验，他的意见最为宝贵。他认为文改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但是，文改极难，性急不得，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进展。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要！
人们一早就对我说，建功先生在共产党初建时候就参加过，他是革命历史最久的语言学家。我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
陈望道：革命教育家
陈望道先生（一八九0—一九七七），我国现代进步思潮的先驱者和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诞生于一百年前。在时局变幻、意识动荡的今天，纪念新思潮和新语文的先驱者陈望道先生的百岁寿辰，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现代进步思潮的先驱者
陈望道先生诞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的前夜。一九一五年他去日本留学，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九年五月，中国掀起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他立即响应，六月间毅然回国，投身于教育和文化的革新运动。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反对洪宪帝制。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他跟日本进步学生、后来成为日本革命旗手的河上肇、山川均等一起，开展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他回国担任杭州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员，跟同校师生一起，开展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思潮的嫩芽立刻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师生们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当该校校长拒绝执行“撤职查办”的乱命之后，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酿成全国注视的“一师风潮”。这一风潮，更广泛地传播了新文化思想，使原来局限于学校的新思潮成为引起全社会注意的群众运动。可是，在强大的反动压力之下，陈先生不得不“自动离职”。
一九一九年底，他被迫回到家乡义乌，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了第一本用中文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次年出版。
一九二0年春天，陈望道先生应陈独秀邀请到上海协助编辑宣传革命的《新青年》杂志，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同年八月，他参加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一九二0年十二月，陈独秀赴广东，他负责主编《新青年》杂志。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他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三年他担任“上海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和教务长；一九二九年担任“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这两所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摇篮。
他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校，宣传新文化、白话文和妇女解放。他是一位坚持科学观点、始终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陈先生认为：“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能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
他这一番话，跟胡愈之先生的见解正是相同。胡先生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众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上的发言》）
语文革新是教育革新的前提，教育革新是文化、科技、经济和政治革新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中，“白话文运动”是整个运动的先锋和高潮。
陈先生认为，语文学术工作应当贯彻“现代化”和“科学化”两个原则。他在新语文运动中的工作，做得细致、具体、积极、勇敢，目光远大、方法科学，锲而不舍、步步深入。
他提倡新式标点。他是最早在刊物上采用新式标点的学者之一。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发表《标点之革新》（一九一八年五月《学艺》一卷三号），后来接着写了许多提倡新式标点的文章。标点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在三千年不用标点的汉字文章中加进一个西洋标点，好比一个小针头刺破了一个大气球。这是震动神经的思想革命！当时开明的国学家也认为，白话文很好，因为早在宋朝就有了，可是中文中间加进西洋标点，不伦不类，无异在长袍马褂上系上一条领带！今天，《二十四史》也都加上了标点，当初提倡新式标点时候的思想斗争已经被遗忘了。
他提倡革新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认为，《马氏文通》一八九八年出版以来，中国文法学一直向西洋文法学照搬照抄、机械模仿，这是方法论上的一大缺点。他建议：“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就，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一九四三）他说：文法学的主要问题是词类的区分，要从语文组织的成素与成素的关系和联系上，也就是从功能上来进行研究。他发动革新中国文法学的讨论，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从一九一0年发表《“的”字底新用法》（《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第十一号）开始，他写了几十篇讨论文法革新的文章，最后在去世前的病榻上还修订他的《文法简论》书稿。
关于革新修辞学，他在一九三一年被迫离开复旦大学以后，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的著作，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修辞学专著，其中驳斥了“文言可以修辞、白话不能修辞”等谬说。
他提倡简体字，带头在杂志上采用了“手头字”。一九三五年新春，他和上海的文字改革运动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三百多个手头常写的简体字，二月间由文化界二百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五种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这是简体字在多种杂志上实际应用的开始。
在简体字运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南京政府教育部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三百二十四字），可是第二年又取消了。清末开始的汉字简化运动，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才正式实行。
他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中文拉丁化方案，由留苏共产党员和苏联语言学者修订完成，一九三一年得到全苏新字母委员会批准，作为留苏华侨扫盲之用。一九三三年传到上海，形成一个拉丁化新文字的群众运动。
一九三六年，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后改“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上海分会”），主要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他帮助修改拉丁化新文字理论中诸如废除汉字一类脱离实际的提法。他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以共同研究拉丁化问题作为会务之一。他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等许多观点新颖的文章，对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语音标准是文字拼音化的核心问题。当时所谓“北方话”缺乏明确标准。一九五五年，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普通话”的定义提出科学的建议，把原来起草的“以北京话为标准”，改正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最后加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陈先生又对美学、逻辑（因明）学、伦理学等进行革新研究，写出超越传统的先进著作。
跟倒退逆流作不妥协的斗争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语文运动是波涛起伏、时进时退的。
“五四”掀起白话文高潮之后，接着就发生文言复古的逆流。这股逆流到三十年代初期，又一次死灰复燃。一九三四年，国粹主义者提出“尊孔读经”“文言复兴”，全盘否定“五四”精神。
针对这股逆流，他和胡愈之、沈雁冰等发动“大众语运动”，不但反对文言复古，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进行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起初刊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后来在《太白》半月刊和其他刊物上，提倡写“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大众语”，掀起一个比“五四”提高一步的语文革新运动。